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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之外
作者：定宜庄
内容简介
北京的城郊与北京城息息相关，既是城市的延伸，又是城市的边缘，是北京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走访了刘子扬、关俊民、张强等世代居住于北京城郊的人物，运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将他们与城市的联系、北京城郊与北京城的关系一一加以呈现，立足于城市史的角度，将京郊与京城的发展、变迁及相互作用关系，全景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总序
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
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
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
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
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
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
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
序言
本卷中各篇访谈的被访者，都居住于北京城的郊区，也就是北京城的城墙之外，所以我以《城墙之外》为本卷口述命名。
不过，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说的京城郊区，指的并不完全是北京市郊现辖的行政区划。如果约略言之，在北京的城墙未被拆毁以前，城墙之外就是城郊；在城墙被拆毁之后，郊区一度曾指二环路以外。事到如今，城里城外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三环之外有四环，四环之外有五环，五环之外有六环，环环相扣，也许不再有止境，通州、房山不是都已经与海淀、朝阳一样称“区”了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人们还常常挂在嘴边的“进城”“出城”等词汇，不知不觉间就已不再使用了。总之，清朝灭亡已近百年，北京城郊的界限一直处在变化和扩大之中，但详叙这一沿革，并不是这本口述史的事。所以，我这里所谓的城郊，可以简而又简地一言蔽之，就是与城墙以内的这座城市关系特别密切的“城外”。当然，即使这样，这个“城外”的范围也过于广阔，我其实只是在这些地方选择了几个零星的点，或者说，就是选择了几个人。而这些人，并不像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是“农民”“乡下人”，从他们自己甚至再上溯到他们祖上，往往都不是农民，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在1949年之后曾被划入农民户口。
本来，对于一部讲述北京人的口述史来说，仅仅城墙之内的百姓生涯，已经足够完整，足够独立成篇，而我之所以还要冒画蛇添足的危险，在城郊选择几个点和一些人，而且专列成编，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北京的城郊虽然也以耕地农田为主，却不是一般人们想象的农村，而有着与城市息息相关的特性，尤其在城市与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之间的、围绕城市的地段，那是城市的延伸，是城市的边缘，也就是说，是城市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地段内，生活着大量与城市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口，对这些人和他们与城市的联系，我会在下面的部分一一展示出来。再者，城内与城郊的边界，本来就不是固定和绝对的，城郊的外来人口，有一天会成为城里人，城里人也会因贫穷或其他各种原因迁居城外，这是一个川流不息、生生不已的过程。
不了解城郊，对城市的了解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多年来对于京城郊区的研究，虽然也受到少数学者的注意， 注2但从整体上说，还几乎是完全的空白，这也曾影响到我对北京城郊的认识。在这里，我选择的虽然只是区区几个点，但这些被访者给我讲述的故事，已经使我对北京城郊的了解，有了与以往很大的不同。
我选择的这几个点，以位于京城西北郊的居多，这有客观与主观的原因。从客观上说，由于清代皇帝活动的另一个中心——圆明园就位于京城西北的海淀，这一带确实较其他地带与城内的关系更紧密、更引人注目。从主观上说，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对这里更熟悉、更有人脉，也更觉亲近。而对京郊其他地区，有很多我至今仍很陌生。总之，北京的城郊，是个太大的题目，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来说，这只不过是个连正式的开始都算不上的尝试。
一、那条进京的古粮道刘子扬口述
第一次 时 间：2002年9月19日
地 点：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访谈者：定宜庄、张莉
第二次 时 间:2014年7月3日
地 点:从北京到通州
访谈者：同上
[访谈者按]在铁路铺设之前，漕运是京城的命脉，漕粮由运河运抵通州，再从通州运抵北京。早在乾隆末年，从朝鲜出使中国的朴趾源，就在日记中描绘过从通州到北京一路的繁盛景象。他写通州：“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道路，寸寸前进。市门之扁(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他写从通州到北京的运粮道：“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宁”。注3
这样的场面，直到清末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年年月月周而复始的推独轮车的苦力之中，有一个应该就是刘子扬先生的爷爷吧。他们从山东顺着运河北上通州，然后又从通州顺着运粮道进入北京，最终在北京扎下根来。到刘先生的父亲一辈已经与北京的旗人通婚。他认为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已经是典型的“满族姑奶奶”了。不过在这篇口述中，最生动的还是那个推独轮车的爷爷，这是由孙子讲述的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爷爷的故事。
我对刘先生的访谈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曾任职30年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办公室。第二次是他应我的请求，带着我一起从朝阳门外的关东店开始，走那条著名的古运粮道直到通州，走过当年他爷爷背粮食的运河河岸，以及潞河医院、复兴庄等他的爷爷、父母以及他自己童年和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这实在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行程。
沿着大运河进北京，这是当年山东等省贫穷百姓入京的主要路线之一，刘子扬的祖上如此，后面还要谈到的周桂芳等人的祖辈也是如此。所以本书就从通州的运河开始，再由东向西地展开吧。
刘子扬，1931年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即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编辑和研究，1991年10月离休。
2002年刘子扬在办公室
(本人提供)
[我与刘先生去通州那天，是从朝阳门地铁站出发的，一出发就先经过南营房，所以他就从南营房讲起，引录于此，可以与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关松山老人的口述衔接。]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这边有个南营房您知道吗？
刘子扬(以下简称刘)：知道！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北京以后，搬到这地方住了一两年的时间，我经常上南营房那边去，遛弯儿呀，南营房挨着北营房。
定：就是现在工人体育馆那儿？
刘：对对，北营房拆得比较早。修工人体育馆什么的，20世纪50年代就拆了。南营房基本上是整齐的，一个院儿一个院儿的，每一家都有门楼，里边照我们北京话来说是砖瓦房，一边是齐趟的瓦，当间儿是灰。那种砖瓦房。
定：齐趟的瓦是什么？
刘：就是不是整个儿全是瓦房，是一边一趟儿，那一般来说都是北京老百姓的房。这南营房最让我遗憾的，就是当时我不知道它要拆，那时候也没相机，也没这意识，我要知道要拆的话一定要留几张好照片，照几张完整的营房院，院墙，门楼，多好啊。等我一听说拆了，我说坏了，连个照片都没留下。
从朝阳门下地铁的桥，就是老的朝阳门桥，朝阳门桥的底下就是护城河。前面这一段就是刚才咱们上车的地方，叫关东店，整个是过去老北京的城乡接合处。我住的这地方叫东大桥，东大桥这儿过去也有一个桥，是出北京之后的第一道桥，对北京防务也有作用，从这儿出去之后就是大郊区了。
这条古运粮道啊，过去是石头的，我小的时候还是石头的呢。日本时期要修从通州到京津的公路线，要把石头起了筑成水泥的，他(们)把石头都扒了，底下是土，一半一半地筑，先筑马路这边，再筑马路那边，也省得阻碍交通。结果那一头还没接到从北京到天津的那条路上呢，日本就投降了。所以刚解放的时候这条运粮道一半是水泥地，一半是石头的。一直到解放后才把它重新修成柏油路。
就这条马路啊，过去我年轻时候在潞河中学注4上学的时候，保证是一个小时骑自行车到北京。通州没有看电影的地方，学生一到星期六，一下课蹬着(自行车)腿儿就往北京跑。在东四那儿有两个电影院，看电影。它这电影是连放的，进来之后直到晚上才出来。
从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道闸，总的称呼就叫“十三道响闸”，哗哗哗……和这条运粮道是平行的。因为通州低呀，船从通州运河进来，进通惠河，要过十三道闸才能到北京。那个闸是双闸，你从下水下来了这个船，进了闸之后，把下头的闸闭死了，把上头的闸提开，这样水面就和上边一边平了，这船就又走，一道一道地走。我还见过呢，现在这些闸一道都没有了。十三道闸每一道闸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第二道闸就在八里桥的东边。一过八里桥的那道闸叫杨闸。最后一道在1947年、1948年的时候我们还到那儿去过，夏天到那儿游泳、洗澡。注5
元代通惠河上诸闸位置示意图
通惠河平津闸(即高碑店闸)今貌(定宜庄摄于2006年)
定：当时这一带都是大粮仓是吧？
刘：不是。粮仓都在从东直门到朝阳门当中的这一块，就是南小街左右。原来由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个仓，通州那儿是三个仓，北京这儿有十个仓，大部分都在这一块儿。
1.基督教改变了我爷爷的一生
刘：我1931年出生，六月二十三生日，今年七十一。六月二十三是阴历，阳历是那年的8月6日，这是后来才查的。我从小就没过过阳历生日，都是过阴历。我父亲是通州人，我可以先说说我父亲家。
我们的原籍老家应当是在山东，不知道是山东什么地方。他们是从运河过来的，就住在运河的岸上，通州的东关。他们一家子都做小买卖，卖小吃的，火烧啊，豆腐脑儿啊，就随着这粮船，粮船一到通州，一卸粮食的时候儿，到晚上非常热闹，那些卸粮的工人往下扛粮食的都饿了，都要吃点东西啊。我爷爷他们家哥儿三个干这个，做小买卖。
我爷爷不爱说话，他给我简单地说过。他一岁多，他母亲死了，我爷爷行五，是由他大嫂把他带大的。老大和老五差出一辈来，我大侄子比我大一百天。我爷爷跟着嫂嫂，自己得挣饭吃。所以他从13岁开始就在粮船上帮人卸粮食。粮船到通州之后，它那粮食不是成口袋的，整个都在仓里边，粮船到了之后现装口袋，往下扛。注6我爷爷身体好，差不多一米九的个子，比我要高，魁梧，有劲儿。他跟我说刚一开始卸粮食的时候都不许穿衣裳的，怕你偷粮食呀，什么衣裳袋子都没有，只能穿鞋，所以鞋就做得特别大。因为粮食都在仓里头，你一进去之后，这两只鞋趿拉着，鞋旮旯儿里头就灌了好多粮食，等卸到岸上之后，回来赶紧把鞋磕了，再去第二趟，多走一趟鞋旮旯儿里就多留点儿。这一宿磕出的粮食就够一宿吃的了。这个说起来还特别形象，鞋大一点呢，能多扣点粮食，可你脚受得了受不了？一方面得掌握好分寸，一方面你还得忍着，有时候磨出泡，有时候磨出鲜肉来。反正就这样，就卸粮食。后来就允许围一块布了，刚一开始连围布都不允许，就赤身裸体。我大爷他们家就在土坝上卖面茶，每次到这儿来就(把粮食)磕打给他。有很多人，有固定的，每天在你这儿吃东西，打个尖儿。
定：您爷爷在哪道闸给人背粮食？
刘：他就在八里桥附近，第一道闸过来之后，就到第二道闸这儿，粮食就上船了。就不往这边走了。
后来他就不扛粮食了。干什么呢，推独轮车，从通州土坝那儿装上车，搭帮结队地(把粮食)运到十三仓，就是十三闸，推到闸这儿给你个签儿，推一石就给一个签儿，回去拿这个签领钱。他身体好啊，人家都一边搁一个口袋，他在车当间儿再搭一个粮食口袋，这样人家推二石他可以推三石，挣得就比别人多。他就推独轮车(把粮食)往船上运。
定：您就是说把粮食直接运到城里来？
刘：运到城里来。还有一种是从船上卸下来之后(船)再回去，就倒上船的这一段。因为什么呢，通惠河接着运河，这个地方过不来船，就得倒船。原来这个地方叫砖坝，那边叫土坝，那边叫石坝。注7
定：往这边运就比较累，倒船就不那么累是吧？
刘：各有各的累。卸船也累着呢。
定：从通州推车到这里得走多长时间？
刘：多长时间不知道。
(车到通州的土坝)
那边就是西岸，西岸特别高，就都是靠粮船的，东岸就一片庄稼地。只要是涨水，这边就一片汪洋。
定：当时他们从土坝往上扛粮是在东岸还是西岸？
刘：西岸，都是在西岸。
定：您说的土坝其实也没有坝？
刘：没有坝，它就是名字叫土坝。那边儿还有一个石坝。石坝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说的通惠河往北京去的那道河呀，那道河与运河的交汇处。
定：您说您伯父他们卖烧饼的地方……
刘子扬在土坝(定宜庄摄于2006年)
刘：对对，就这儿，西岸了。粮食市儿。你看这旁边是一条内河，这个地方叫闸桥，这边就是回民胡同，岸上就是做买卖的，回民整个在通州运河边上做买卖。都是跟着运河来的，形成通州的回民。回民做小吃可以说是最拿手的，甭管家里怎么穷，出来的东西往摊上那么一搁，那就漂亮。回民穷啊。我爷爷背粮食之后，没事就在那儿摆地摊，就是蒙人啊，套圈儿，知道吧？套上你就拿走了，套不着你就拿钱买圈儿啊，就干这个，干这个的时候就在回民胡同这儿跟这回民打架，拿刀找人家去了，走到人家门口，结果他犯小肠疝气，肠胃往下坠，走不了啦，最后他一赌气，他自己不是带着刀嘛，就把自己割了一刀，他认为自个儿有刀伤药啊，割了之后一上刀伤药不就好了吗，结果割了之后坏了，好不了了，没有办法，快死了。当时潞河已经有西医的医院，美国立的，街坊把他抬到医院，到了医院给他治好了。
我爷爷那时候也就是20多岁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信基督教了。他说以后什么都不干了，就信教了。基督教4个会，注8他是属于公理会的。他没有文化，就在潞河医院注9给人看门，那时候挂号讲究用那木头牌子，他就卖看病的牌子，卖了一年多。后来(有个)牧师，是一个美国人，看他小伙子还不错，送他到潞河书院，让他挨那儿念神学。当时还不是潞河中学，叫潞河书院。他在那儿念了两年多，他就是聪明，念得很不错，英语也能说了。回来之后让他当牧师，他说我不当牧师，我信教是因为教会把我的病治好了。这就不卖牌了，就给医院管药，还当会计，记个账什么的，一直到他退休，60多岁。
我爷爷住在通州区复兴庄，是原来西仓的晾米厂。1900年以后庚子赔款，把那块地方赔给教会了，教会在那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村子，都分给了这些教民，最早的老家是36家，其中就有我爷爷一户，他在那儿就安了家。后来又娶了我的奶奶，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就是我大爷。
1900年打义和团的时候，他已经在潞河医院，已经信了教了。就因为他信教，是教民哪，义和团一闹起来之后，就把我这个大奶奶和大爷当时就给杀了。就在东关上，那时候我爷爷他们就在东关住嘛。二十九军大刀片，就在东关这地方杀日本鬼子。第二年才卢沟桥事变嘛。
这样我爷爷就参加了打义和团，跟着八国联军一起从通州到北京。打义和团的时候他身上负了三处伤，左手的二拇指也打掉了。后来就住在庆王府那儿养病，就是定阜大街那儿。注10
他跟我说到了北京之后，因为他是中国人，联军就派他去到京南，跟义和团联系，就在廊坊这边儿，黄土坡这一带，见他们的头儿。他说出去过三次北京。他说就是取得联系，究竟联系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
定：他没说到那儿是谈什么？
刘：没有，具体情况他没说过，就说是联军让他出去的。他是中国人哪，联军里边中国人很少。还说当时清政府怎么样支援联军，蔬菜呀，水果呀。
定：清政府那时不是和义和团一伙儿的吗？
刘：对呀，你瞅呀，他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都非常清楚。我最可惜的就是没有详详细细地跟他谈过，只是听他随随便便一说，他也没有说得很详细，太可惜了！
义和团闹过去之后，他继续在医院上班，也不去搞教会的事情。那阵儿教会的那些牧师呀，潞河医院那些大夫啊，还有潞河中学那些老师呀，他们都是入教的人，入教有个规矩，不许放高利贷，那些人都有点现金哪，他们都不敢放，但是我爷爷就是那么个出身，从小就在坝上干事，像混混似的吧，他不在乎，他不仅自己有钱就放个账，他们那些人有点富余钱也交给他，他帮着放，比如说应当三分利，你拿二分我拿一分，就这样。我爷爷一直没买地，有点现钱，生活也很不错的。
今日潞河中学(定宜庄摄于2006年)
我爷爷是非常古怪那么一个人，他说：“三教九流的那些东西，坑蒙拐骗的那些东西，没有我不知道的，我都知道，但我不拿它去对别人。但别人要是拿它对我，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甭想蒙我，我也不去蒙人。”以后就是这么个处世哲学。他说几千人请他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不是便宜”，在社会上有很多看上去便宜的事情，表面上对你来说好像是便宜你了，实际上后面不定隐藏着些什么东西，那不是便宜。非常深刻。
定：怎么还有几千人请他做演讲？
刘：那就是教会组织的，解放前的事。他说的都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后他就挨家那么一待，成天地，养活着小狗，把小狗训练得相当好。
定：您爷爷挺有意思。
刘：不单是咱们现在提起来有意思，那整个，当时在整个通县，都相当有名的。我爷爷少白头，您到通州，当时通州万寿宫各个茶馆所有的地方，您打听打听，他姓刘呀，就叫白毛刘，没有不知道的。
我就跟你说一个小笑话吧。他出去坐洋车，那时候他已经有钱了，人家跟他要6个铜子儿，他给人家4个子儿，人家不拉，说您再添添，他说一巴掌吧，人家一听，一巴掌就是5个子儿呗，拉上他了，拉到地方，他给人4个子儿，人说您不是说一巴掌吗？怎么还是给我4个子儿？他说你瞅我这手，我这一巴掌是几个手指头？他不是打义和团时候打下一个(手指)去么，就4个手指头。很小的小事吧？就这么个人。
我父亲到北京上学就把家安到北京，因为什么呢？他一个人跟他爸爸要钱，供他两个妹妹在北京念书。女的甭想念书，念了小学毕业之后就甭念了，等着找个婆家就行了，我爷爷就这么个思想。我父亲跟他爸爸回家要钱哪，都有策略的，早晨起来坐从北京到通州的车回到通州，是礼拜天，到了通州不提要钱的事，一个字儿都不提。我奶奶做着吃的喝的，吃着，聊天儿说话儿。我们复兴庄离火车道非常近，晚车由北京开到通县，到通县再往东到通县发电厂那地方，火车掉头回来，往北京再开20分钟，我们家走到车站20分钟，只听火车一拉笛儿，因为一拉笛儿的话就要进站了，我爸爸就张嘴要钱：“我就要走了。”老爷子不敢耽误时间呀，耽误时间赶不上回去的火车了，赶紧给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拿着走，20分钟回北京。白天不能提，提要钱的话就不给你，且磨蹭呢。我儿子小的时候跟着我爷爷玩，那都重孙子啦，每次看这孩子，一分钱两块的水果糖，拿小刀把这一块水果糖切成4瓣，闹了就给一瓣，这一瓣水果糖就能玩一钟头，您看，就这么个人儿。特别爱财。
是1939年，还是日本时期呢，我们通州闹绑票的，把我爷爷绑了去了，把他那点钱都给绑走了，是我母亲给他添了点钱才把他赎回来的。从那以后他就没钱了。赎回来了之后他害怕，不敢在通州住了，就住在我姥爷那儿，住了有差不多一年，他不能老跟人那儿住着呀，就又回到通州。回到通州他就不敢在复兴庄住了，他不是信教么，就在通州南大街快到鼓楼了那地方，鱼市口里头那儿，有一个公理会的小教堂，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子。你知道闸桥吗？小楼那儿，从闸桥往北，那叫鼓楼前头，鼓楼后头，从鱼市口往东，是原来的东大街。好像那个鼓楼就是拍《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地方。注11那不是在城里边吗，就上那儿去住闲。就我那叔伯大哥天天骑着车给他往城里头送饭，早晨送一顿晚上送一顿。
我爷爷对他自己的身体非常在意，几十年在医院他也知道点。一天喝多少水，吃多少饭就够了，多一口东西都不吃，他那么爱吃肉的人，每天吃3块肉，切的块儿都得那么大，多一块都不吃，多一口水也不喝，从来不喝茶，就喝白开水。要不他活这么大岁数呢。
我爷爷是1964年97岁死的，就是因为太老了，一直到死的时候脑子还清楚。那时候我正在顺义搞“四清”，1964年嘛，家里给我打电话说老爷子不行了，我就骑着车从顺义赶到通州，早上出来的，到家天都快黑了。我进我爷爷住的房子，他的床就跟一个匣子一样，四面都是板儿，这边可以撂下也可以支上，怕被子掉地下啊，我一瞅把他的床都挪到屋子当中来了，他们说老爷子老想摸那电门，离开那墙远一点儿，他就够不着了，他就是不想活了，他消化系统不好，到后来每天都得灌肠，他烦了，不行了，自己不能生活了。
刘子扬爷爷的晚年照(刘子扬提供)
信基督教对我爷爷性格的改变非常大。我总觉得这基督教对改变人的做人性格是很有办法的。像我爷爷那样的一个人，从粮船上长大的、扛粮食推小车卖苦力的，后来又耍钱，耍钱耍宝哇，要不然他干吗跟人打架呀，这么个人，旧社会最底层的，而且还不是一般底层受苦受难的，而是在街面上混混这类的，他能够一下就笃信基督，就能改变他的性格。
我爷爷对整个从清代一直到北洋到国民党，到日本时期所有经过的这些事情，都非常清楚。他从底层上来，脑子又特别好使，要不然英文怎么说得那么好，他40岁了才学英文，潞河医院是教会的医院呀，所有药品都是英文的，他都知道，你不能给人拿错了呀。对于现代史上来说，他最清楚八国联军的整个过程，还有华北地区教会的历史，比如通县北京教会的成立问题，整个情况他一清二楚。他说从入了教会到了医院之后，到60岁从医院退休，就一直跟着这些牧师们在整个华北地区的各个省搞教会，因为他们得有中国人陪着他们，领路呀。他说他不愿意参与，但是他说他全知道。我非常懊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太少，他也不跟我说很多，偶尔地就说那么一句，我说的这些就都是从他那儿一点一点听来的。那时我在人大念书，星期六回到通州，又有孩子老婆的不一定顾得上，每次见上一面，坐在那儿十分八分钟，二十分三十分钟，也就是那样。到档案馆工作之后我还跟他说过，什么时候有时间，那时候还没搞秘密宗教呢，注12他说行……太可惜了，不行，已经完了。
张莉：他有些性格特像他爷爷，好打架，现在走到大街上看见不公的事他还跟人打。
2.父亲的家人和母亲
刘：我爷爷有4个哥哥，只有老大家和我们有联系。我大哥，就是我大爷爷的孙子，是去年春节时刚死的，死的时候92岁，我没见着他。我那个大爷爷也是活到97岁死的。大爷爷家现在就剩两个侄子，一个侄子现在在通州，一直是做小买卖的。到运河停运以后他们就开始种地，原来给人种点地，租点地，后来就有地了，买的。运河停运好像是同治几年，停运之后就改成海运了，咸丰以后运河虽然还通，漕粮已经不走了，通州坝上那些生意就萧条了，他们就种地了。注13
被义和团杀了的是我的第一个奶奶，也是通县的人，还有我大爷也死了，他们那一支就没了。义和团闹过去之后我爷爷重新结的婚，结婚以后生的我父亲，是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姑姑。
我爷爷他们家都不是满族。我亲奶奶就是通县农村的人，住在通县运河东十多里地的一个村子，小脚。比我爷爷小好多岁呢。她是1946年死的，那时六十刚出去不久，或者还不到六十。比我爷爷早多了。我见过她。
我父亲是在通州出生的，原来在潞河中学念书，初中毕业之后到汇文中学念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在华北工程学院学工。华北工程学院是老名，就在鼓楼西大街，鼓楼刚一进去，往里头一个教堂，这边就是，他们就念了一期，连他毕业一共就18个学生，这学校就没了，哪儿去了不知道。我母亲告诉我，说他学得还挺不错。
我母亲是富育女中注14的学生，跟我大姑姑是同学，经由我大姑姑介绍给我父亲的。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在华北工程学院还没毕业，挺年轻，我母亲在齐鲁大学念一年级，就因为结婚了就不念了，当太太了，那时候都讲究结了婚之后回家当太太。他们在通州完婚之后，因为我父亲在北京读书，他们就在北京，在鼓楼西大街58号，在那儿买了一个小院。我爷爷是有钱。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就出生在北京。
我父亲毕业后工作了不到3年就死了。他毕业的第一年，是在北京盖一个什么大礼堂，大礼堂当中的照明灯不是得有一个反光的碗么，到处买不着。那个时候的工程师都是包工性质的，他就到外头转呀转呀，买了一个大圆的洗澡盆，当中间儿挖个窟窿，就做反光的那个，安这个的时候从上头掉下去，摔吐血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盖哪个学校的时候从三楼的脚手架上滑下来了。第三次是到石家庄修桥，发大水，大水冲下来，他自己起来之后，为了那些个木头不让水冲跑，就在身上绑了好多绳子，去把木头一根一根地拴到树上，整拴了一宿，回来之后病就犯了。把好几箱子的东西，一套画图的家伙统统都扔到石家庄，没拿回来。回来就住在北京道济医院，那是教会医院，就是现在第六医院。注15在那儿住了不到一年，他说要不行，咱们马上搬回家，回通州老家去。就把鼓楼西大街的房子卖了，装了一大卡车，雇了一个小卧车，他和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妹妹，就回到通州。这是1935年的事，那时候我才4岁多，不到5岁，我妹妹才两岁。转过年来的4月份，1936年他就死了。唉，就是摔吐血死的。人家都劝我父亲找中医看，说你这病西医没有办法，我父亲就死不看。
定：他不信？
刘：不是不信，是不敢，怕他爸爸。我爷爷不是教会潞河医院出来的吗，他死不让看中医。所以我父亲就这样扛着扛死了。我父亲我母亲都不信教，可是我爷爷真信。
我后来就一直在通县长大。那时候我母亲就是家庭主妇了，也不干什么事情，就帮我两个姑姑上学。我两个姑姑都在我家住。很快我那个大姑姑就出嫁了，嫁到南方去了，可能是跟我父亲的一个同学，他是学会计的。我父亲死的时候赔偿的保险金还不少，他挺年轻就死了嘛，大概是4000多块大洋，其中就给了我这大姑父1000块，他到美国去留洋嘛。回来正是抗日的时候，他就在湖南的煤矿，做成本会计。解放之后从湖南他回到北京，因为我们家的房子跟我闹翻了。通县那房子，是我母亲教书和用我父亲的抚恤金盖起来的，1944年日本时期，最困难的时候，过不下去了，卖了一半。我母亲死了以后，他非得跟我要那个房子，还在通县法院告我，要跟我分家产，后来法院人家一看，所有的房子的房契都是我母亲的，他们就败诉了。我就生气，我做侄子的，这房子我也不住，你如果要住随便住，你到法院告我，就做得太……我一赌气，我把房子交政府了。
我小姑姑嫁给了六必居的一个少掌柜，结婚之后他想带她回家，他们家在山西，老醯儿。结果遇着卢沟桥事变，她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在那儿，据说是日本人打山西的时候，两人都让飞机炸死了。
定：就这一个姑姑还闹翻了？
刘：没有办法的事儿。后来我这个大姑姑的女儿跟我还可以，她比我小一岁，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然后到外交部，到现在还跟我联系。
(我们这时已经步行至小楼鲇鱼饭馆处)
定：小楼是个什么源起啊？
刘：源起就是一个饭馆，是当时通县有名的饭馆之一。我到通县工作以后，回民饭馆一共有三个，基本上规格都差不多，但是小楼是最老的。从我还不记事起就有小楼。小楼是个回民馆，以回民菜为主，爆肚、牛尾、爆羊肉。鲇鱼是最不好做，最不好杀的，既不爱死，又攥也攥不住，拿也拿不了，挺不好做。所以它是专门卸下来鲇鱼的肉，不能见鱼，不能见鱼刺，要是见了刺，它就失败了，就说明差点劲儿，手艺不太好。然后就跟焦熘肉片一样地做，做出来的得是鱼，可是不能见着刺。得酥脆，里头得嫩，老了不行。小楼这是一特色。做回民菜是要有点手艺的，有点水平的，现在已经达不到那水平了。
刘子扬父母20世纪30年代初的合影(刘子扬提供)
3.满族妇女厉害，在家当家
刘：我姥姥家的事情我只是听我姥姥说过，因为我姥姥对我最好，我从小的时候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们不是在北京住么，我姥姥就跟着我们。
我姥姥是镶黄旗满洲，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好像我姥姥是姓孙，娘家就在海淀老虎洞，是那儿的老户。我姥姥的父亲的情况我不太知道，据我姥姥跟我说，好像她叔叔什么都是当兵的，她的父亲是在守通州八里桥的时候死的。她那个大爷是皇上赐的金脑袋埋的。
定：您姥姥不是住在海淀吗？
刘：他们是当兵的呀。
定：您姥姥他们家跟这个通州还有点缘分呢。
刘：整个的清军，僧格林沁带着，是从通州那边节节退下来的，到了通州的时候，最后一道防线了吧，就在八里桥这儿。打这一仗挺有名的，败了嘛。注16我姥姥他们家坟地在沙窝门外头，现在说是复兴门，原来叫沙窝门。注17后来我姥姥的姨死的时候，也是四人大杠，抬往沙窝门外头，那时候还有咱坟地，我还知道呢。
定：您姥姥的母亲也是年轻时就守寡？
刘：对，带着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再往上我就不知道了。我姥姥她父亲不在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当家，她十几岁就在家当家。她父亲要是在也不至于让她当家。解放前的时候我还见过她的诰命，一卷，装在一个铁筒里头。
定：是您姥姥的父亲的？
刘：我姥姥的！正二品诰命夫人。在慈禧的时候，她有时候就进宫去，去陪慈禧玩玩牌呀，老得让慈禧赢。还比如说，“这姑娘，你鞋是你自己做的吗？做得真好看。”你马上就得给她做一双。当然她赏你也是真赏你。
定：他们家是内务府的，有钱？
刘：那是肯定的。我姥姥家的3个弟弟，大弟弟是内务府管银库的，她的三弟弟，就是我的三舅姥爷，是慈禧的内廷侍卫。她那个二弟不成人，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几次犯法，我姥姥出来靠到门这儿，就谁都不敢进他们家抓人去。我姥姥能那么小就在家当家，做正二品，不是因为我姥爷的缘故做的。后来下来个差事，他们满族都有名儿呀，到时候该放你差就放你差，给她二弟放到上海关，肥差呀，他不去，是让我姥姥的姨的儿子顶他的名去的，一直做到国民党时期。
我姥姥的姨家就在西直门里头，北达儿胡同。从北大湾一直到西直门，大湾大街的房子都是他们家的，一个大院子，还有山水石这个那个，阔得很。原来不怎么样，就是因为在上海关么，后来他的儿子也到了上海当少爷。我那个小姨(指姥姥的姨的女儿)，我管她叫姨姥姥，其实是老姑娘，也是一样，在家当家，厉害着呢，她的嫂子、侄子、侄女，这一大家子谁也不敢惹她，她管家呀，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家我也去过，在北京城里大概有五六处房子，现在赵登禹胡同，辟才胡同里头，跨车胡同1号。注18
清朝倒了以后，她娘家逐渐就破落了，就没有什么钱了。
旗人的妇女是能干，厉害。因为在俸饷那种条件下，男人在外边打仗，家庭是靠妇女，家里就得她撑着，所以一般出嫁晚。我姥姥出嫁时已经很大，起码30岁。因为在家当家不嫁呀，附近谁都惹不起她。
要说我姥姥的性格，我就说一件事情。她说她从16岁就开始抽大烟，跟我姥爷结婚的时候戒的烟，要出阁了不能上人家抽大烟去啊，从16岁到出阁，我估计那时候差不多小三十了，十几年的大烟瘾呀，又没有什么药可吃，咔嚓就戒了，就是不抽了。一个女人，这种毅力！
一直到我小的时候，我姥姥还抽旱烟，她有一个黄布口袋，里头搁的是大烟籽儿，如果阴天下雨的时候捏上几个大烟籽儿掺到旱烟里头，抽起来特别香，我还抽过呢，不上瘾。我那姨姥姥家都抽大烟，解放前我不是经常上她家去吗，有时候放寒假暑假上她们家去玩玩，我那小姨给她，给我姥姥的那个姨，给她们熬大烟，烧烟，我都知道。
定：那您对您姥爷的事知道多少？
刘：我就知道我姥爷是正蓝旗的，原来做过官，也有文化。清末，光绪到宣统时期官制改革，之后成立了一个东城、西城、海淀管地方的什么局，他最后就是在那儿，从那儿下来之后教书。就在小西天，我记得有一个大高坡，上去是个庙，私塾，我姥爷在那儿教私塾，现在这个地点我就摸不清楚了，总的名称叫小西天。注19我姥爷他自己一人过，我姥姥就说他“死了”，他们合不来。我妈妈大概也很少去。
定：您母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一块过吗？
刘：不。我姥姥一直在她娘家住，始终在海淀老虎洞住，注20生了我母亲以后也在老虎洞。我妈妈跟我说过，她从富育女中初中毕业之后，曾经回到海淀，这是在1927年以前，她参加过李大钊在那儿组织的什么班。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李大钊是见不到了，那个班也就没了。从那开始她到天津杨柳青去教过一年书，也是躲这个事。从那儿回来，才又到富育去念书，后来又到山东的齐鲁大学。所以我知道她在海淀住。
定：后来她出阁以后也没跟您姥爷过过几天哪？
刘：好像是因为什么呢？我姥姥跟我说过，因为我姥姥没有儿子，她就是我母亲一个女儿，我姥爷不干，他就抱了一个儿子，自从抱了这个儿子之后，他们就不在一起了。我姥姥烦他抱这个儿子。
定：他抱儿子可是没娶妾？
刘：对，后来这个儿子十几岁的时候跑到东北，又从东北跑到日本去了，到(一九)四几年时候他曾经回到北京，见到过我姥爷，但是我们不太清楚。
我打小就没见过我姥爷，后来我爷爷被人绑了之后不是在我姥爷这儿躲了一年多嘛，到那时候我才见过我姥爷，而且我还去过一次，所以我这么知道他在小西天住呢。
定：他就娶了您姥姥，没有再娶？
刘：对。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姥姥就跟过来了。
定：您姥姥也跟着你们到通县？您觉不觉得她和别的老太太不一样？
刘：跟着我们到通县。也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和外边接触太少。反正我姥姥最疼我，我从小就跟着我姥姥长大，跟着我姥姥睡觉。我妹妹跟着我妈妈在北房，我跟着我姥姥在西房。北房是我父亲结婚时候自己设计的，他盖的房子跟普通的不一样，中式的房子，内装修都是西式，西式的落地窗户，上下拉的。我爷爷他们住在后院，因为我爷爷的房子是灰顶子的，所以我父亲这北房不能超过他的高度，也不能盖瓦。我父亲就把瓦都盖到灰底下了。西房是普通的房子。我一直跟着我姥姥，一直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姥姥把我惯得不行。
定：您姥姥和您爷爷能处得好么？
刘：他们基本上不接触。前后院，我们在前院住，他们住在后院。后来我爷爷和我姥姥还可以，因为我姥姥给他做饭吃。满人，各式各样的饭她都能做着吃。我爷爷有些饭都没吃过，比如烙糊塌子，好吃，汉人没吃过这个。还有什么打豆儿酱呀，咸茄儿呀。
定：什么叫咸茄儿？
刘：就是茄子。买秋天的小茄子，每一个茄子上头都得带皮，切成扁块之后，把黄豆搁油里头炸一下，炸出黄豆味儿来，完了之后把茄子搁里头，搁酱油，一滴水都不能搁，用微火把茄子下面的汤和那点酱油还有黄豆煮熟。黄豆的味儿往上蒸啊，把茄子熏得那黄豆味儿，好吃。我姥姥会做好多好吃的，都是些小吃，具体我都记不清了。反正烙芝麻酱糖饼那是一绝，我回回就爱吃那芝麻酱糖饼。我妈妈管，老吃老吃哪行？哪次都是我姥姥给我往被窝里送，让我躺被窝里吃。我姥姥能干，她从16岁当家她能不能干吗？针线活不能做，就会做饭，什么都会做，做得也快，也好吃，她也会吃，她从小就吃过嘛(笑)。
定：您觉得您姥姥给您的影响大不大？
刘：挺大的。她对我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生活上的一种习气。吃呀，喝呀，起居呀，生活呀，这些方面，她专门有一套东西，别的影响倒是次要的，因为她是个家庭主妇，是个老太太呀。思想上她不会给我什么东西。
定：您姥姥识字吗？
刘：不识字，一个字儿也不识，可是打麻将她认识。她很重视我母亲的教育，能让她读书。她这人可以说不是那么挺守旧的人。所以我母亲从小受这方面的影响吧。
定：您母亲是不是从小就一直上的西式学堂？
刘：刚一开始的时候是读私塾，跟着我姥爷在家里头念的书，后来就上西式学堂。
定：那时候您姥姥怎么就肯把她嫁给一个汉人了？
刘：不知道。她是自由恋爱，是由我姑姑介绍的，我姑姑比她小，管她叫姐姐嘛。她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就结婚了。
定：您母亲给您影响大还是姥姥影响大？
刘：我母亲。我母亲这个人是非常有本事的一个人。后来她的老师我都见过，都认为她在整个的富育女中来说是一流的，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她后来上的是文学系，文采特别好。我父亲所有的合同啊，工程上的东西，文字的东西，都是我母亲替他写。
定：您母亲身上旗人的味儿还多吗？
刘：不太多，但是也有，厉害吧，也是当家。我父亲死得早，我母亲一个人，都是我母亲在家当家。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爷家和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就是让我这个大哥跟着我们家。当时我小，家里就是我母亲、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姥姥，一家子大大小小的，没有男人哪。我这个叔伯哥哥比我母亲才小十几岁，比我大好多呢，正经是个男人哪。他一直就跟着我们家。我爷爷不是躲到城里头住么，他就骑着个车，天天给送饭。在家就归置归置，干个活儿什么的。然后我母亲在外头教书，就这样。
我母亲姓赵，到通县打听赵校长，从警察到做买卖的、摆摊的都知道，整个通县大大小小没有不认识她的，因为她是职工业余学校的校长啊。
我母亲原来在富育小学当主任，解放的时候她不干了，因为解放前我就参军走了，家里就有我姥姥一个人，还有我爷爷，我妹妹也上学。1950年的时候通州教育局的、工会的到我们家里，请她去办职工教育，去了几次，她没法推辞，就出来在通县职工业余学校当校长。通县职工业余学校很大的，从高中初中一直到小学扫盲。后来那是1956年，成立高中之后，规模大了，建立党支部，说还让她当校长不行了，她不是党员啊，就给她派了一个校长，是党员，说你就交吧，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把工作交代一下，她说不用，三天就行。就因为这个，通州市市长、宣传部长跟她谈了几次，她都想不通，她说事情我可以不干，但这事情本身来说你们就是不对，然后就让她到富育女中去教书，当教员。
1957年“反右”就完了，那是1958年3月，好像他们怎么是“右派”人数不够，就说她反对党的教育政策，还是因为这事，打了个“右派”嘛。
我母亲跟溥仪一般大，1906年出生，1979年死的，七十三。我姥姥也是73岁死的。
我姥姥陪嫁的两个大黑箱子，从帮儿到底儿通通都是全樟木的，一直到她死，就这两个箱子，谁也不能动。里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破破烂烂的，就搁着她那铁筒儿诰命，还有一个紫貂的马褂，好像是我姥姥的父亲的，我姥姥保存下来的。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马褂了，我父亲上大学的时候夜里头老加班，画图什么的，我姥姥怕他冷，就把她保存在箱子底下的这个马褂给他拿出来，改成小皮袄给他穿。我父亲死了之后，
刘子扬之母赵志青1954年2月15日在通州市(今通县)职工业余学校门外准备下厂了解教学情况(刘子扬提供)
我母亲就一直留着这个，谁也不能动，等到我从部队回来之后给我了，我就始终放箱子里头搁着，一直保存着。
我姥姥的漱口碗儿我现在还留着呢，花堆儿，都是明代的，里头搁花瓣儿的熏的什么，是我姥姥的。还有五彩饽饽罐，装点心的大瓷罐，两个是康熙(时期)的，两个是乾隆(时期)的，大闺女她要，拿走了。
4.10月19号凌晨渡过鸭绿江
刘：我是在通县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1949年1月27号通县解放。通县解放比北京早，是旧历的十月，北京是1月29号，阳历。我是参军走的。当时我已经参军了，我们部队在大红门那儿。1949年1月、2月份开始南下，那时候我在军文工团，跟着部队搞救护哪，宣传哪什么的，从北京出发就直奔打武汉，完了一直到广西，抄白崇禧。回过头来之后就奔海南岛，雷州半岛，打完海南岛之后回来到广州，到广州的时候接到的命令，十天十一宿，就从广州到的安东注21。到安东那儿之后，原来说是进行两个月的政治训练，就是搞爱国教育，然后再进行两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果两个月的政治训练刚完，美国不是侵略朝鲜吗，军事训练刚开始，不行了，第一批我就去朝鲜了。那时候每天晚上拉练，出去紧急集合转一圈，走一宿。那天就走走走，走过去了，从安东大桥那儿过去的，那天是1950年10月18号，晚上，19号凌晨过去的。
定：记那么清楚？
刘：那敢情！我们那个时候，部队文工团讲究要下连队，在部队住下，排个戏呀演个剧呀什么的，只要部队一行动我们就跟着部队走。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跟着部队，下到连队过去的。抢伤员，抢人家地势，组织后勤哪。整个五次战役，我们就在人家那飞机坦克大炮的射程之内，没参加打仗，只能挨打。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完了之后，连队正在调上文工团，没有多久我就犯心脏病，骑马都不行，坐上汽车送到后勤医院，从安东一直到黑龙江鸡西，休养了一年。然后我说我就回部队吧，一个日本医生，那时候是咱们留用的，他说：“你还回部队？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啊，今后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就完了。”
定：那么严重？
刘：6个月没让我下床啊，下了床之后我都不会走路了。这样我当兵当了5年，转业之后就回到通州，在通县市人委工作。第一年刚从部队下来，谁都不认识，没有私情啊，就搞劳动调配，哪儿要人哪，该怎样怎样啊。第二年搞工商管理，摊贩管理。第三年搞教育局的基建，干了没有几天，又让我去筹备成立体委。我一看不行，我工作了两年多不到三年，就换了4个工作，这事我不干了，我得上学。当时我已经报了统一高考了，市人委的秘书跟我挺不错，他给我念了个通知，说人大档案系要提前招生，我可以试试。我就准备。到北京前门那儿住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这么考上了人民大学的档案系。然后就4年念下来了。
1951年年底刘子扬因病自朝鲜战场回国治疗，此照为1952年元旦摄于松江省(今黑龙江省)鸡西县人民医院(刘子扬提供)
二、从架松到劲松
[访谈者按]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人死之后要实行土葬，但又不可能葬在城市里，所以北京城市周遭，就出现成片的坟地。皇家的坟墓称陵寝，明帝有十三陵，清帝有东陵、西陵；王公的坟地称园寝，清代亲王、郡王的园寝分布于京城近郊远郊的许多村落。此外，贵族官僚乃至平民百姓的坟茔，不必一一细数，最穷困寒酸者，大概就是后面将要出现的一篇访谈所说，只能买一处“坑口”的了。注22皇室王公和其他有权势者的园寝坟茔，都有专人专户负责守护，人们将他们称为守陵户、看坟户、坟户，守坟日久渐成聚落，那村落便以公主坟、十王坟、索家坟、高家坟、贾家坟等“坟”来命名，北京郊区以坟命名的村落，实在是太多了。注23
金启孮先生提到民国初年北京郊区满族的情况时，认为应该抓住三个点注24，其中一个，就是王公园寝，他说王公园寝的苏拉(满语“散差”)因为看守墓地的关系，多年来也在当地落户聚居，人数自然较营房为少，但也是较为典型的地方。
有关坟地与坟户，我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一书的诸多口述中都有涉及。如在“天潢贵胄”一组中，
架松的显谨亲王坟说明上的“显谨亲王”即丹臻第六子衍璜，他的坟俗称新坟。该牌子今已不存(定宜庄摄于2003年)
毓旗谈到郑亲王的园寝在京西八里庄，金励衡谈到英王阿济格的园寝在京东的八王坟。而金秀珍和金竹青姑嫂的口述，就是从金女士夫妇出城守坟开始讲起的。在“朔漠迢遥”一组戴鑫英的访谈中，也有关于他祖母娘家是“坟少爷”的故事，而他说的坟少爷所看管的肃王坟，就在架松。注25
架松的肃王坟是清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肃亲王的园寝。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共有十几位肃亲王，其中有四代五王，就都葬在这里，他们是第一代肃武亲王豪格注26、第二代显懿亲王富寿和他的弟弟温郡王猛峨、注27第四代显谨亲王衍璜注28，还有最后一个：肃忠亲王善耆。注29他们的坟地，也相应而有老坟(亦称架松坟)、大王坟、二王坟、新坟与花园之称。
架松过去曾是北京的一处名胜。20世纪30年代某人(作者不详)所著《北平旅行指南》称：“架松，在广渠门外二里许，松植前清肃王墓前，共六株。松本粗皆数围，苍劲古老。其树身曲折，枝干纵横，穿插下垂，多作龙蛇翻舞之状。因其上既蔽日横云，下使游人俯首，故以朱柱支之，始得是名。”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再看不到这“横荫十亩”的六株古松的风采了。如今，这个地区称为劲松，位于东二环光明桥东南仅仅一公里处，是北京人口最密集的居民区之一，在鳞次栉比的高楼、拥塞不堪的车流和汹涌澎湃的人海之中，很难想象当年坟茔的松涛林海，当然，如果没有夏晖的帮助，我也无法追寻到守坟人后代的踪迹。
劲松居民区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架松村的守坟人后代，由此而“农转非”成为城市居民，集中搬迁到华威西里那栋高达16层的七号楼中，我就是由夏晖带领，在这栋楼里找到白四先生并为他做了这次访谈的。我在前面也曾提到，关于王爷坟，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出版，而我注重的，是作为北京郊区一个特定的、数量相当庞大的人群，这些守坟人的生活方式与变迁，以及他们与坟主和当地其他居民之间的关系。
在找到白四先生之前，我曾与在楼前闲坐的一群老人聊天，其中有一对老夫妇，丈夫姓程，自称祖上也是看坟的，原先可能也是旗人吧，他说因为自己不识字，参军时就报汉族了。我把他对我讲的有关架松的情况，用楷体字插在这篇口述中，以作为对白四先生谈话的补充。
夏晖出生于1981年，也是守坟人的后代。他因为对架松的历史、文物以及知情的老人们都在迅速离去怀着深深的焦虑，而主动找到我，并专程陪我一整天，去踏寻旧地和访问老住户。对于年轻一代追寻老北京文化和历史的热情，我的感觉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在这些“新新人类”中，终于有人认识到了“旧”的也就是历史和文化传承对人的价值。悲的则是，他们的祖辈和父辈所能留传给他们的，已经几近是一片废墟了。
(一)白四口述
时 间：2007年5月9日
地 点：北京崇文区(现东城区)华威西里小区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夏晖
1.架松的肃王坟
定：您今年……
白四(以下简称白)：七十二，属猪的，1935年(出生)的。架松这个地区(一九)五几年如果要保护起来，比龙潭湖的地儿都大。
定：架松这地方过去有名啊，谁都知道。
白：可是现在谁都不知道。连他们大人(指夏晖父母)都说不清。
以前龙潭湖啊，是里潘家窑，里潘家窑外潘家窑，知道吗？不是有这么句话吗：“里九外七皇城四。”注30外城的城砖就是(在)里潘家窑烧的。这儿呢，叫架松，架松坟，肃王府(的坟)，后来改了叫架松村。
由潘家窑往东，那儿先头有个报觉寺，是个家庙。这个新坟地，现在架松那边他们都管这个叫庙，这不是庙，就是新坟，架松先有的架松坟，后死的王爷埋到这儿，就是新坟。顺这头再往东，整个就是架松。庙这边拉呢，从这股道往西，顺着第一个红绿灯到第二个红绿灯往北到东里头，那是一个花园，大花园，都是肃王府的。我们架松先头有上马
内九外七皇城四
石下马石，就这儿，这不是有一个理发馆吗，理发馆的后头，这是一个下马石，我说的那个家庙，那是上马石。架松这边拉，南门不开，就是进西门进东门，到时候了，到点儿了，“当当当”一敲点，东门也关上了，西门也关上了。
定：这地方还有点儿？
白：北京城不是“九门八点一口钟”注31吗？一口钟你知道挨哪儿吗？
定：不是崇文门吗？
白：崇文门。崇文门也有故事。修那门的时候淘水，随淘随砌……这说的是老桥那儿，现在成了地铁啦(笑)。故事多了，皇宫那个角楼子……(故事略)有这么个故事吧？
现在这股道往北，以前是运粮河，跟二闸通着。
定：那就是通惠河了？
白：对。注32
［程：打那东门外头有一大道沟子，那是一道运粮河过去，一直通到十里河，由十里河往东南走，一直通到天津。十里河那儿有个老爷庙，老爷庙再往南有一个娘娘庙，离这儿不远，一里多地吧。那老爷庙台子不小呢，解放之前还唱戏呢。老娘娘，跟西山(妙峰山)的似的，有庙会。大钟的话得仨人搂，有两米高。］
白：就我说这个新坟哪，它里边就有一个坟头，大坟头，有宫门哪，现在就剩这个大殿了。大殿里头有一些小房，木头房，里头有一个桌子似的，供三个牌位。大殿外头呢，有一个白玉石的(案子)，上头有一个这么厚的、白玉石的坛子似的，往那儿一搁。上头的这么宽，也就有一尺来长，这么顸(粗之义)的一个铜的什么。咱不懂啊，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小时候看见过，就是跟那里头长大的嘛，那绝对一点儿错不了的。那里头的天花板，没事玩去，小时候到那里头藏猫儿去，
显谨亲王坟大殿(定宜庄摄于2003年)
顺这天花板里头的一间房上去(躲起来)，那谁也找不着。那儿有个疤瘌，木头疤瘌，是几个孩子给捅的，捅了看哪儿呀？看天坛，天坛的那个坛，那绝对没错。现在让楼都给挡住了。
就说这罗汉墙……就是那个大殿。大殿四围砌的墙就说是罗汉墙，那里头的棺材，木头都这么厚(比画约有一尺厚)，都在坟头里。我再跟您说一点儿，我也爱说啊，我那时候还小呢，日本时期闹土匪，有盗墓的，顺这个罗汉墙啊，这儿，盗了一窟窿。盗一窟窿以后呢，我们那儿有一姓曹的，曹达仁，就是曹松庆他大爷，放羊，那边净是草啊，盗墓的把那板子搁到窟窿上，盖上了，羊这么一走，木板一翻，才知道那儿被盗了。这咱们就得报吧，那时候洋灰还不多呢，是关家，弄几辆大车拉沙子、洋灰，全是肃王府出钱。谁进去的呢？任五，他胆大呢，让他下去，下去一瞧啊，里头是水，水里头有一小船，那船一见空气就过来了，他拿电棒一打(意即打开手电筒一照)，那船上有灯，灯一见空气就灭了，然后他上来让别人下去看，也是。就是那个坟哪，盗墓的没盗走。怎么没盗走呢？有那船哪，你过来不是得上船么，你也不知水深水浅，不敢上，这么着，给墓留下了。
定：这也是传说了。
白：不是，这是我看到的。船我没看到，那盗墓留下的地儿我看到了。你让我找，我还知道那个地儿，可是现在都是人家的院子了。
现在你要问他们整个架松村有几个碑亭，他们说不上来。五个！张嘴就得说五个。这说的是大碑，不说小碑，小碑就是露天没有碑亭的，大王坟也有，没有碑楼。(大碑)这边是满文，那边是汉文，一雄一雌。大王坟俩，一雄一雌，圈里头俩，一雄一雌。
定：我不懂这一雄一雌是怎么个意思？
白：雄雌就是公母啊，公的、母的。
定：碑怎么还有公母啊？
白：就是做的样式不一样啊。就是立的碑，一大一小，具体写的什么字，都是肃王的东西。那时候新坟的大山子后头，那大杨树，不是六棵还是七棵，反正七八棵吧，一个人搂不过来。西边有一棵柳树。靠大道上也有几棵。那山子上头都是松树，一片松树，柏树，都是这个，那时候有点小风啊，一进山子“哗——哗——哗——”响。过去到我们圈里头，老有几片网，叫子呀，贺子鸟啊，都有。新坟的大山子现在都撂平了，解放以后，×××他们卖黄土啊，拉出去都给卖了。
树现在这边还有几棵，就是在13号楼的后头，还有一棵大槐树，从槐树西边，整个在圈里头，给碑楼整个围起来了，这树枝都是横着的。
［程：最细的枝都比这树(指马路边碗口粗的树)还粗哪，都是横着的，用杉篙注33给架起来，六个人搂不过来的树嘛，碑亭那亭子特好，夏景天儿特凉快在那儿。“文化大革命”才拆。］
白：不是，(碑亭)“文革”之前解放军给拆了。乍一来他们是炮兵，六门大炮，整个儿把这马路这边，占了。不是1952年就是1953年，就是这两年。
［李注34：都没了，就剩一大殿。剩一大殿还乱七八糟。花园子拆啦，小庙拆啦，北边那两个碑楼也没了。毁啦。］
定：我看见的那几棵都是死树。
白：那几棵死树是××家弄的。不信您去挖去，它绝对缺根。解放以后他没辙啊，刨那根，刨这么宽，这么长，一棵树刨三根两根的，当劈柴使了。树跟人似的，本来它就老。结果他进法院(应是监狱之误)就进了二十几年。现在活着的好像是三四棵吧，是在东北角，人给保护起来了，还真好。
2.肃王坟的看坟户
［程：没解放的时候，那架松圈里头没人敢去。圈里头有西门，西门外头是下马石，南门外是上马石，甭管你多大的官，你走到那儿，你也得下马，下马石早没了。要是没解放，(外人)跟这儿住不了，给您扒一层皮，这土霸王了不得，这解放我还受欺负呢。
定：这架松的坟圈方圆得有多少里地啊？
程：没有多少。小学校(指现在的劲松三小)就在那里头。
定：那他们一家有多少房啊？
程：嘿，那房可多了。都是看坟的房。有个七八十间吧。
定：看坟的都干什么，是不是都种地呀？
程：公家给关银子，那会儿。我还没看见过呢。还没我呢。］
定：你们这几家过去就是管看这肃王坟的？
白：哎，就是看坟头的，就是这儿看坟。都是多少辈子的老住户。说架松的老住户，我这岁数都不算了，我这岁数之上算老住户，那才成。先头啊整个架松村，谁说有多少户，让他说他说不上来。我就告诉您，整个的架松村，36户。后来了，一点一点地掰了，那就户多了。
定：您说的36户是什么时候？您爷爷的时候？
白：哎。六个姓，36户人。架松啊，有一外号：“哈一党，夏一窝，谁家没有关家多。”关家人多。刚才都说六姓，不全是。在这里头，像我们这户是白家，我们家人少。哈家，曹家，夏家，关家，还有钱家……还不对，还有赵家，还有任家，任家人少，就一家。都是老住户啊，都是大王坟、二王坟，娘娘坟，新坟。这你上外边别人谁都说不上来。我是走不了，要是走得了咱们一块儿去遛遛这几个地儿。
大王坟有关家、白家、金家，金富贵，金世良是金富贵的父亲；两家赵家，赵文彬、赵文光；一家张家，一家鲍家，鲍志良。二王坟是马家，马什么我说不上来了，就知道马五马六，现在活着都得一百多岁了。完了这边拉，娘娘坟……
定：也是肃王的？
白：哎，有江家、夏家。也有的人都绝了。到这边新坟呢，马家、白家、王家、前河沿后河沿江家。架松圈里头，东边拉，东门里头，姓夏的，夏庆福，老辈不知道叫什么啊；西门一进门到南里头，姓钱，钱祥慈，九十多死的，刚死，没有两年。道北里头，关家，关家后头，姓曹，曹松庆……你看佟家都不是咱们架松的人，佟××他妈是架松的姑奶奶，是左安门佟家的，他们是做轿子的。外潘家窑是大苇坑，大苇坑都是关家的。
定：这些人名您还都说得上来。
白：我多少得给你说几个人名大概其，不能胡咧呀。
定：你们家是从哪辈过来看坟的？
白：反正我知道我们是正黄旗。我们这都是正黄旗，说多少辈过来的就没传过来了，老姓也说不好，反正到我这辈三辈都姓白了。我们那时候听我父亲说，我们架松有夏家一个，有我爷爷，俩人进沙窝门，广渠门啊，一个打点，一个关城门，让人给逮住了……
定：干吗关城门啊？
白：喝醉了打赌。这个说你敢关城门吗？说我敢。那个说你要敢关城门我就打点去。这打点的给逮住了，关城门的没逮着，跑家里去了，赶紧，去救去吧。有一个姓夏的，是我们这村的头儿吧，到那儿去了：“拿带子给我绑上！”弄回去了。咱们这儿一提架松的人，谁敢动啊，搁现在你关城门？不得给打死！
定：说明那时候架松这儿的人够横的。
白：那时候是横啊，现在咱北京人没有这……都是外地人横。
定：这是您爷爷的故事？
白：我爷爷的故事。
定：有个事我一直闹不懂，这坟怎么个看法呢？
白：这几家吧，这是坟地，你们给归置归置，别让外人骚扰，别毁。
定：各家怎么分工啊？
白：不分工啊，大家伙儿关照不就得了嘛。这是那大坟头，这上来台阶，得五米吧，两边大门，一边一小门。一说城里来人了，就跟着一块儿进去。
定：他们每年来几次？
白：一年来两次，这是那个时候，后来就不来了。(来的)头天就告诉话儿了，大概其的就都知道了，这几家就赶紧的，孩子大人的紧着忙活，该扫扫的，该哪儿有什么的，大伙儿忙活忙活，归置归置，就跟咱们归置屋子似的。要说十九(善耆第十九子)啊，宪度之注35我知道，他来的时候坐汽车，坐马车，瞅见过那马车吧，赶车的跟上头坐着。孩子看着都新鲜。
［程妻：反正他们一上坟来，架松村的大姑娘都得藏起来，不藏起来要给选进宫去这就干了，就搁起来了。］注36
定：最早看坟的时候都有俸禄是吧？
白：哎。那时候旗人不就是架鹰，就跟张国立演的什么似的。
定：给你们开支的时候你们种地吗？
白：不种啊。
定：就是说过去你们这架松圈里头一大圈地，可是你们都不种？那些地就荒着？
白：就荒着。有地，有草地。后来不给你开支了，比如说那时候一个月一个男的，我给你开50两银子，后来给你开40两了，后来他没钱了，给你开得越来越少，一点一点少了，那怎么办呢？那我这生活……后来越来越什么，你又不会种地，怎么办呢，咱们找个人来帮着开地吧，找人帮忙，你是汉人，我给你找来，帮我种几天地。我们跟汉人学种地，就跟现在请人家民工盖大楼似的。都说嘛，“老百姓都发愁，侵略民房盖大楼”。
定：你们家那些地都是后来学种地才开出来的？
白：啊。人家帮你的忙，你的地，我弄完了你种。学(ｘｉáｏ)会了种地，那就不用汉人啦，还用他干吗啊，我会啦。就在这儿种地。那时候各家的地都差不多，几亩地。你像我们那时候，这儿是六亩，就是现在小学校(劲松三小)操场啊，那是我们家的地。西边，就是我说的新坟哪，光华木材厂的后头，宿舍，那儿有二亩地，也是我们家的。还有山后，他们都不知道哪儿是山了，就是坟圈后头。(宪度之)土地改革的时候他来过。我们种的这地，我们没有地契啊，他有地契。
定：就是说土改的时候把宪度之的地都分给你们了是吧？
白：没分，不分了。就按我们以前有多少地，就按照架松村总共的地，现在说就是总账，他就交政府了。
定：交完了以后呢，你们就没地了？
劲松一角(定宜庄摄于2003年)
白：我们照常还种着啊。后来入农业社的时候就入没了……还有房契，搬迁时候的房契啊，是解放后第一任北京市市长给我们发的房契。还有更老的一个房契，解放前二年下雨下了好几天，房塌了，都上碑亭住着去，就弄没了。
定：你们家解放时候划阶级成分划的什么？
白：贫农。我们这家整个儿是贫农，我们人口多。夏××是地主。大王坟的白家，中农。他是自个儿找的，穷的时候吃不上饭，就一闺女，后来买个骡子，拴一挂车，不错吧，结果打一中农，骡子也归公了(众笑)。
定：现在你们都是居民户了吧？
白：都农转非了。
3.白四一家
白：我爷爷的上头是哥儿一个。爷爷那辈儿是哥儿仨，大王坟有哥儿俩，新坟这儿是我们家。我父亲那辈儿就哥儿一个。到我们这辈上哥儿俩。我大姐今年活着都八十八了，年头太多了吧？我哥哥都没见着我爷爷。那时候种点地呢，还都有手艺，我爷爷那辈儿是干什么的？土作，就是您这儿要盖房，挖那个根脚，那叫土作，干这个。我爷爷那时候还搂柴火卖，搓火绳卖，知道吗？
定：不懂。
白：(进屋拿出来一块石板)就这块板啊，在我爷爷那个时代就有，传给我妈，可不是这样，这已经磕得乱七八糟的了，那时候是圆的，就用这个搓火绳(演示)，那时候不是有滴滴涕，日本时期滴滴涕，熏蚊子的。注37到我父亲这辈儿是瓦匠。
定：那您呢？
白：我没文化。
定：您不是念过书吗？
白：早就(当)饭吃了。
定：那您后来干什么工作？
白：我呀，打布袼褙儿的。
定：是做鞋用的布袼褙吗？那还是一行当哪？
白：对，那属于底行。什么叫底行？就是纳鞋底子，绱鞋，不都得用这个吗？后来不价啦，后来是玻璃厂，做玻璃的，现在我就说做玻璃的，不说底行了。
定：您那时候是学徒啊？
白：学徒。
定：你们有这几亩地还不够养活你们的，还需要出去学徒去？
白：日本时期受苦了就。没有饭吃，吃混合面，吃花生饼，吃核桃饼，就是咱们这儿的核桃，把皮剥了去，里边不是有那墙吗？(用墙跟核桃仁)一块儿一压。日本快亡国了注38没几年吧，“防空壕，没用着，日本亡国卖大袍”嘛，“抽汉奸，打汉奸，棒子面，卖一千。”听说过吗？(大笑)
定：没有啊。
白：日本人以后国民党，国民党三年，那时候一般。为什么叫一般呢？你有几亩地，旱涝保收，到时候能种这点地，能收回这点粮食。那叫半工半农。现在种粮食，比日本时期、国民党时期、解放初期的地，打粮食能翻上两番。为什么说翻上两番呢？第一个，现在的种子跟那时候不一样了。第二个，你的地现在都上这个肥那个肥，什么肥田粉。我们那时候种的地呢，使那个车，进城里头扫黑土去。你知道什么叫扫黑土吗？
定：不知道。
白：你50多岁，扫黑土你都不知道？就是弄着那车啊，上城里头，胡同，拿把破扫帚，墙根底下乱七八糟的地儿，就扫，扫成了堆，拿铁锹往车上装，那叫“出城十里黑”。城里头那土是黑土，到咱们这地儿是黄土。城里那土扫来呢，里头有点草末啊乱七八糟的，搁到一堆，挖一坑搁里头，再加上咱们这地儿的灶灰，什么掏的茅房啊，一倒水使这一捂，一发，发完了，冬天弄的吧，折腾两过儿，是肥吧，给这个东西搁到地里头。棒子刚这么高的时候，往那棒子棵底下，抓一把，加点肥，这叫抓青。现在不用这个了，这是那个时候。那时候五亩地的麦子啊，就说还是平平常常不算旱不算涝的情况下，一亩地的麦子就能打上50斤。这一个麦穗啊，沟三沟四，知道什么叫沟三沟四？比如这是一个麦穗，这不是一道、两道、三道吗？沟三加馅儿，沟四加馅儿，加馅儿啦，沟三加馅儿啦。加馅儿了多打，能到70斤。人家就说了：“哎，今年您这麦子可抄上了啊，您这顶呱呱的。”麦子地里头种晚棒子，要是秀穗的时候没赶上雨，就这么一点(比画几寸高)。现在呢，催，一年打两季儿，打几千斤。现在这棒子，这么大个儿，一棵上就俩。
我们那时候受的罪啊……学徒，我学徒那年十几岁，日本刚亡国(投降)。那学徒太苦了，现在这孩子，还甭说孩子，就是40岁以上的，像我大儿子今年四十八了，他也受不了。说您是师傅，我是徒弟，早晨起来，人家耍手艺的人家没起呢，您得把洗脸水把什么都归置完了。人家起来遛弯儿去了，您得给那被卧叠起来，该搁到哪儿搁到哪儿。还一样，我要是把那被卧卷卷起来，“
当”，像搁这杯子似的，搁到边上了，回来他(指师傅)就找掌柜的去了：“您不要我啦？”——搁被卧卷就等于辞了他了，这回来我就得挨打。你得把被卧都抹擦平了。你住过暗楼子吗？什么叫暗楼子啊？
定：……
白：连暗楼子都不知道。咱们这大房，这个(墙)角支一根木头，那一(墙)角支一根木头，四个角支四根木头，横上，搭上梁，搭上板子，在上头搁东西。徒弟跟暗楼子上睡。哎，耍手艺耍手艺，过去学徒就跟做新媳妇儿一样。
定：您说说您学打布袼褙儿的事好吗？
白：做袼褙儿是在城里，干了二年。别提受那罪了，现在那地儿没了。(拿来两张白纸)就比如这两张纸，这一张纸就等于一块铺陈，这两个(袼褙)要粘到一块儿，茬口只能是一韭菜叶的宽。打呢，一双鞋底的袼褙儿，是三尺六的长，一尺六的宽，您得一块一块，这么样地粘。这是大块的。小块的呢，鞋帮呢，拉开了，也得这么粘，粘上还得顺这儿这么一揭，提搂出去，搁到这板上，晾干了用。打一层呢，都是这么小块铺陈，打一层不好打，没法提搂啊(演示)……那还挨耳刮子呢，糟蹋掌柜的糨子。
定：那技术现在也用不着了。
白：咱们中国的小的手工业，去了百分之六十了。做卡子的还多吗？妇女的卡子，不多了。还有砸花儿活的。这么大的锡做的模子，是俩的，给这模子搁到这铁上，这是这花的叶，拿这个镊子，夹着一个小花叶，搁到这个模子上，再拿那杠儿一盖，拿这板儿“咣”一砸，这模子一热呢，就出这一道一道的，叶脉。花市花市的知道吗？就从花市西口往东，羊市口往下，羊市口小市口，胡不拉口，道北里道南里，花市集。都有(干这个的)啊。
我从学徒，过日子，家庭生活的时候……20来岁，正受罪呢。
定：20来岁您是……
白：50年代初。没吃没喝的时候，穷小子。“三年灾害”是真困难，那时候我就上玻璃厂。我什么都干过，就是这么大的个子不会偷人，我算白活了。
4.过去和现在
白：过去女的怎么请安你会吗？
定：不会。
白：你是旗人怎么不会请安呢？
定：您会？您请过？
白：请过啊，男的请安得把这腿踢出去，那时候讲究穿大褂呢，上谁家拜个年，进门您得先叫人，后请安。你比他小不了几岁，只要是比你辈分大的，你都得请安。你说那是个小孩，那也得管他叫叔，你也得给他请安，不价的话，家里大人瞅见，就挨说。
定：架松这地方是什么时候开始毁的？日本人来的时候？
白：日本人到咱们这村没糟害过，是以后，不过日本时期就差了……不单是村毁了，人都毁了，都不是人了，变了，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毁得没边了，架松毁得整个没有边了。
定：您是说过去整个村子都挺有规矩的，大家互相挺照顾的，像一家人似的？
白：对对对。像我这个岁数来说呢，像这个老街坊，多少辈，说这孩子犯错了，谁瞅见谁都是：“你干什么你，我踢你，我打你！”一告诉(家长)，还准成，家长准说：“打就打了，谁让你不听话来着。”哎，这孩子就教育好了。现在你要说你干什么你，我打你，他妈先不干了，就是一个儿嘛(指独生子女)。现在你管不着，你姓你的姓我姓我的姓，那时候不价。就是说那时候团结。那时候就我们这村，开着门，“谁谁谁在家呢吗？”没有，就进去拿个镐啦，干点什么啦，哪儿像这时候……
国民党时候征丁，我们这儿老住户夏官保他是保长，见要抓谁他就给报信，说快跑，跑哪儿去呢？刚才我说的外潘家窑，大苇坑，躲起来，你要来抓，没人。土地改革没怎么斗他嘛。
定：你们王爷坟的外头都是汉人的坟？
白：不少呢。就这股道，往东，大部分都是汉人。也就是吃俸禄的时候，跟汉人不一样，您一不吃俸禄了，这汉人骂咱们满人，说咱们上茶馆啊，都得先上门后头去，知道什么意思吗？门后头挂一块猪皮，抹抹(笑)。那时候前半个月满族人有钱，吃饱喝足上茶馆了，穷了，怎么办呢？说今儿你这嘴怎么没有油性了？怕人说。
5.汉人的坟户
［访谈者按］在找到白四先生之前，我曾与在楼前闲坐的一群老人聊天，李先生是这时路过这里的，老人们都说他也是华威西里七号楼的住户，知道的事很多，我便与他简单交谈了几句，但未及深谈，就有人告知说白先生回家了，于是分手。今将李先生的讲述罗列于此，旨在介绍架松一带除肃王府之外，其他住户的生活情况与生活环境。
李：我61岁。我们家在这儿一百多年了吧。看王爷坟的是旗人，我们是汉人。旗人就那么几户，几大姓。反正这都是老住户。老人讲在过去，在民国时期吧他们是有武装的，有枪，轻易进不了他们的坟圈里头，不过他们的(墓地)规模相当好，花园是花园，现在北空营部的，那是祭祀的地方吧。
定：你们家原来也是看坟的吗？
李：我们看的不是这坟，是全聚德注39的，就是前门外头的全聚德。就我们一户在这儿看坟，种的是人家的地。人家那阵儿有钱，姓杨。到我知道的时候他们是老哥儿仨，老大是前门这全聚德的，老二我没见着过，老三是天津的全聚德。老大的坟地不在这儿。
他们没有太大的坟，他们才几代人哪。到我们这时候就有二三十个坟头了。原先在小苇坑，东边，小桥那儿。肿瘤医院那边。坟地前头全是果树园，有松树，原来不少，好几十棵呢，围着苇坑边上。围城的时候(1948年)修工事，全给锯了。
老三家我去过，他们有活儿我们得给他干去，零碎活儿，房子修修补补。
定：你们不是看坟吗，还管修房子？
李：刚一解放的时候，他们没人哪。这杨老三，六个老婆，留下的就一个儿子，就是他小老婆留这么一个儿子，小老婆跟他差的得三四十岁吧。闺女是1953年还是1954年得肺结核死了。前门这个人家(老大)有儿子，儿子孙子都有。(全聚德)他早交国家了，刚一解放他就交了。原先的经理，十年前吧，是他孙子。人家那东西可是手艺啊。
今日肃王坟阳宅(定宜庄摄于2003年)
(二)关俊民口述
时 间：2016年1月11日
地 点：海淀区上地南路某咖啡馆
访谈者：定宜庄、苏柏玉
[访谈者按]2007年我在劲松为白四先生做访谈时，曾听他说到当地一句话：“哈一党，夏一窝，谁家没有关家多。”意即在架松肃王坟多达数十姓的守坟人中，有姓哈的、姓夏的，但还是数关家的人数最多。此次本书出版，承蒙橘玄雅先生推荐，联系到了关家后人关俊民先生，与他交谈长达四小时有余，这里先对二位表示由衷的谢忱。注40
关先生的这篇访谈，内容和线索相当丰富，但他毕竟年轻(1968年出生)，谈话中的很多内容或者来自听长辈聊天，或者出自自己的阅读和网络，又因曾就读于满文书院，接受过满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也有与专业人士交流切磋的机会，但遗憾的是，所述内容很少是他亲身的经历和体验，而我最初决定将其放入书中，是因为架松一带，是北京东南郊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一处，仅仅白四一篇口述，还是过于单薄，难以支撑起对这一地区全貌的描述。关先生对架松来历、与肃王坟的关系以及当地环境的诸多叙说，尤其是有关里潘家窑和外潘家窑养鸭户以及自家土地分布情况等的介绍，多少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片土地的大环境与背景的机会。至于对历代肃王坟地的一一介绍，虽然是关先生最感兴趣、也曾着力去逐一踏勘、在访谈中也费时最多的内容，我却只择其梗概选用了一部分而未全录。这样做的原因，是对于这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关心和研究者甚众，先有冯其利先生的专著《清代王爷坟》，现有网上若干图片和文章，甚至有众多热心人士专门为此建立博客群以切磋讨论，我这里便没有必要花费篇幅了。
事情本来到此为止，可是当我再次审读这篇口述稿，并且与关俊民先生在电话中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确认时，却发现我忽略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线索。事实上，这也正是关先生这篇口述中提到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内容，那就是，白四也好，关先生也好，关先生每每提到的戴鑫英先生也好，还有他讲的归属肃王府的众多人等包括那些名人们，其实并不能简单地以“守坟人”“坟户”来一语蔽之。他们都是王府属员，而清代王府属下的官员、兵丁、奴仆与太监，各有各的身份，却是既不同于外八旗官兵，也不同于皇家内务府人丁的另外一个系统中人。
清代王公属下人丁的情况相当复杂，简单地说，每个王府的人员配备都是由两种人构成的。一种是王公府属之人。清代八旗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上三旗归皇室所有，他们的包衣也便被纳入内务府，所以内务府只有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称内务府上三旗。由王公统领的，称下五旗，肃亲王统领的是镶白旗，所以他的属下，应该是归属于镶白旗分。
另一种，则是由内务府派往的官员。清朝对于王府的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有一套按照爵位高低而制定的严格而完备的规定，即以亲王的王府编制来说，规定设有长史1员，二等护卫6员，三等护卫8员，四五六品典仪各2员，又有管事官实际管理各项具体事务。并设有庄园处、回事处、随侍处、司房、祠堂、厨房、茶房、花园、马群头目、饭房头目、司库、匠役头目、牛群头目等，不一而足。此外，还设有数目不等的太监，看守园寝的官员，以及看坟种地的佃户。由于王府的官员中，有些是从内务府派去的，譬如最高级别的长史；也有本来就属于亲王统领旗分的官员与披甲；所以就以肃王府为例，其属下人丁就有的属正黄旗(内务府上三旗之一)，也有的属镶白旗(肃亲王统领的旗分)。
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每个王府属下，既然都拥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相应地，也便拥有众多的人口。而如果说我们对王府建制的介绍和研究还大多停留在一般性的叙述上的话，对于每个王府属下所拥有的众多人口，包括他们的不同身份、等级、人数的讨论就几乎还是空白，更遑论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社会史方面的内容了。事实上，从清代到民国，当外八旗官兵是按旗分驻在内城而且不得离城四十里，在行动上受到严格控制的时候，这些王府属下的并不在少数的人丁，互相往来、互通婚姻，自成一个小天地，也形成独具特色的习俗和风格，他们享有的活动天地却要广阔得多，他们在内城的王府与郊外的陵寝之间可以而且经常随意走动。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追寻的人群。关俊民先生的这篇口述，虽然简短甚至略显杂乱，但却是从这里，为下一步的讨论开了一个头。
下面便将本篇口述中提到的与王府建制相关的内容，作一说明。
(1)清代官书提到，各王府都设有长史1员，是由内务府派给王府当家的最高官员，实际上却高高在上，有名无实。本篇中关俊民提到，“国家有一个正式任命的长史，那是平常不来的。”即系指这个长史，所谓“国家”，当即皇家内务府。至于他提到的哈家，即住在东总布胡同的四爷哈奉迁，白四所说的“哈一党，夏一窝”的哈家，则是管理王府中一切事务的管事官，品级高达三品、四品。关俊民说肃王府有两个大管家，一个是哈奉迁，一个是高玉横，高玉横是副总管。这与官书记载的王府设置是相符的。
(2)关俊民本篇口述提到，他的祖上有人在庄园处，也有人在侍卫处。所谓侍卫处，很可能就是官书中所称的随侍处，这在官书所载的王府建制中也的确存在。庄园处的职责，是管理王府地产，负责收租、置买土地等事宜，管事者都是从四品、从五品的官员。随侍处的职守是随从王爷外出，担任车前轿后的护卫之责。配备的都是从三品起到无品的“拜唐阿”注41。
据此以推，既然关俊民提到他的祖上既有俸禄又有土地，很可能便是当时王府中有品级的官员，他提到的其他那些庄园处、侍卫处之人包括戴鑫英的祖上，很可能也是如此。
(3)王府中的官员品级有高有低，但地位、待遇与厨房、花园中使役的奴仆，以及守坟的佃户，待遇显然不同。官员有俸禄，有官员旗地；兵丁有饷银饷米，佃户则靠耕种王府的土地为生。再以肃王坟的情况为例，关先生祖上和白四先生的祖上究系什么身份，以及戴鑫英提到的“坟少爷”“坟包衣”是否存在又属哪一种人，就无从得知了。这也就是说，由于年代久远而且迄今没有户口册、人丁册为凭，同样生活于肃王坟，乃至其他诸多的亲王坟的为数甚巨的不同人员，究竟属于什么身份，已经很难查考了。注42
还要提一句的是，关先生所姓的关，是苏完瓜尔佳氏，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瓜尔佳为满洲著姓，而居苏完者尤著”，故列于除爱新觉罗之外的满洲诸姓之首。
本篇口述完成之后，我特请橘玄雅先生审阅一遍，并采用了他的部分修改和补充建议，为了不影响关先生口述的完整，玄雅先生的意见均放入注释中。
定：您说您把所有跟肃王家有关的坟地都跑遍了？是这个意思吗？
关俊民(以下简称关)：对对，所有这些坟地，差不多啊，我(20世纪)80年代都去过了，包括东边的万子营，还骑着车上门头沟，骑半天儿。当然我们家门口那些我更清楚。我有一个习惯，我老带着个本儿，想起什么我就记，慢慢找慢慢弄。我现在不怎么记了，谁要问，我都是让他们看我老师(冯其利)的书，都是我老师80年代采访我大伯父时，我大伯父说的。注43
我大伯父，关宗典，是1915年(出生)的，他父亲是庄园处的，荣安，荣五爷。他是小府的时候，就是溥仪出宫前后他去的。溥仪出宫是1924年嘛，1925年之后他去的，可能还不满十四五(岁)那样儿。
定：小府指的是什么？
关：民国时期(肃王府)不是挪到了东四十四条嘛，注44小府就是这个新肃王府办公的地儿，在王府的前边，有庄园处，侍卫处，还有管库的，反正除了马厩没搬走，还在市政府那儿，别的都搬到小府了。庚子年之后啊，(老肃王府)变成日本使馆，就是现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御河边上。注45
清末民初的东交民巷使馆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1.关家的来历
定：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
关：我在首钢，现在留守处。首钢不是都搬家了嘛，我没走，就留这儿了……
定：您是1968年出生的，那时候“文革”都快结束了。您那么年轻，怎么喜欢听老人们聊这些事呢？
关：小时候一出家门口就看见新坟(详见下文)那大瓦顶，哎说这干吗呀，怎么这么好啊！
定：好奇。
关：好奇了，后来慢慢大了，就愿意听他们聊老事儿。
定：您怎么想起跑这个事儿的？从头开始说说好吗？您父母是……
关：我父亲岁数大，我父亲是1929年的，他后来在起重机械厂。母亲也是那厂子的。
定：您父亲怎么就上起重机械厂了？
关：他那会儿招工就去了啊。
定：您对肃王坟这些事感兴趣，您父亲感兴趣吗？
关：他不感兴趣。
定：再往上呢？
关：我爷爷就是善耆的侍卫之一。他是庚子年前边的那个虎年(出生的)，你算算有多大？
(照此推算，应该生于1890年)
我爷爷去世早，他1937年就去世了，我爷爷要不去世，用我妈妈的话讲，没准儿也是汉奸恶霸。他当侍卫，是董海川教他啊。董海川不是在肃王府教八卦掌嘛。注46
定：什么？
关：董海川，八卦掌那个掌门，教他们侍卫处。这个肃亲王善耆啊，他父亲华丰是练鹰掌的，就是金璧辉的爷爷是练鹰掌的，注47他就喜欢这个，就把董海川挖他府里来了，等于我爷爷那会儿，就是华丰的时候就是侍卫。董海川要走，华丰说那不行，你得扶持我儿子啊，等到善耆当亲王他又保了善耆几年。然后他再出府，教的尹福他们。等于是他从肃王府出来之后教的尹福他们。所以按这岁数推算呢，我爷爷就比较大了，死得也早，就这么回事。
定：你们家是练鹰掌还是什么？
关：我们是练八卦，是董海川传的，传到我爷爷这一代，是在府里头，就是在传尹福之前。
定：然后到您父亲就没有学这些东西了？
关：他七岁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他就跟我大爷他们一块儿，他们没分家嘛。我大爷就不在侍卫处了，他喜欢茶行，他就在肃王府的茶房，管那个部门。
定：咱们先从您自己的家族和您自己的情况聊聊，好吗？
关：我们是恭悫长公主那支，公主是顺治的二女儿，就是康熙的二姐。我们本身是鳌拜四弟巴哈这支的，(巴哈之子讷尔都)尚公主之后呢，就过继给三爷鳌拜了，是鳌拜的过继子。
过继过去之后呢，就在铁狮子胡同。铁狮子胡同就是后来的东四十条啊。康熙年间啊，东四十条这儿不是十字路吗，分了这仨府，三个府邸。西边儿，是鳌拜府，就是超武公(的府)，孙中山就在那儿去世的，福昕那个宅子。然后中间这个和敬公主府呢，过去是恭悫长公主府，是康熙他二姐(恭悫长公主)的府。东边这个是老恭亲王常宁，康熙五弟(的府)。后来也当过启功他们家的府，和亲王弘昼，“三一八惨案”您知道吗？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和敬公主府呢，原来是恭悫长公主的，是我们的。
就这点东西吧，得看许多东西。就这铁狮子鳌拜府第的定论，这个挺难的，书上记载很少。再早冯老师(冯其利)也不知道，他没问过这个，他只知道超武公府在东堂子胡同，这是乾隆年间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这个地方后来是赛尚阿的宅子，然后它逐步演变，演变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在二十四中对面儿。你要到网上去查也行，你要亲自去看看也行。我对二十四中很熟啊，金宝森先生和那桐的孙子张寿崇先生开满文书院就在那儿。我在那儿上了一年多。
定：康熙朝之前你们在关外？
关：不是，在北京啊。
定：最早你们在北京什么地方？
关：就是这儿，就是这个地方(东四十条)。然后康熙朝鳌拜不是过世了嘛，我们要不就得回东北啊，等于豪格这个儿子富寿坟呢，富寿是(长)公主的表哥，他的父亲豪格是顺治的哥哥嘛，跟顺治是一辈儿的，富寿是他们的二代王，就是顺治的侄子嘛，这不就是长公主的大爷家嘛，等于是鳌拜的儿媳妇(指公主)的表哥在这儿修坟呢：“得了，留这儿吧。”这么一关系，所以我们就没回东北，就留这儿了。
苏柏玉(以下简称苏)：就是说您家是鳌拜的属于过继的一支，鳌拜犯事了之后你们这支就留在侍卫处了？
定：你们留到这儿就是看坟？
关：我们在侍卫处。要不我们就回东北了。所以就我们家特殊。
定：你们当侍卫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
关：当侍卫时候就住这儿呀，就是富寿坟(即大王坟——访谈者注)这儿呀。
定：具体在现在的什么地方？
关：现在的劲松职业高中。
定：我再问一遍，刚才还是没明白。康熙时候让你们回东北，你们没回，就留在侍卫处了，你们住家也就住在劲松那儿了，就没有住在原来的城里？
关：哎，府邸就没了，就抄了。
定：就一直住在架松了，这么传下来了？
关：对。后来不就给达福了嘛，就他们这支了，本支那个嘛。注48
定：哪支？
关：一开始传到苏尔达那支嘛，第二次再认的时候，平反的时候，就传到本支了，不是我们过继的那支了，因为我们虽然是长子，但是我们是过继的，是从(鳌拜四弟)巴哈那支过继的，是这样，我们这支就在这儿住了。
定：可是你们跟肃王家也不是一块儿的啊？
关：原来是啊，原来不是在一块儿吗，它有这层关系啊，有亲戚关系啊，就唯独我们家是专职侍卫处的，就没干别的差事。
定：我还是没听明白，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的？
关：康熙。在这儿头一家住。就是富寿。就没去东北。本来应该去东北，说得了，你们就在府里头吧，唯一关家的就我们家在侍卫处，我们家的官职，就是侍卫。
定：您说的侍卫处是你们王府的侍卫处还是……
关：王府的。注49
［2016年2月24日整理关俊民先生录音时，再次打电话核实这一问题：
定：你们说的恭悫长公主坟在哪儿呢？
关：黄木厂，双井公主坟。双井十字路的东北方向，那片树林现在还剩下几棵，在路边。那地方原来是内燃机厂的西门，1958年拆的。常宁呢，等于是老公主的五弟。
定：您说你们家是过继的，证明是什么呢？
关：证明就是那个地啊，那地就是归我爷爷看的，我爷爷打肃王府那儿回来老上那儿去看地去，这么回事。
定：您爷爷就老到那儿去，所以您是通过这个地来证明，说你们是过继的那一支儿的。
关：对对，我大伯父他知道这事儿。］
我说瓜尔佳氏不是像咱们大家所认为的，是到清末才改(成姓关)的，我说我们家组织过一个民间花会，东岳庙有一个花会碑，茶豆碑，碑后面有捐赠人，有一个比如说您定教授，捐赠50两，比如你小苏，捐赠20两。
定：那叫功德碑。
关：嗯，善男信女嘛，就有“信女关，一等超勇公关门赵氏”，我说这关门赵氏怎么解释啊，一等超勇公可就这一个啊，大清朝，对吧？这碑应该是乾隆十几年的，说明那会儿就已经改成姓关了。
2.广渠门外养鸭户
定：白四您认识？
关：是我四叔。白四那个话对，外潘家窑是我们家的，白四是1935年(出生)的，那岁数的他应该知道，他没往深里讲。咱们就从这儿讲。
这不是护城河么，这是外潘家窑，就是现在北京肿瘤医院那儿。里潘家窑就是现在龙潭湖，您知道吗？龙潭湖叫里潘家窑。这外潘家窑呢，不是一个苇坑，是仨。是这么一形儿，这儿有一块儿，这儿有一块儿，这么三块儿，三块儿养鸭子。养鸭子北京五家，我那会儿天天跑到那些老头那儿去，听他们聊天，五家。注50
定：全聚德烤鸭店的杨家是在那儿吗？
关：我给您讲啊您就知道了，您别着急啊，您得听我慢慢儿给您说。第一家，是鸭子来家，沿着护城河往上，包括天津都有。第二呢，鸭子刘家，第三是鸭子周家。
定：都养鸭子啊？
关：五家，都是最大的，每户都养几千只啊。然后第四，里潘家窑，里潘家窑到今儿是谁，我不知道，打听不着了。我估计啊，原来袁崇焕的墓在那儿，袁督师庙，龙潭湖那儿原来是广东义地，注52所以我觉得啊，原来这块儿的产业，应该是归他们广东人。原来是义地嘛，他们广东人不能回乡的都埋在这儿。是广东人不会是咱北京的，等于说(跟我们)也不是朋友，也不是亲戚，没关系。原来我问过二商局也不是几商局的老荣，他那时候太年轻，不记得了。我特遗憾的就是里潘家窑这个(情况)没弄到。
1920年前后朝阳门箭楼东南面，围绕瓮城的内城东护城河的鸭子注51
这外潘家窑，就是我们关家。这里原来都是活水，鳌拜被平反之后，宫里就允许我们家提闸放水，等于是给公主家的恩典嘛。当然也不能老提闸放水啊，老提闸放水也不行，是这么着。
那时候我们关家分五个门，就是入股的有五家。后来有一家退了，就是四家，一家是我那个大伯父家，就是给我老师冯先生提供书稿的那个；一家是戴鑫英注53他舅爷家；还有一家是管库的；还有一家就是我们这支，老九这支，我们这支岁数小，卫齐就小嘛。
这四家怎么分这个地呢，要公平怎么办？那不是仨苇塘吗，那就拿绳子，大缆绳，顺着苇坑的一边往另一边拉，等于是一个大十字罩在上面，这就一分四块儿。然后从大的顺着来，谁今年要这大的，上供，就你们家上。比如咱们四个啊，今年归你。这谁也不吃亏。
定：这我没听懂，怎么还有大有小？
关：苇坑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只能每年量一次啊。
定：那上供是什么意思呢？
关：在我们家的地里上供啊，就是豪格坟前边啊，这叫衙门，衙门前边——我跟您讲的全是实实在在的啊，只有搞这个的才知道——过去都叫衙门，没有叫坟地的。一说老衙门在哪儿，老衙门就是这儿，衙门前边的东南角，这是我们老关家最早的封地，三合土拍的一个大影壁，我听我那大伯父说，有这么大，这么高，后来给拆了。在影壁南边这儿，摆四桌供，今年你分了最大的，这苇坑啊，连养的鸭子，和打下的苇子，全归你，那今年的这四桌供，也归你上。明年如果定教授您分了最大的，那供就归您上。后年要是我拿了这最大的，这四桌供也归我。挺合理的。
定：就是你们那四大家，四个大股东，你们去上供，是吧？
关：对对对。
定：摆四桌供，那是供什么呢？
关：主要就是祭地，有那块儿地，求每年的收成好吧，一个也是感激一下祖先留这块地的恩典。保佑这个风调雨顺的意思。
定：可是怎么会是祭地呢？这事儿我觉得有点儿奇怪。
关：是啊，比较个别嘛，我也纳闷儿呢，就这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我们拍的三合土的影壁那儿，那儿有一块地，我们在那儿祭。新坟旁边还有个小庙儿，现在能找到的遗迹只有一棵这么粗的槐树了。你看这不是显谨亲王坟么，这儿，这儿有个小庙，一间一厦，前面带一出廊的，那青苗神和黑白无常都搁那一屋里头，还有土地(神)，还吓死过人。这个也和别人不一样。
定：这个是谁去？是他们肃王家的人去祭，还是你们大家去？
关：小庙儿是他们肃王家的，祭青苗神是大家祭。
咱们再讲这鸭子，鸭子房也是一排一排的，前边用这个篦子，现在有这老照片，有的是木头的，放上水，但是大多数都是雇人，就在这护城河里放，这一间房里，大约啊，就是养50到80只。为什么叫大户呢，它就一次能养几千只，比如四五十间房，二三十间房。其他小的就都提不上了。比如你也养，你是小养殖户，就不行。这是固定的。
定：这北京鸭主要不是出在玉泉山吗？
关：就这儿！这五家。然后这五家就都归到莲花池，就都归到这儿了。他们现在老说莲花池莲花池，莲花池(的鸭子)是解放后他们这几家剩的。注55现在研究烹饪史，一说就是北京填鸭，是从莲花池开始的。那是1951年之后，公私合营啦。实际上过去是这五家。这段历史也很少有人说，过去这个地方叫二王坟，它不是温良郡王猛峨的坟么，猛峨没继承王位啊，这个地方我们小时候就叫鸭子房。
城楼下，护城河畔的一户养鸭人家注54
杨家呢，就是全聚德，他们住在西四羊肉胡同，它那个地方叫小财神庙，后来叫地质礼堂，那条胡同进去。那个老李倒没瞎讲，他们不是哥儿仨吗？那老三就说得了，他不能说买咱家地啊，咱家地都是旗地，他说给咱们几亩地，咱做坟地，就把这地卖给他了，给他的是东南边的那个小苇塘，说：“那你得圈上，不能影响我家的风水。”他就在外边种上松树，把这地儿给圈上了。我小时候还有几棵，现在还有没有我可不知道了。
定：他们这几家后来都上哪儿去了？
关：我就知道刘家，刘家后来在东便门儿外，就在通惠河的北边，现在有没有我也说不清了。
定：他们是不是特别有钱呢？
关：反正比一般的有钱呗，你看现在大的养殖户肯定是有钱呗。
定：后来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鸭子也没了？
关：哎，鸭子也没了。
定：杨家倒起来了。
关：杨家头几年不是还找这些老鸭子户么，还放这些老照片。在网上应该能查到，是永定门下边的。有几张老照片，寻访，说现在大约有70岁吧。也挺好的。
3.肃王诸坟
定：把你们家坟地从头讲一遍好吗？
关：那从老坟开始吧，老坟就是豪格这个。
第一代肃亲王豪格坟(俗称老坟)前仅留的几棵树(定宜庄摄于2003年)
第二代肃亲王——和硕显懿亲王(改封显)、豪格第四子富寿坟(俗称大王坟)地宫内的石椁堂，今藏于北京石刻博物馆(定宜庄摄于2007年)
定：架松应该是三个坟吧？
关：三代四王，实际是三代五王，加上善耆这个，这个不算正经坟地。第一代豪格这个是老坟。富寿是第二代，富寿继承王爵了，猛峨没继承，所以叫二王坟。猛峨是老五，豪格的五儿子，富寿是四儿子。富寿为大王，猛峨为二王。
新坟这是第四代，丹臻第六子衍璜。
定：怎么没有一直在架松这儿，世世代代的，怎么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呢？
关：他们这地儿不够了，没地儿修了。
定：第三代就没地儿了吗？
关：……不知道为什么。
定：娘娘坟是谁的呢？
关：是豪格那个正妃的。她不是被多尔衮给霸占了嘛。注56等顺治帝一亲政之后，好嘛你霸占我嫂子！她原来的坟地在新中街那儿，等于不能再埋那儿了，就弄回来了，弄回来她不能跟豪格并骨了，因为她嫁给叔父了。她这个坟就在现在毛巾厂的对面儿。毛巾厂现在也没了，就是一个大殿，别的没有，一个坟头。她那个未成年的子女埋她那个院儿里头，应该是在东边，她那个是最简陋的。这个冯先生写了，冯先生比较严谨，一个他一个纪新先生注57，严谨，说什么还都写出处，现在人都不那么写了。
定：那不是一个行当，如果介绍民俗，就不一定非写出处不可。其他的坟呢？您不是说您都走了一遍吗？
关：好，咱们先把最远的“消灭”了。最远的在陇驾庄，在妙峰山南麓。
定：您去过吗？
关：去过。明代的时候叫瑞成山啊，后来叫陇驾庄，它正好在永定河的河湾里。在这儿的是第三代(和硕显密亲王丹臻)，等于老坟是第一代，大王坟是第二代，他这儿是第三代。庚子年(1900年)善耆不是扈卫着慈禧老佛爷上西安了吗，回来呢善耆得一场大病，一场大病指甲全脱落了，就在这儿调养。他的王府不是被占了么，庚子年一签和约，不是改成日本兵营了嘛，就是市政府这儿。他就住(陇驾庄)这儿了，他在这儿调养的时候又自建了俩亭子，就在这儿，不是原来的了，挺好的那亭子，有青石栏板，一边十多片吧，一共三十多片。他在东边这个亭子，吴昌硕先生在西边，然后吴昌硕先生呢，他御用的画家，给他刻章就刻了50多方，肃王的书法也不错，现在有拍卖。注58——这是最远的。
然后应该是万子营这个(和硕肃恪亲王华丰，敬敏第三子——访谈者注)东边，五环外边，也属于朝阳区，比较远一点了。有享殿，有宝顶，有宫门，琉璃的，我去过。它那个村子东边应该是回民多，也有礼拜堂。看这个坟的是刘家，还有点儿别的人家。(冯其利的)书上写了点儿，没写那么深。
苏：(读冯其利《清代王爷坟》)这书上写了，“柳小五勾结盗墓匪，率众来到万子营。”
关：哎，只写了这么一句，但冯先生不知道他给金璧辉当过兵。这个柳小五是天津武清区人，土匪，在他当土匪之前，在天津，是金璧辉手底下的。后来他拉起一个队伍之后，把刘爷绑那儿了，开始盗墓。
定：他把这里的东西都盗走了？
关：盗走了。后来等我去的时候刘家给我讲了讲，就看见半块碑了，拆得已经不像样了，后来也通过一些资料查，金璧辉什么的就这么知道的，还有那么一段历史。
定：咱们从万子营接着往下讲。
关：然后白鹿寺那儿有一个道口，道口村，这是东边最远的。然后十八里店，成信那个，他是追封的，永锡的父亲，他的坟是在十八里店铸造厂的这个，铁道以里的这个，现在都拆迁了，再找也不好找了。注59永锡年轻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因为他爸爸是成年时候追封的，穷。反正民间那么传说。注60
定：接着说这个，往下，咱们到了南王坟了。
关：南王坟和北王坟，注61这俩王坟吧，南王坟稍微好点儿，建筑多点儿，北王坟少。北王坟可能就剩一个大门，然后有一个享殿。拜察礼是后来追封的。他的儿子和新坟这个是一个辈儿的。
定：好乱啊。
关：礼亲王那支更乱，比他这儿还乱。他这个还不算乱，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十八里店这个(成信坟)和南王坟这个，和其他地儿不一样在哪儿？它是坐东朝西的，倒坐儿。只有它这两家是这样的。这俩是追封的。儿子当了，父亲也追封，是那样的。其他都是正常地继承的。
然后陈村的这个就是善耆的父亲，注62头三年还有停尸房，灰筒瓦的，有老照片，几乎就还是那样。我都去过。我那会儿去的时候还比较荒凉呢，现在不荒凉了，因为有四环了。
定：是不是好多东西也留不住了？
关：留不住了，但是它那地方偏，没被占，还留下点儿吧。而且它那儿修得也晚，因为他死的时候正好赶上庚子年(1900年)嘛，他(一九)二几年死的吧。然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才立的碑，立得晚。
永锡有一个女婿，特厉害，谁呢？桂良，就是恭亲王奕訢的岳父。桂良这个坟呢，我找了二十多年，他是正红旗的，但是他埋哪儿了呢？他埋双桥了。连冯先生都不知道那儿，我后来终于在一本书里头找着了，人怎么写的？人就说啊，其中有一段写那桐，那桐那坟不是在双桥么，那会儿人家家里人怎么去呀？先从通惠河坐船，坐到二闸以东啊，再骑马，然后又说那边二闸东，二里许，河湾处，有什么坟，哎，桂良墓，噢，为什么他在那儿呀，他是永锡的姑爷，那是镶白旗的旗地，人家特殊，就埋那儿了。一查出来特高兴。其实哪儿是二里呀，双桥可远了，咱坐地铁都坐好几站呢。
定：……咱们坟地的事好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漏的吧？
关：(未答)
4.我家的地
定：你们家里有地吗？
关：有啊，我们家里有地啊，我们地多。以我们家说啊，大王坟这儿，南边的，东边的，现在的劲松五区整个儿的面积，原来全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呢，我爷爷去世了，卖给舅爷关华亭了。其他的地都是后来慢慢儿分的，过去这坟户分地啊，不是一次分的。像老坟前边这儿，有我们家的地，连我大伯父都不知道，后来我姑姑来了，说：“大哥，我们家那儿，土影壁那儿，祭祀前边那儿有我们家地啊。”我大伯父想半天，噢，说是。
这儿地都特分散。像我们家，潘家园(大王坟)那是最大的，新坟那儿就是白四说的那个，它后边不是土山子么，我们家是从土山子一直到后边的路上，六大垄，那是最少的。新坟是在后边，老坟是在老衙门前边。主要是大王坟那儿，这三面是我们的。北边呢，地少。您看麟庆他们家坟注63不是就在我们北边儿吗？那全是三合土拍的，挺大。
定：喔，麟庆他们家坟也在你们家北边儿。
关：对啊，就挨着我们家北边那块儿地。
定：麟庆坟现在还有什么遗迹吗？能看见的。
关：现在没了。
定：现在是什么地方呢？
关：现在就是在劲松五区这地儿，隔条马路，对面，北京电容器厂。这厂子也没了啊，但有个北容酒楼特有名，那院就是。
定：原来你印象里，电容器厂之前是什么？
关：那之前我没见过，那阵儿我大伯父他们练高跷，参加民间花会，老在那土山那儿，那儿有个光绪帝给他们写的牌匾什么的，有宝顶，有个小四合院，住的给他们看坟的，周家。
定：早都没了吗？
关：早没了，80年代就没了。
定：您小的时候也没印象是吧？
关：我小时候老从那儿过，所以对他们的宝顶有印象。
定：就是说那时候一家在好几个地方都有地？
关：对。其他就没有了。
苏：为什么这么分散呢？是王府给的吗？
关：不知道，反正王府给了就是我们自己的了。
定：你们家的地是分散的，然后你们主要靠领俸禄，是吧？
关：对，就是公主坟这儿地多。
定：你们这地是不是也按清代王府的庄园似的，有庄头有壮丁的那种？
关：那我就说不好了。但是坟地有，就是各家招几个长工一种。
定：是这样，就是自己种自己的，那你们给肃王府交租子啊还是……
关：不交，他们也不交。白四他们就八亩地，那是养身地，养一家子的，也不交租。我们是自己的地，也不交。
定：那肃王他们吃什么啊你们都不交租？
关：人家河北的地亩多啊，上百万亩啊，河北，辽宁，我算过一回，光他们家辽宁河北的就占全国耕地的十五分之一。
定：你们就是在侍卫处，实际上就是当差？
关：就是他上哪儿就跟着上哪儿呗。后来他不是上旅顺了么，我爷爷他们就没走。但他的马还得给他养，不能随便骑……我们是有地契的，后来都交了。
定：你们的地是土改时交的？
关：对啊，1955年成立高级社。1955年第一个高级社不是在南苑么。
定：那你们是什么成分啊？
关：北京是这样，除了戴鑫英他三舅爷是地主，其他剩下最多的是富农。只要你不用长工，或者给辞了，就是贫下中农。
5.肃王府属下的人
定：坟户的情况您也讲讲吧。
关：坟户有什么可讲的!就那几家……
定：坟户的事儿我这么问您，您不是走了这么多地儿吗，每个地方都有看坟的……
关：陇驾庄的坟户就是从架松搬过去的，他们自己都知道，搬过去九个姓。他们还来查过。
定：他们也记不住他们是哪年搬过去的？
关：大概差不多，他们是第三代。
定：别的呢？您母亲是架松这儿的吗？
关：不是。
定：您奶奶是吗？
关：是，姓吴。她跟我们不是一个序列的。他们那几家是看我们那公主坟的，一共八个姓，冯先生没都找着，后来我挨个儿都找着了，包括搬到关厢的，就是广渠门的，什么高家王家赵家李家，北京档案馆有一个航拍，坟地房有多少，有198间房，几乎就是小四合院，它那儿矮，没那么高。都有记载，都姓什么。
这些坟地房是什么时候拆的呢？是日本株式会社的时候。日本投降之后就是傅作义的器械厂，修枪什么的，然后是燃气厂。后来我问过好些人，我那大舅哥他现在七十多不到八十，他那会儿是团委书记，他后来上西安军工厂了，他知道那坟地，说那会儿要建一个疗养院，后来有人说别拆了，我就让他回忆，什么时候拆的，怎么回事儿，我就都问清楚了，他说是有几个姓，我记住了大概其，冯先生也采访过他们那儿的老人，采访老厂长什么的。我挨家儿又找，找我表姐他们，找他们同学，住那儿的，黄家呀马家呀，住哪儿哪儿。我在他(冯其利)去世之前挨家儿都找着了，他看了挺高兴的。
道口村也是，道口村钱家呢，等于是从架松这儿搬过去的，(白四说的)90岁死的那个钱祥慈，不叫钱祥慈，叫钱兴存。高兴的兴，存在的存。是90岁死的。注64钱兴存那人啊，在北京八旗子弟中，玩鹰有一套。那会儿跟纪新先生一聊，纪新先生都有点转变了：“敢情不是瞎玩啊。”我说怎么是瞎玩啊，这都有名堂的。过去一讲玩大鹰，就东西两边，就是东四西四的，现在动物园这路，然后就是长辛店的，天坛的，然后东边架松。架松这儿后期钱兴存就是大爷级的。他玩小鹰擅长。
定：小鹰指的是海东青吗？
关：对对，小一点儿的。海东青不是能抓18斤的天鹅嘛，撞它气囊，给它撞晕了再给它擒住。
定：白四讲的时候名字没讲对。
关：钱兴存的媳妇是我们后院的，张家。张家这张大赶，这人了不得，后来让慈禧给挑走了，人家在上驷院工作啊，挺棒的，他们是叶赫……
定：他在上驷院干什么？
关：专门给慈禧赶马车。专门负责西直门到颐和园这段，这么一个官职，相当棒。那鞭子这么粗，我们就说他那鞭子怎么那么粗啊，就那竹竿鞭子，说他那是赶三套车四套车的，意思就是说一排马二排马三排马，那样。都那么说啊，反正我们也没见过。二套车我见过啊，三套车四套车我还真没见过。它是这么粗的绳子在前边，驾辕马，然后拉帮套。这是旱路，要是水路呢，不是长河看柳么，打西直门划船，然后顺着这河，就是万寿寺那儿，然后拐过去，奔颐和园，张大赶的儿子叫张玉华，岁数不小，要活着有一百多吧，他是在这边当兽医医官，了不得。这边老君堂啊，道口陈村啊，一般都是庄园处的多。
肃王府的长史，现在所有人的调查资料，全都是哈家的，哈家四爷，哈奉迁，他们住东总布胡同。但是国家有一个正式任命的长史，那是平常不来的。大管家呢，一个是哈奉迁，一个是高玉横，高玉横是副总管。这高玉横我怎么知道呢，我大爷知道。我大爷他们都说过，他是我四姑爷的弟弟，但我四姑爷没在肃王府。
定：您刚才说好多人都是肃王家的，张子余注65也是肃王家的？
关：对，张子余也是，他父亲也是庄园处的，南王坟的。后来不让他买前门楼子么，只许维修不许拆。还有那个金受申注66先生也是肃王家的。
定：这些人里边有没有人是包衣？
关：说不清啊，从我个人经验来看，像金受申先生，他们在东北时是朝鲜人，本身是包衣，投充得早，在辽东的时候就投过来的。金受申先生是南王坟金家的。金受申先生这个身份，是金胜元先生说的。金胜元是南王坟的首管领，这冯先生都采访过。我大伯父的姥姥家就是金家的。说金受申这儿呢，那会儿没父亲了，住八宝坑胡同。
定：为什么都在八宝坑住？
关：他为了方便，有事儿去府里方便啊。
定：金受申不是住在雍和宫旁边五道营那儿吗？
关：五道营是后搬的，这不是跟您说么，最早他十岁的时候他父亲没了他住八宝坑么，肃王府的都在东四这第一条胡同，叫八宝坑，这儿住。金受申住他叔父那儿，然后他成年了他在五道营那儿买的房，五道营那儿不是正经的四合院，也不是三合院。他在那儿成的家。
定：最后他是在那儿住的。
关：哎。现在也拆了，我那会儿特想看看，那老头子确实学问深。
定：张子余是肃王家庄园处的，这您是听谁说的？
关：是我大伯父，他们都知道，他们不也在庄园处么，都有来往。
定：怎么肃王家囊括了那么多人？
关：他坟地分散呀，所以庄园处的人多。包括搞京绣的大门儿孙家。清朝没有官员了，不绣补子啦，不绣补子可以绣戏服啊，京绣就是过去的宫绣，京绣在永定门外有几家，大门儿刘家，大门儿孙家，石榴庄的大门儿孙家是京绣的代表大户之一，它老名叫桂绣坊，但它解放后就改成孙绣坊了，也是庄园处的。
附录 历代肃亲王世系简介
第一世第一代：和硕武肃亲王豪格(明万历三十七年—清顺治五年1609—1648年)，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长子。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以功晋封肃亲王，是清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因太宗死后，曾和多尔衮争皇位，当多尔衮得势后，备受迫害。顺治五年(1648年)，将豪格削爵囚禁，害死于狱中，顺治皇帝亲政后，复肃王爵，追谥“武”。此后，豪格子孙均以显亲王袭封，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恢复肃亲王封号世袭。
肃亲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顺治年间建，历代袭王俱以此为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沦为日本使馆，只存垣墙。其地现为北京市政府。
第二世第二代：和硕显懿亲王富寿(崇德八年—康熙八年1643—1669年)，武肃亲王豪格第四子。
第三世第三代：和硕显密亲王丹臻(康熙四年—康熙四十一年1665—1702年)，显懿亲王富寿第四子。
第三世追封显亲王拜察礼(康熙六年—康熙四十七年1667—1708年)，显懿亲王富寿第五子。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因其子蕴著承袭显亲王而追封和硕显亲王。
第四世第四代：和硕显谨亲王衍璜(康熙三十年—乾隆三十六年1691—1771年)，显密亲王丹臻第六子。
第四世第五代：和硕肃勤亲王蕴著(康熙三十八年—乾隆四十三年1699—1778年)，追封显亲王拜察礼第三子。
第四世追封肃亲王成信(康熙二十七年—乾隆二十三年1688—1758年)，显密亲王丹臻次子。乾隆四十三年因其子永锡承袭肃亲王爵位而追封和硕肃亲王。
第五世第六代：和硕肃恭亲王永锡(乾隆十八年—道光元年1753—1821年)，追封肃亲王成信第五子。
第六世第七代：和硕肃慎亲王敬敏(乾隆三十八年—咸丰二年1773—1852年)，肃恭亲王永锡长子。
第七世第八代：和硕肃恪亲王华丰(嘉庆九年—同治八年1804—1869年)，肃慎亲王敬敏第三子。
第八世第九代：和硕肃良亲王隆懃(道光二十年—光绪二十四年1840—1898年)，肃恪亲王华丰第三子。
第九世善耆(1866—1922)，和硕肃良亲王隆懃第一子。宣统帝逊位后薨，谥“忠”。
位于旅顺的肃亲王府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9月)
三、“勤行”的手艺张强口述
时 间：2003年9月23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某小区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张树林
[访谈者按]张强属鸡，2003年时年仅六十，他讲述的不是自己，而是父亲的故事，即使是父亲的故事，也主要限于父亲的厨艺，间或涉及其人的品性，其他的，他父亲不说，他也不清楚。对此，我很理解，因为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很多人不愿或不敢对子女讲述过去的经历，子女也没想到或没兴趣向父母打听往昔的生活，当然忆苦思甜的教育除外。
即便如此，这篇访谈也仍然有趣而且不无意义。如今，有关“吃文化”的出版物火遍全国，但主要都由“吃”过的人说来写来，对于旧日的菜点，能够亲自吃过并能吃出味道，再能形诸文字，已属相当不易，但极少有“做”的人会站出来，讲讲他们这个行业，即“勤行”的手艺和规矩，还有他们的追求和艰辛。这篇口述，其实也仅仅是点到而已。
所谓“勤行”，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为多人提到，都指的是厨师这个行业，但在清代佚名所绘《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中却有不同的解释，说勤行即跑堂：“其人又名勤行，跑堂之说也。每逢居、楼、园、馆、酒市等有人进内饮酒吃饭，此人烫酒菜，百般殷勤，所为多来照顾，名曰过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11页)不知是此行业名称日后有所改变，还是二说中一说有误。但在我们这里，勤行系指厨师，是明白无误的。不过，即使系指厨师，在旧日京城的厨师中，也有等级之别。齐如山在《北平的饭庄子》一文中说：
最高者为厨行，只有一个人，住宅门口，有一小木牌，上写厨行某人。他自己所预备者，只有刀勺，其余都是租赁。好在北平常有出租瓷器家具者，杯盘碟碗匙箸等，以及厨房锅盆案板等，一应俱全。这种厨行平常无事，如有宴会，可以去找他一桌两桌也可，多至千八百桌，也可以承应。说好之后，他现约人，从前凡婚丧庆寿团拜等聚会，多找他们，因为他们价钱较为便宜。民国以后，官场人多是新进，不知有这么一行，没有人去找，于是就衰微了，然旧家庭做年菜者，还是找他们。注67
与张强这里提到的他父亲的做法，颇多相似。
《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过眼云烟说往事”一篇中，察奎垣先生曾说过：“《那桐日记》有这么一句话：‘今天晚上吃张志’，这没人能懂。其实张志是个厨子。今儿晚上把张志请来做饭，这就叫吃张志。请厨子来家给他们做。厨子是各家都去做。”注68也可以与齐如山所言相印证，同时还可以拿来当作印证的，是《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志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务；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注69
此张志是否就是察奎垣先生提到的那个张志，虽然不得而知，但对于这种厨师中最高等的人，其手艺和行业特点乃至兴衰之迹的描述，都足以作为这篇口述的具体参照。
在今天中国的大中小城市，豪华饭馆比屋连甍，但所做饭菜，讲究的已不再是味道，吃饭的人，很多也并不是冲它的味道而去。请人吃饭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讲究的是根据被请人的不同级别、求人所办之事的重要程度，而花费不同数量的金钱。只要把钱花到，就算目的达到，至于饭菜味道如何，一是不管，二是不懂。公款吃喝就更甚，因为反正也不花自己的钱。结果是每年吃喝多少个亿，却促进不了饮食业的发展，长此以往，早晚会毁掉老祖宗世代相传的精致奢美的饮食业——这是题外话了。
张强先生是由他旧日的邻居，中央电视台张树林先生推荐给我的。这里谨向二位张先生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西直门外
张强(以下简称张)：最早的时候，在我记事当中，我们家就住在现在的北方交大，北方交大不是有一个礼堂？那就是我们家过去的旧址。本身我们家没有房，住的是我姥姥他们家的房，那是我姥姥他们家的宅基地，后来1955年的时候不是北京铁道学院建院嘛，注70就搬到现在的头堆村，铁道学院对过那儿不是叫头堆村吗？
定：是不是离大柳树挺近的？
张：(公共汽车)一站地。我姥姥家就在现在大柳树那儿，过去是一个大户。过去北京西直门外就这么三大户，一个是厨子李家，就是我姥姥家；一个是家伙铺王家……
定：什么叫家伙铺？
张：就是做红白喜事用的家伙啊，锅碗瓢盆，家伙嘛，家伙铺王家。还有一个是大坑李家，因为人家有地，过去北京城里没有坟地的那些人，买坑口。
定：这是怎么个意思？我还真不懂。
张：刚解放的那会儿，到1955年、(19)57年、(19)58年以前人死了都是埋呀，土葬。那时候穷人多，穷啊，没有坟地，就到这儿来买一坑口。他们就卖坑口。
定：这块地都是他的地？
张：对，解放以前都是他家的地。这就是大坑李家，大坑嘛。
定：那都卖光了他不就没地了吗？
张：一个坟头才占多大地方？周围还可以种地呀，种老玉米种高粱。
定：卖坟地完了就给人管坟地是吗？
张：不管，不管看坟，就把坑口卖给人家就完事大吉。看坟那是另外一回事，您得单给钱。
定：这些买坑口的穷人都不找人看坟？
张：没有看坟的，就是埋到那儿以后，逢年过节呀，咱说这过年过节可不是春节啊，是死鬼节，什么鬼穿衣呀这个那个，到那个时候来上坟。
定：就是七月一、十月一，还有吗？
张：就这两个。到天儿凉得穿衣呀，鬼穿衣嘛。上坟什么目的呢，就是去了以后，给坟头培点土，压两张纸，就说明这人还有后。这坟头成年累月没人管的这个，就说明家没后了，就这么点事，其他没有什么意义要我说。到1955年北方交大占这块地方建学院的时候，都得通知人家，然后起灵，起走。那会儿不给多少钱，给个十块八块了不起了，给你个火匣子钱就完了，有的就弄一个小坛装到里头就埋了。(一九)五几年那会儿就这样。最迟的时候是1964年，还有棺材。到1965年以后就没有了，1965年以后就“文化大革命”了。
定：那个时候这边还是农村吧？
张：整个西直门外头没什么东西，高梁桥一直往西，全是地。那时候不是这种水泥路，都是大青石头。后来把大青石头扒了以后修的现在这个柏油路。31路、32路(公共汽车)打一开线儿，就从来不走这边，走白石桥那边。32路就是从动物园头里那儿，西直门那北城门楼子那儿发车。现在西直门立交桥北边、东边那一块，过去是32路总站，这么一个弯儿，半圆弧似的弯儿，就朝德胜门那边拐去了，然后护城河在外边，这一个弯儿，绕过去，现在蓟门桥，正好是一个吊桥，到晚上吊桥起来，谁也进不了城了就。护城河两边全是柳树，比现在好，不是说河就挨着城墙，不是，中间还一条辅道呢。
定：就是说那些年这条路就比较背了？
张：那是啊。夏天的话一到下午4点来钟就没人啦。现在都填严啦，原先什么模样谁也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出来了。
定：那时候西直门外是不是庄稼户比较多啊，还是做这些各种各样事儿的人多？
张：还是种庄稼的人多，都是农民。1961年的时候就都入社了……哎，完啦，一晃几十年就都过去啦，西直门城墙也都没啦。注71城墙我都爬上去过呀，那时候没人管。1959年以前，天安门要举行什么舞会什么的，没有这么多警察，天安门广场就分成几块，这一块是北大的，那一块是清华的，那一块是航空学院的，围成圈儿，你爱上哪圈儿上哪圈儿玩儿去。随便玩儿。不戒严。
2.厨子李家
定：您不是说三大户吗，您姥姥家是其中一户？
张：我大姥爷二姥爷三姥爷全是厨子，姓李，厨子李家。厨子李家在当时还是挺什么的，就是手艺比较好。都是跑红白棚子，大棚。
定：跑大棚挣的钱多吗？
张：那个时候多不了。一个事儿下来的话人家有时给小米儿，小米儿也是折成钱啊。当时没多少钱，挣钱你甭想。可是我姥姥他们家是又种地又外头跑大棚。那时候还是不错的。他们家自个儿有地，得有十多亩吧，都是园子，就是房子周围那园子地，种菜的。我记得那时候还挑着挑儿卖菜去呢。比如说这家今天有红白喜事请他去就去做厨子，没有的时候就在家种地。
定：他们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
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那我还真不清楚，反正我知道祖祖辈辈他们就在这儿，是汉族。我姥姥也是北京人，哪个村的不知道，我没见过就都没了。姥姥姥爷我都没见过。就是说没解放的时候去世的，所以我对我姥姥姥爷没有任何印象。
定：你们家这支是几姥爷的呀？
张：我们家是二。我母亲是二姥爷屋的。我母亲这辈儿的话呢，我有两个舅舅，就是我母亲的娘家哥哥，早就去世了。他们就在农业社，社员，都在咱们北下关大队，入社了就。他们排行是行五行六，五舅六舅么。三个姥爷都住在那一个院儿里头，没有南房，就是东西房。不是砖瓦房，都是土房。那顶儿都是土顶。我记得年年往上抹泥，往上招呼。我小时候还跟他们和泥去。墙框是砖的，中间是土的，夹心儿，那墙也厚啊。外头是烧柴锅，屋里是炕，前沿儿炕，火炕，那会儿哪儿有生火那么一说呀，没有炉子。外头搂柴火去。到晚上烧炕，早晨做饭。以后到什么时候了就？可能是日本(人)来了以后了，家里就比较紧张点儿了，就分家了。但是都是住在一个院儿里头。东头一间三姥爷住着。
我三姥爷，那是北京城里比不了的人，小老头，我没见过，敌伪时期以前就死了，那三姥爷的手艺！我大姥爷也是厨子，我二姥爷也是厨子，我老姥爷(老，北京话指最小的，即五姥爷)也是厨子，哥儿五个都是厨子，厨子李家嘛，一家全是厨子，数三姥爷手艺好。我三姥爷进过皇宫，见过溥仪呢还，过去那腰牌开始是四方的，上边还缠着一个火龙，西直门不是有城门么，一开城门你才能进去呢，早晨起来，做饭得早啊，四点钟就得走啊，谁给你开城门哪，就拿这个，一举，吊桥就撂下来了，西直门过去有吊桥啊，吊桥吊下来，城门开开他进去，然后再关上。后来换成圆的，上边也烫着金字，金字的一条龙，火龙，腰牌嘛。
定：他就每天早晨到皇宫做饭去？
张：不知道，没说过，就说做过饭，给溥仪做过。溥仪吃完以后问这是谁做的，说是西直门姓李的厨子做的。他从来不说皇上不好，现在一说就是厨子饭做得不好让皇上给杀了，他说没那么一说。
定：您那三姥爷手艺那么好跟哪儿学的？
张：不知道。
定：他带徒弟吗？
张：没有。五个姥爷都没听说过有徒弟，反正现在李门没有一个干厨师的，没有。像我大叔伯哥哥他们都没学，我大叔伯哥哥学的油匠，就是油漆工。那也是手艺活儿。你想慈禧修圆明园(应为颐和园——访谈者注)的时候，就那长廊，您看长廊上那画儿，没有一幅重样的。现在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油工的话儿呢，就是给人(把画儿)勾出来，什么样的使什么彩。我大表哥早就去世了。那个活儿现在的人继承不了了，失传了。现在不能拆，一拆就瞎菜，拆了就盖不起来。我认识一个搞古建的老头，现在死了啊，住在西(直门)外，姓杜，叫杜长甫，人家是搞古建的，科班出身，故宫古建队原来不叫故宫古建队，它归谁管呢，它归北京市文化局管，后来成立的古建队，他讲话，咱们现在弄的东西，都不对，最简单的一个，老宅子，鲁迅博物馆，在阜成门里。老宅子不是前出廊后出厦么，前出头的廊子拆了以后，应该是十三根出头吧，来了一帮人，又画图，又照相，弄完了一看，十三根里头就一根是对的，对的这一根就是他弄的，他也没画图这个那个的。他到那儿转一个弯儿，就知道是怎么弄的，他说我怎么弄你们别管，你们弄你们的，我弄我的，他就弄了一根，弄完了一检查，有懂行的呀。就那一根是对的。人家一看这活儿，就知道是他弄的：这是杜长甫的。他师弟就不成，就干不过他，就那十三陵，有一个起脊的亭子，弄不上了，把他弄去了，他一看就知道，你那样不对，所以插不上，那都不能见钉子，插活儿啊。
定：三个姥爷该有一大堆孩子吧？其他的儿子呢？我是说跟您父亲一辈儿的。
张：啊，底下这伙人没有一个接(大厨)的。有学木匠的，有学瓦匠的。别的都是农民啊，过去赶大车，到西直门拉脚去，过去西直门不是货场嘛。货场就是日本时期的火车站，现在叫北站嘛。扛包去，干那个去啦。
3.父亲的绝活儿
定：您爷爷祖上的事呢？
张：我不清楚。我爷爷不知道是干吗的。因为我们老头(指父亲)在世的时候啊，从来不讲起家世，我们老头活着的时候没有讲过家世。爷爷那辈儿怎么回事，奶奶干什么的，爷爷那辈儿哥儿几个，哎，怎么着，他全没说过。
据我听说的话，我们老头因为不是这个家的人。我们老头本身家里没有人呀，是这家人抱养的。所以从不讲他过去的身世。他也不管，不管家里的事情。他挺有心计的一个人。嘿，我们老头年轻时长得漂亮，一米八的个儿。
定：(问张树林)你见过他父亲吗？
张树林：见过啊，大高个儿，那老头，那腰板直着哩，精神着哩。(一九)八几年才去世。
张：我父亲去世八十五，我母亲去世九十三。要是前20年，我们老太太活着，您要见着我母亲跟您说，您知道的就多了，一目了然了就。老太太明白着呢，她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父亲)后来就说学了一份手艺，就是厨子。
定：您父亲的手艺是您三姥爷给他找的师傅是吗？
张：对。而且大部分都是我三姥爷教的。
定：您父亲是您三姥爷的侄女婿，怎么他倒跟着学了？倒没传儿子？
张：因为我爸爸那时候什么活儿没有哇，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没的干，成天玩儿。据说是我爷爷有钱啊，玩儿，结了婚还是玩儿。什刹海钓鱼去，我都见过，那时候的小鱼葫芦小鱼罐儿，什么鱼签子鱼坠子的一堆，整天就玩儿。我们老头就会玩。有我大哥了还玩儿。后来我二姥爷说这怎么弄啊这个，说老这么玩儿也不是个事啊，你玩到几儿算一站呢，一家子啊。得了，学个手艺吧。就这么着我三姥爷给找了张本注72。
定：可您三姥爷不是他亲叔呀？
张：是呀，那他也得管啊。
定：您父亲读过书吗？
张：我父亲哩哩啦啦说，私塾读过四年呢，不正经上，读过四年。小毛笔字儿正经写得不错呢，反正我们写不了。
定：因为您母亲是独生女儿所以宠着，就把您父亲招赘了？
张：没有(招赘)，我父亲他们还是自己单过。我们家没房啊，我们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跟北京城这四九城都住遍了，东四西四前门啊，全住过。大栅栏怎么回事儿，东四牌楼怎么回事，西四牌楼怎么回事，都在那儿住过，他都能说，那会儿不都有牌楼嘛。最后搬来搬去没地儿可搬，还是回来吧，家住吧。
那会儿不都讲认师傅吗，我父亲是西直门外娘娘庙胡同张本的徒弟，我师爷叫张本，是我三姥爷给他找的呢，就因为他手艺特别好，技术特别好。敌伪时期在北京城里，四九城里是叫得响的一个厨子，活儿好。我父亲是他关门的徒弟，因为我师爷年岁大了，挂刀了，人家不干了，收徒弟得请客呀，得请他吃饭，他没让我父亲请客，说我收了你，你是我徒弟就完了。没让他磕头，没带他出去过。所以我们老头也不收徒弟，他一个徒弟没有。
我父亲手艺不错。在他们勤行里头，问那张明武，老人儿，谁都知道这么个人。勤行就是勤谨的勤，劳动么。我告诉你，说慈禧太后吃的东西，我们老头绝对会做，而且慈禧太后绝对吃过他家的东西。
定：您这话有根据吗？
张：我三姥爷会做啊，我三姥爷教他的呀。咱们过去那会儿都是宫菜，宫廷那一块，皇上吃的，什么山东菜啦，广东菜啦，四川菜啦，这都是捎带脚儿的事。
定：他在哪儿做厨子？
张：敌伪时期哪儿有单位呀，不就是打棚嘛，到处给人打棚。你知道什么叫打棚吗？
定：知道，就是到处给人做饭，有红白喜事的时候。
张：过去不是得搭棚么，搭那大席棚。过去那大铁漏勺，那漏勺我都见过，那一套的家伙。
定：他自己带家伙？
张：都得自己一个包夹着啊，一把切菜刀，一把羊脸子刀，一把小刀。羊脸子是斜的，剔羊肉使的，小刀就是切菜什么的，切作料使的。一把切菜刀，都是日本刀。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铁勺子，一个笊篱，把儿都长，那都是枣木把儿的，枣木把儿硬，耐烧啊，扛火啊，拿布一卷，一系，这么一夹，夹个包袱。平常在家搁着，但是家里人不能使，那会儿就那样。
定：过去不也有些有名的大饭店吗？那里的厨子好还是他们这跑大棚的厨子好，还是说都有好的？
张：都有好的，这就是看你的天知，不一定。
定：他干吗不在大饭店里做？
张：这就跟练武似的。人家不露。
定：那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店呢？为什么到处散着给人家做？
张：那时候哪儿有自己开店的？开不起呀。你没处闹资金去，哪儿闹那么大资金去？
(我父亲)解放以后入到学院里头，开始的时候入的电力学校，1958年的时候转到电影学院，食堂。我们老头红白案儿都能拿下来。1958年以后咱们国家不就有留学生了嘛，什么坦桑尼亚赞比亚啊，这些黑哥们儿全来了，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做饭呢就出去学了一部分西餐，所以老头手艺比较全面。
反正我知道我们老头手艺不错，因为他跟我说过一件事。东城区在敌伪时期有个税务局，最后一任总监是个老太太，给孙子办满月。他到那儿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就预备了4片猪，等于是两个猪啊，不是4片嘛，说就吃这个，人家老太太会吃，说今儿您来了，您给我们试一刀。试什么？说试最简单的，狮子头、木樨肉，人家的家常便饭。我们老爷子明白了，说这个，您不是要吃这108件吗，您给我多少斤小米啊？说80斤小米。不做。老太太说那你要多少斤小米啊？三百二。老太太说三百二，五百四你今天都得给我做出来。说行，做吧。我们老头讲话，说做了一天一宿都没合眼——那得有帮手，一个人可玩儿不转——4片猪都得剁成肉馅儿，肥瘦都得搭配好了，什么样的丸子肥肉多一点，都得给人使上啊，你不能给人剩一堆肉啊。什么样的丸子过油到七成，什么样的丸子过油到五成，到六成，有的三成熟就得起灶，过油的成色都不一样。过油成色要是一样，完了，那人家就不干了，瞎了。你讲吧，这丸子熬白菜，丸子熬粉条，人家这叫杂合菜，不叫丸子。什么叫丸子呀？四喜丸子、南煎丸子、八宝丸子，这才叫丸子呢，108道，给你摆齐了。108种啊，盘的碗的，小砂锅的，一张八仙桌都摆不下。
我见过他一张菜单子，十二道菜，这十二道菜什么都没有，就是白菜，没有白菜熬粉条啦白菜炖豆腐啦，没有。翡翠白菜、燕窝白菜、鱼翅白菜，净这个。他最拿手一道菜，一只板鸭，拿回来骨头全剔干净了，这鸭子里头没骨头，鸭子里头36道菜，一道菜是一个味儿。他净是绝活儿。
1958年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大比武，那么多师傅，你想1958年的时候都是解放以前过来的多啊，好多老师傅。他是头等奖，奖励他30块钱，(19)58年的时候30块钱，头等奖啊。我们老头回来讲，就没让我们老头摸刀。
定：什么叫没让他摸刀？
张：就是说没让他(动手)做。因为你让他摸刀的话，他做出来的你懂吗？你不懂。拿出一张菜谱来，没人玩得转，没人做过这一道菜，他做出来是好是坏谁知道啊。我递给您了，他如果不会做他能递给您吗？他必然得会做啊。配什么料下什么东西。过去那侍候人家，你说东城区那老太太，你没做过人家都吃过了，你做那合适不合适人家知道啊，那不是要手艺的地方么，那才叫要手艺哪。
我跑业务的时候，人家请客，在丰泽园饭庄，比现在晚，十月份了。给我上了一道什么菜呢，茭白口条，我爸说这是一道菜，不过这月份不合适，呀！说这个月份呀，茭白属于细菜，跟口条不合适，下次你再请客的时候别给人弄这个，让人瞧着寒碜。这个月份应该吃什么呀？应该吃茭白蟹肉，上这道菜跟月份就合适了，什么月份得吃什么东西，你不能胡吃，胡吃那不叫吃饭，那叫填饱肚子。你比如上饭馆，说给我来道红烧鲤鱼吧，那叫家常便饭，不叫菜。鲤鱼必须得一面抓炒一面糟熘，头尾做汤，这才叫菜。
他在电影学院啊，在那儿给那学生做饭，就他一个人儿呀，连采买带做，就他一个人儿。他们那学院不是有时候拍外景什么的么，(一九)六几年的时候甭说咱们家，就是单位都没有冰箱对不对？夏天买的猪肉，一到晚上就该有味儿了，他那猪肉搁三天五天、搁一个礼拜不带出味儿的，他就有主意。他跟清华那儿的人借了十斤肉，当时清华有个姓孙的老师傅，也就40岁吧，他说师傅您借给我点肉吧，我来不及了，人家拿秤给他约了十斤肉。等我父亲买肉回来，他得还给人家啊，还的时候，他给人叫过来了，最拐弯儿的，皮皮囊囊的那个不能还给人家，说还给人家寒碜，他把好肉放在那儿，他不言语，一刀，我们老头子他损就损在这儿。那老孙约那肉：“您真好手艺，十斤一两。”这就是我们老爷子。
我们老头切菜从来没有说使墩子、使案板，没那一说。我们家原来有一八仙桌，多少年我们那八仙桌就连吃饭带切菜。您要说烧那蓑衣萝卜，您得切出花儿来吧，这刀切不到家，这萝卜拉不开，切大发了，它断了，这桌子上玩一印儿，是不是这道理呀？人家就在八仙桌上切，切完了往盘里一搁，然后拿油一汆，齐了。八仙桌还那样儿，连找个刀印都难，甭想。
那时候我们家有个小筐，都是我们老头自个儿做的，什么自己灌的小肚啊，灌的肠啊，就这些，放到筐里，挂到窗户外头，平时都不吃，到三十晚上都回来了，老头把筐拿下来了，说了，就现在这东西，咱们使的作料什么的，都不到位，就是说那味儿都不对。
定：那什么样才算到位啊？
张：花椒也好大料也好，都得长成了。就说酱那肉，现在搁点姜搁点葱什么就完了，这不叫酱肉，酱肉就必须作料得全，好几十味呀，那才叫酱肉呢。他做了一次蜜炙鸡。
定：什么叫蜜炙鸡？
张：他不告诉你，说不清楚，就说做了一次蜜炙鸡，1962年时候在食堂就卖一块钱一个，您别忘了1962年时候的菜二分钱一个三分钱一个啊，他卖一块钱一个。院长就急了，说您这是怎么回事张师傅啊？他说一块钱一个我还赔钱呢，您要吃我就卖您一个，您想吃第二个，没有。我们老头就这样，甭管你院长也好谁来了也好，今儿卖这菜，谁来了赶上了，一个，再想吃，不卖给你，甭管你院长不院长，你吃完了。
我那时候有个本家大爷，不是亲大爷，办白事的时候，吃了他一个烧茄子，吃了一个又要一个，吃了一个又要一个，他连吃了仨。我大妈就说了那话了，说这也就是你兄弟，让你点去，要换一个你得给人多少钱啊？
从他活着我记事到他死，他就给我们家做过一道菜，从来就没做过。当然除了焖点米饭熬个白菜，家常便饭那不叫菜。就那年的春节，半斤肉馅儿一个丸子，我们家那时候一共17口人，买了8斤半肉馅儿，一人一个，对号入座，谁不吃管不着，就做过这么一次。
定：合着您就吃过您父亲做的这一个丸子？
张：甭说我，就我们家人全算上，有一个算一个，就这一次，第二次没有了。
定：特别好吃是吗？
张：那是呀。一个碎的没有啊，没说肉馅儿拿淀粉的，没这么一说，不用，没有碎的。上午10点钟开始做，下午4点钟才做完。那时候咱们不都使那煤球炉子吗？俩火炉子，俩火炉子做这一个丸子，原来我们家有一个老式的锅，厚底儿的。下午4点钟才从火上端下来。拿勺盛起来给您搁到这碗里头。要问怎么做的，说就这么吃吧，吃。
就说这吃打卤面吧，讲究斑鸠打卤啊，黄花木耳鹿角菜、蘑菇，就搁点鸡蛋西红柿那好吃不了。
定：吃打卤面还搁什么鸟和麻雀？
张：一直到几月份，那错不了的啊。明儿您上自由市场，买那飞着的鸽子，十块钱一个么，您就买一个，不要那肉鸽，买一只就够用的，回来把那皮一扒，毛就全下去了，然后您给它搁到锅里稍微紧一下，剁成小块小块的，煮熟了然后再开始放汤，您再把蘑菇这个那个全搁到里头，打出那卤来您再吃，那味儿一样吗？不信您去买一只试试。
我们老头要是拿个盆发上面，过去用碱，一瞧这面发起来多大，一瞧这面多少，沏多少碱，搁上就合适。说沏完了剩点，说沏完了碱大了，没那么一说。现在有那发酵粉了，我们家也使那发酵粉了，过去也使碱，你问我媳妇去，我从来不看碱大碱小，看这面发多大，发到什么程度，把碱沏进去这么一倒搁进去，搁进去就好使。这就是我们老头告诉我的。
定：您母亲是不是也跟着学会做饭？
张：我母亲从来不出门，纯属家庭妇女。家里饭，贴饼子的时候居多。我们老头回家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呗。他也从来不下厨做饭。回家就睡觉。
我切东西那刀工是我们老头告诉给我的，我左撇子不好教啊。反正甭管切什么东西，我不用看着那刀，看着那东西，这刀跟着这手，这刀得起多高，什么东西起多高都得知道，他得告诉你，不告诉你你怎么行啊。切黄瓜起高了没有用，起低了它连着刀呢。切肉比切黄瓜起得稍高点儿。还得看刀口怎么样，要是跟锯似的也好不了。切丝必须得搁稳了，这是第一点，不搁稳了来回晃荡，切的丝儿也好不了，这半拉宽这半拉窄。(表演切土豆丝)这手指头就管这刀能走多远，想粗点您走远着点，这不就粗了么，想细点您走近着点儿。还说着话儿玩儿似的，这饭就做了。就这么点事儿。
定：您父亲不是在家不做饭吗？他倒教您。
张：因为他老看我切菜别扭啊。我放学回家得做饭。
定：他脾气好吗？
张：从来不言语。有时我们爷俩坐一块儿聊会儿大天，他还能说两句，跟他们别人就更不说了。他就说你三姥爷手艺比我好，到我这一辈没了，北京城就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了。现在那东西，它不是那味儿！
4.不教给你
定：您父亲还挺不好请的呢，是吧？
张：我父亲？反正一般人要说请他到家做点儿饭去，说您给我说说这东西怎么弄啊？过年过节了，您给我们瞧瞧。一瞧，说嗯，你这个，你这个不行，你把这东西都拿来，搁这儿吧，一会儿我单给你弄。他不教给你。他好像就是说你也甭学你也甭弄，你也没那东西，你也没那火。过去那大(粮食)灶，那火苗子三尺多高，一天三百多斤硬煤招呼进去了。那些菜没那火你做不了。
定：那现在高级饭店里有那种火吗？没有了吧？
张：用不起，它那是高压机啊。(父亲)从电影学院不是退休了么，谁再出来请来，当顾问都不去。说您就到那儿给指点指点，什么都不用干，车接您车送您成不成？他都不去。
定：是不是他们厨子有这个规矩？
张：不知道，反正他不去了。
定：现在那么多饭馆，好厨子可能还没那会儿多，多可惜是吧？
张：……
定：您父亲现在要是活着可就发死了。
张：他现在要在啊，甭管他把手艺教给我们哥儿几个哪一个人，说要开个饭馆，那……
定：您那时候是不是想过跟他学呀？
张：是呀，我跟他说，我说我不念了，不念书了，我知道他手艺不错啊……反正我们老头不让我接，要让接的话我1962年就跟他学去了，他不让接。他师傅挂刀了，所以一个徒弟没有，关门徒弟的话呢，按规矩他就不能带了，他不能收徒弟。
定：他也就因为这个没让您学？
张：对。他不教你，他要教我现在手艺应该也很不错了。
定：您是他大儿子？
张：我行四。上头还有仨哥哥，去世一个了，还有俩。我还一弟弟，早死了。哥儿五个，都是男孩。谁都不教。我大哥是瓦匠，我二哥在清河毛纺厂，退休了。三哥没有了，原来在七机部。我弟弟原来在西直门铁路工务段，癌症。我们老头活到八十五，他四十五，没活过我们老头去。
定：那多可惜，他那些东西就都失传了？
张：完了，那些菜谱还都搁家里头呢，现在谁知道都扔哪儿去了，也没人学这个。我1964年就当兵走了。当兵回来我就上手表厂了，昌平的。我是供销科的。昌平手表厂不是有害工种吗，可以提前退，我就退了。手续我都办完了，我什么也不干了。一个月730块钱，凑合吧，我这人想得开，够吃够喝就得。
四、坟户春秋何淑玉口述
时 间：1998年9月11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宿舍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张继荣(何淑玉之女)
[访谈者按]何淑玉女士的家原是保福寺的坟户。与上述肃王府坟户白四不同的是，她家看的可能只是一般人家的坟。像这样的坟户，当年在北京也许比王府的“坟包衣”或称“坟少爷”更多。
这篇访谈做于17年前，当时的保福寺还是公交车的一个站名，现在则成为北四环上一座立交桥的名字了。关于她家是坟户的情况，我是从她女儿张继荣口中听说，也是因此才请张女士帮助安排与她交谈的。但连我自己也未曾料到的是，这是我做得最辛苦的访谈之一。何女士虽然90多岁了，但头脑清楚，反应敏捷，由于被划为富农而在“文革”时挨过整，心有余悸，对于所有与她谈及当年守坟生活的人，一律当成是来斗争她的革命群众，无论她女儿怎样一遍又一遍地向她宣讲形势、交代政策，都一概徒劳无功。这让我在恍恍惚惚之间产生一种错觉，仿佛真的回到了几十年前，回到“文革”时下乡去斗争地主富农的语境之中，那样一盏昏昏暗暗的灯光，那样一个咬死不松口的老人，还有那样一个口干舌燥并且愈来愈丧失自信的我——在那个酷热的晚上，我和她的女儿、女婿三人，喝光了她家冰箱中所有的饮料。
在我做访谈的过程中，经常可见心有余悸的老人。而且心有余悸的程度之深之重，常常出乎我的意料，这成为我做访谈时经常遇到的障碍，何女士不过是比较极端的一例而已。
本想将这篇访谈稿割舍掉，但几经犹豫，还是收入了，因为它虽然简略，毕竟反映出了在其他诸篇访谈中都不曾见到的、与王府守坟户不同的又一种生活状态。何况还有她并不避讳的，关于她所嫁给的旗人家庭的生活。
1.反正没房子没地
定：您是哪年生人？
何淑玉(以下简称何)：1907年9月19(日)。
定：您父亲的老家在哪儿您知道吗？
何：我娘家姓何，六辈七辈了，一直在保福寺住着。我们是老户了，在保福寺。我知道的就是我爷爷，还有我老祖，我爸爸他们那辈儿。种地吧反正是，给人家种地，纳粮，我们家自个儿没有地，房也没有，给人家有钱人家看坟，那家人姓楼。他们家有钱，开当铺，要不怎么就雇我们家看坟了。楼家不是旗人。给他们看坟的就我们一家。
定：一直都是给他家看坟吗？
何：看了几年坟我说不好，我一记事就给他们看坟，我爷爷就给他们看坟，好几辈了。都是给这家。他的地，大概其30亩吧，旱地。种老玉米，高粱，豆子，收成也不给他，也不给他钱，给点东西吧，就是要有白薯就给送点白薯就完了。关系都挺好的。待我们家好着呢。我们一大家子，算起来有30多口，自个儿没房，都是看坟的这家给盖的房，他看这房不成了，就给盖了5间房。
我母亲家姓孔，就在白家疃注73，也不是旗人。我都没瞅见过我姥姥。我姥姥家就一个儿子是傻子，就是我有一个傻舅舅。我妈也是缺心眼儿，我妈40来岁就死了。我听他们说过，我姥姥也不机灵。这个我记得。
定：您的姥爷是干什么的？
何：那就更不知道了，没瞧见过。记不住了。我小时候没念过书，在家什么也不干。家里这点活儿，有我奶奶，有我姑姑，用不上我。我奶奶她们，我婶，我俩姑姑做饭。我是我姑姑给弄大的，我妈什么也不会，缺心眼儿。
定：您小时候日子不算太苦吧？
何：反正不挨饿。
何淑玉之女(以下简称女)：您是不是不敢说啊？“文化大革命”以后她有顾虑。她成分不好，富农。
定：他们不是给人看坟的吗？那怎么成了富农呀？
女：(问何)“文化大革命”时候没有地怎么定为富农啊？
何：我兄弟不为人……反正没房子没地。
……
定：您有几个兄弟姐妹？
何：俩妹妹俩兄弟。俩妹妹都没了，二妹妹是八十多了没的。俩兄弟死了一个，这都分家了，我大兄弟分到大钟寺，二兄弟还在保福寺。我的侄儿都有孩子了。
2.我们老头子在旗
何：我老头子名叫张培增。是我爸爸的妹妹家给介绍的，那会儿我也不懂得什么，就知道他们家是镶红旗，在旗的，住在西直门里头，老地方了，罐儿后头注74，老地名了。细事就不知道了。(对其女)你爷爷也不干事，就关点儿米呀，关钱粮关米，什么也不干，上哪儿关去我说不好。
定：听没听说过什么马甲呀，小甲呀什么的？
何：分不少名呢，我也说不好，还有什么红带子，我也说不好了，他们家不是。我那老头子都没赶上。我听他们说，她(指其女)爷爷后来就给人家抻底子，纳鞋底子，自个儿做鞋。也没活过几年。
我那老头子7岁，他母亲先死了，他母亲家里没生计，出去找事儿去了，给人家有钱的使唤着，搭上炉灶了，给人家做饭，做完饭去那屋睡觉，点着火有煤气呀，让煤气给熏死了。死完就完了，第二天早上死，到晚上拉回来了。然后他父亲就拉稀，老拉稀不吃东西，吃药哪儿有啊？一点药没吃，拉了不少日子。那会儿哪敢使水啊，水都得使钱买，就拿一点水洗洗，多使点水都不成。我那老头子受了罪了，他7岁就侍候他爸爸，一年多吧，就在人家家，在他舅舅家，他妈娘家，就在海淀街里。然后他没有爹妈了，就跟着舅妈过，是他们给他弄起来的。
定：他们是旗人吗？
何：他舅舅舅妈都不是旗人，就我们老头子在旗。他们是做买卖的，在海淀街做买卖，在老虎洞卖米卖面，兴源家。买卖也不算大，有掌柜的，掌柜的都不是咱们这儿的人，都是外地人，都是山东人。
定：有钱吗？
何：他们家可以，要不能养活我们老头子爷俩么。在人家家，住在人家家，住一间搁煤的棚子，一小间，还没这阳台大呢，矮着呢，我也没瞅见过，这也是老头子跟我说的。老头子的父亲死了以后，是他舅舅舅妈管他。他念过书，跟他们姑表弟他们一块儿念的，就在娘娘庙那儿上学。上了不少年哪，7岁8岁9岁，上到11岁。
定：您男人念完书干什么呀？
何：念完书就学徒去了。在海淀南大街的万顺记，油盐店，学了三年，也不挣钱就管饭。学完徒就留在油盐店了。
女：我爸学的是做酱菜，各种酱菜都会做，腌的香菜、韭菜、黄瓜，萝卜干儿，辣菜。做得特好。
定：您多大时候说给他的呀？
何：订婚的时候二十一二岁吧。我比他(老头)大3岁。我二十五结的婚。
女：我爸和我妈他们原来就有亲戚关系。
何：他舅妈是我爸爸的亲妹妹，就是我姑姑。来回套着亲戚。要不怎么把我给他呢。我们这一家子都不愿意把我给他，说他没房子没地，就一人儿，就指着做买卖，一个月才挣4块钱，我小时候挺娇惯的，我姑姑都疼我着呢。除我爸爸愿意，我爸爸就图他单一个人儿，干净，没公公没婆婆，姐姐妹妹都没有，就不受气，要是有婆婆不是受气嘛，早晨起来得请安，晚上睡觉得磕头。上娘家去，她让你去几天你就去几天，走的时候得磕头，回来还得磕头，给这婆婆。所以我爸爸说，这多干净啊，你一人儿爱怎么就怎么的。
结婚时他舅舅家出钱，他哪儿有钱啊。老虎洞有一个卦摊儿，给合的婚，用一个折子来回叠的，红的，上面都写上，有上等，有下等，我和他是中等，人家说上等也不好下等也不好，中等这就挺好的，我也不认字，我听他们说的。要是下等就写妨什么妨什么，那婚就不能结。我结婚时坐轿子，还有两人抬着一个鹅，有点心，那会儿叫龙凤饼，四方的，好像是20斤吧。
定：那时候满汉不是不能通婚吗？
何：没听说过，没这一说。
定：您跟他结婚是按旗人的礼儿还是按汉人的？
何：不按旗人那个，按我们家的。我没裹过脚，外地人才裹脚呢，本地人没有裹脚的。要裹过脚在旗的不要，在旗的不要裹脚的。
定：您觉得嫁给旗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何：事多着呢那老头子。给他做那活儿，差一点都不成，挑活儿挑得厉害。拖着地穿的大棉袄我都给他做过，他等着穿呀，一晚上点着煤油灯，哪儿有这亮呀，一晚上钉一针襻，歪一点儿都不成。吃饭也事儿多，这不好吃那不好吃，中午剩的晚上都不吃，多好的东西都不吃剩的。吃菜都得盛在碟里，像咱们似的饭菜都盛在一个碗里，那不成。煮面条硬点不成，烂点也不成。到死也这样，邪乎。
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灌输的，我哥哥1946年生的，也这样，天生就事儿多，一丁点儿活儿都不干。要吃饭得把碗搁好了，碗搁得不对都不成，还脾气大。我们就说是基因。
我妈的亲侄女儿管我妈叫大爷。我都觉得挺奇怪的。(问何淑玉)管您叫大爷是怎么回事啊？
何：不是叫大爷好嘛。那不是旗人的规矩嘛。
3.结婚后的生活和孩子
何：我结婚的时候，他(丈夫)学徒就学出来了，可是我们还住他舅舅家，住人家的房，一间房，那也得花房钱啊，还得给他们干活，做活儿，洗衣裳，我一人洗，使手洗，一洗就是两大绳子。跟他们在一块儿住些日子，分出来了，就不在海淀南大街住了，就搬到保福寺去了。搬得离我们娘家近。我就给人做活儿，做多少活儿啊，谁家的活儿都做，谁有活儿给我拿来。我给人做活儿比他还挣得多呢，这一辈子没少做活儿。
一解放油盐店就都关张了。那就在家吧，跑口做买卖，到康庄、张家口那边，买粮食卖呀，在那边买了粮食在这边卖，赚几个钱。好，也不容易，受那个罪呀，说给没收就没收了。粮食就不给了。都是晚上去明儿早晨回来。
女：怎么去啊？
何：坐火车呀。后来粮食给扣了。要不怎么上冰窖了。老冰窖就在娘娘庙，后来让北大给占了。注75
女：他在冰窖入的股，一百块钱。一开始建冰窖就是他们几个人建的，有三五个人，入股这几个人我们都知道，当然别人股大呀，有一个股东，是果局子张三，在海淀很有名的，在下洼子那块儿都知道。他股份最大，他开的。果局子张三我听好多老人都说过。果局子是卖鲜果的，苹果呀香蕉呀，卖水果的。
何：他是冰窖掌柜的。那会儿有钱吧，也不是太有钱的。
女：还有一个王有国，老肖。公私合营以后就给合了。
何：我们老头子就在冰窖当会计，有准时候挣钱了。工资55(元)的时候好多年，5口人不轻松，再拿点红利，一月十几块钱。
定：还没算资本家吧？
女：怎么不算啊，“文化大革命”我们家也挂过牌，老头挂一小黑牌，“资本家”三个字还是我写的，我都受刺激。
何：(解放后)我就在家侍候老头儿，给人瞧孩子。到他死，这一辈子就在冰窖。
女：我印象她在家也不容易，给人看孩子，看姐儿两个。以后就“文化大革命”了，就不干了。
何：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26岁，男孩子，我33岁的时候他死的，要活着这会儿七十多了。
女：您不是说在我哥哥上边有6个吗？
何：有一个西瓜胎注76，还有4个都是小月子，流产。没少受罪。
女：我最大的哥哥是1946年生的。我就这一哥哥。我姐姐是1948年的。我妈生我的时候四十四了，有说这样生出的孩子身体不健康的，年龄大了生小孩不健康，傻，我觉得我还挺好的。
何：就是本地老太太给接生，也不懂得。(对女)你哥哥活这么大还真不容易，也没有奶，吃点小米面，打糨子喂。
女：这老太太有这么个特点，一辈子没和任何人发生过口角。脾气特好，跟街坊，跟家里孩子包括儿媳妇，从来不跟人争、骂，没有。从来不跟人吵架。
五、清华园边“内三旗”
——司文琴口述
时 间：2000年7月25日
地 点：北京和平里北街砖角楼南里某号楼
访谈者：定宜庄、王硕
[访谈者按]清代在西郊海淀一带修建皇家园林自康熙朝始。那时的海淀，用康熙帝的话来说，是一处“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注77之所在。有清一代，这里既是以“五园三山”为主体的皇家园林区，更是紫禁城外的又一处皇宫，朝仪之盛甚至超过皇城。圆明园周围的八旗驻防，就主要是为护卫这些皇家园林而设，经过几朝经营，最后形成“外三营”(即圆明园八旗、外火器营和健锐营)的格局，与京师八旗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是京师八旗不可分割的部分。
“外三营”之一的圆明园护军营，是雍正二年(1724年)从京师八旗护军中抽调一部分，再加上部分八旗闲散人员组成的，额兵5700余人，雍正十年(1732年)又设内务府三旗护军营，额兵三百。注78皇帝驻园来往，从城内到园，沿途都由他们负责保卫。为安置这些营兵，清廷在环绕圆明园的周围，为他们建造房屋一万间，另为包衣三旗兵丁造房504间，其具体方位如下。
圆明园护军营居住方位
左翼四旗：
镶黄旗营房，坐落树村西边。
正白旗营房，坐落树村东边。
镶白旗大营房，坐落长春园东北，即水磨。小营房，坐落长春园东。
正蓝旗营房，坐落海淀东边保福寺。
右翼四旗：
正黄旗营房，坐落肖家河北。
正红旗营房，坐落安河桥北。
镶红旗营房，坐落静明园东北。
镶蓝旗营房，坐落蓝靛厂西边。
圆明园内务府三旗营房，坐落陈府村东、水磨前边。注79
司女士就是这里提到的“圆明园内务府三旗”的后裔，他们的营房位置，即上述“陈府村东、水磨前边”，恰在今天清华大学的校园之内。清廷在这里为内三旗人即上述“包衣三旗兵丁”共造房504间，司女士一家的房子，应当就在其中了。
这些内三旗人的后代，在清华大学建校之后，便转而成为清华大学的职员与校工，至少到我访问司女士的时候，这些人在清华校园仍有踪迹可寻，但我翻阅了几部清华大学校史，对此却从来不置一词。如今清华的教授与学子，是否还会有人记得这个校园昔日的历史，是否还会有人过问一下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老住户呢？
与下面还要提到的蓝靛厂外火器营相比，圆明园护军营的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变化更大一些。赵书在《北京城区满族生活琐记》一文中提到：“以圆明园八旗为例，民国初年这里有正户旗人4171户，其中正黄旗为500户。1949年北京市民政局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有满族39户、蒙古族16户，共计55户，仅等于当时的总户数的11％。在这55户人家中有3家是地主，其余大部分是警察。因为圆明园八旗在1860年以后，许多人被分到城里当差，清廷灭亡后转成了维持地面的警察，算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所以没有离开营房。没有稳定职业的人家只有外迁或外逃……1953年市民政局到此调查时，还有许多满族人家中供着祖宗板子、索伦杆子、妈妈口袋和家谱，但离开正黄旗的人，都不说自己是正黄旗的人了……”注80可资参考。
对于外三营旗人，我曾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与口述，其中有关旗人妇女的成果早已收入《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与《曾经沧海：20世纪满族妇女叙事》等著作之中，唯司文琴女士这篇尚未发表过。
司女士已经去世多年了。当年我是通过她的儿媳王硕找到她的。2000年夏，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硕女士来京找我，她也对满族妇女的历史与生活深感兴趣，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谈话间她提到自己的婆母即司文琴女士也是满族，而她因为多年生活在海外，对婆母一家之事并不清楚，于是约我一起去司女士家，做了这个访谈。我后来因搬家等原因将这次访谈的部分录音丢失，好在王硕留有一份副本，辗转从美国寄来与我，特在这里向她表示感谢。
司文琴(以下简称司)：我是1919年生的，现在八十一了，周岁。我父亲死得早，要是老父亲活着，那皇家的，宫内的一切，都知道。那时我也小，也没有时间来说这些个事。
定：您生的时候皇上还没从宫里出来吧？他是1924年出来的。
司：正是，小宣统登基。他坐了三年呢，是吧？
我们是镶黄旗。听老人讲，咱们都是关东来的，进关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年什么代。来了就跑马占地。为什么姓司呀，说原来是姓史，不好听，皇上给改了就姓司。
我爷爷呀，昨儿我也想了半天，还真不知道。因为我爷爷死得早。我太太呀，太太，明白吗？
定：旗人管奶奶叫太太。
司：我太太27岁就守寡，我有一个大爷，一个叔叔，我父亲老二，她就守着这仨孩子。那阵不都是守节嘛，27岁。她娘家姓史，是汉人还是汉军也不知道。也在北京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小时候倒还见过她，我太太的嫂子什么的也常来，大脚，都是大脚。反正那时候生活不好，人就显得老，我太太73岁死的。我那阵十四五吧。
定：那她靠什么生活呢？
司：不知道，慢慢地反正哥儿仨就大了。我父亲那阵说就是当差，那时生活还成，都是皇上给粮食，每月发钱粮，还发老米。那阵不是都吃老米嘛，就跟现在共产党时候一样，有生活，共产制。后来有一年北京还卖过老米，黄的，吃过一阵子，好吃，一说老米老米的，就想起那阵儿皇上给的了。我父亲在宫内干了不少年，每天从住的地方到宫内干活，晚上再回来。每天都在那儿吃饭。我们在骆驼厂租了一间房，就在东华门门市部胡同，我就是在那儿生的。我父亲不是上朝，当官的才叫上朝，他就是劳动，按现在说就是轿夫，抬轿子的。銮仪卫注81，懂吗？要不说小皇上我父亲都抬过。等小皇上一登基，坐到宝座上，文武大臣一给拜，直哭，我父亲就觉得哎呀，这哭不好，不吉利。要不三年就……
后来摧残(推翻)清政府，就不行了。连皇上都没有了，我们那阵挺困难，我上头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四个孩子。我父亲从宫里出来没有职业了，生活当然就差了，在北京住也没有生活呀，我们就搬到乡下去了。乡下有三个旗，那三旗都是一个旗，注82现在说是一个村了是吧，那地方就叫三旗，在蓝旗营的北边，成府街那边，已经让清华大学给占了。不是西三旗，西三旗现在还有呢。我父亲他们祖传的有两份祖产，一份就是三旗这房子，皇上家给的呀，得钱粮给的三间房，自己的，独门独院。这事我父亲倒跟我说过，说大爷家有六间房，说不清怎么给他的钱粮。原来好像是没有我父亲的，我父亲也挺勇敢的，就跟那头儿说，头儿说那好，就让他骑马射箭，看他那骑马射箭不错，给了他三间房。注83在那之前三旗的房是别人住着。我们就搬三旗那儿去了，不是就不花房钱么，我那阵才3岁，我是从那儿长起来的。
还有一份祖产是坟地，在立水桥注84，就从亚运村直接往北，不远，我还真去过。老坟地是沙土地，有土围脖，有祖坟，没有碑。有人给照应着，坟前坟后有闲着的地，人家就种。不算看坟，就是地由他种。是汉人。不交粮食，就是他的。解放前后还有呢。我那姑姑什么的，年年去上坟，后来可能都给平了。
定：您3岁以前住在宫边上，您父亲讲不讲宫里的事？
司：讲那阵我也小啊。由我父亲说，那宫里的事他都一清二楚。紫禁城里多少间房，哪儿哪儿他都知道。
定：您3岁是1922年，把宣统皇上赶出宫去是1924年。你们搬到三旗的时候皇上还没出宫呢？
司：出宫了，因为我父亲没差了，所以就回乡下了。
定：你们管这儿叫乡下？
司：就是城外头啊，那就是乡下。
定：您能说出三旗的位置在哪儿吗？
司：三旗人就都集中住在清华里边儿。清华正门一进去有一条河，就在河的南边。都是一排一排的房，一排一个院儿。后来有的年久失修，倒塌了，就不整齐了。我们去的时候住的都还是旗人，都是老住户，我们老司家原来也有一户住在那儿，就是八姥姥家。那边的人跟城里的人就有些个不一样，你听说过没有？旗人跟旗人也不一样，有八旗的人，有咱们这镶黄正黄正白的三旗的人。注85就说八旗人太贫，就是又生活不好吧，事儿还特多，什么挑个鼻子挑个眼啦，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特不像咱们一般的旗人那样。有时候跟人说话，就说你看这八旗的人就这么贫。到底是怎么个贫呢，也不知道，咱们也没跟这些人打过交道。这姑娘都不愿意给八旗的人，我们这家子没有跟他们结婚的，都是给自己这镶黄正黄正白的三旗。要说生活水平，八旗和三旗差不多，那时候都没有正经的事。我那姑爷家是蒙古族，一直就在蓝靛厂，火器营，也是一个满族的地方，听他们说话跟我们没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是蒙古族。注86
那阵儿生活不太好，挺困难的。后来我大一点儿了，就知道(三旗人)哪家都在清华大学工作，男的一人工作养着几个人，什么球场了，什么学生宿舍，搞卫生的，送水送茶的，都是这些。我那两个哥哥后来在木料组管管东西，每天上班，下班回来，每月开工资，那时才挣16块钱，这都还是不错的了。也有老太太给人家当保姆，不一定是旗人，也有外边的人。可是旗人挺多的。所以我们在清华那边本家多，亲戚多，你看姓司的，都是我们本家。现在有十几家吧。我们这些人家在清华都有好几代了，至少三代。现在又都要把他们往外赶。因为现在从外边雇民工特别便宜。
三旗里边就有一家是种地的，他那三间房跟清华隔一条河，那时有两个院子的房子倒塌了，那儿能种地，还能打挺好的粮。他那二姑爷是七间房注87的农民，汉人。到时候来给他种，到时候来给他收。
司文琴之女(以下简称女)：老太太说的这三旗我知道，就在清华里头，(一九)五几年六几年，清华扩充过一次，就把他们扩充到清华园里头去了，后来清华把他们拆迁出来，拆迁到蓝旗营，就在蓝旗营车站北边，一大排平房，一个小院一个小院的。现在第二次拆迁，又把他们弄到西三旗注88去了。
司：蓝旗营原来就叫蓝旗营，有原来的居民，后来又迁进三旗的人，是这么回事。(从清华)搬出来以后，可能是给的三间北房，两间西房，一个院儿。那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院儿，按咱们说就是一排房。我们后来跟我父亲搬到什方院，三旗那三间房就是我哥哥住着了。一直到现在。清华占了三旗，把他们挪到蓝旗营，清华又占了蓝旗营，又把他们挪到西三旗。
女：老太太后来可能都没去过，我去过，因为我舅舅还在那儿住。这份三旗的祖产，本来应该是我们7个人的，这次老太太就签字放弃，给我二舅的侄女儿了。
司：我们就弃权了。 我大爷他也拿过钱粮，那阵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大爷学的是厨房(厨师)，反正后来他是厨子。不是宫里头的，就是一般的厨师。
定：他当过旗兵吗？
司：……不能没当过吧，没当过怎么有房子呢，他有六间房。我们有三间，比我们家多一份。
定：你们家原来在宫里的时候您大爷没跟你们住一块儿？
司：那阵都单过了，结婚以后哥儿仨就没在一块儿住了。大爷活了七十多吧，腿不好，后来人家给介绍的，到山海关那边工作去了，到那儿也不知怎么了，下车时候把磕膝盖摔坏了，后来走道儿就有点瘸。后来我那个大妈死了，是喘病，老在炕上，死时岁数可能不大，留下俩孩子，一个闺女一个儿子，我那个姐姐也就十二三，我这太太带着。我太太后来就跟着这个大爷了，跟着他在城里头住，在家干点家务。大爷一直就没再娶。
王硕：您大妈去世时为什么您大爷没再娶呢？ 司：他也想娶呢，那孩子什么的，一直就没娶。
定：您大爷住哪儿？
司：那我倒记不住了，其实我去过。后来不是没有我大爷了么，他们也住到三旗了，就是河边上那排房。我叔在北京考的警官学校，后来调到山东。带着我那个婶妈，就在那儿落户了。
我大妈可能是旗人。那时候汉人不愿给旗人做妻子，嫌旗人事儿多，礼儿多，太麻烦。按现在来说，咱们旗人就是贫。 定：您说的贫是什么意思？
司：爱说，还有生男育女，什么都讲究规矩，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阵儿旗人有了孩子没有送出去学技术的，舍不得，就都没有技术。
定：这旗人怎么那么疼孩子？
司：也不知道学什么，像人家外地人来了就学徒。北京人学技术的很少。把南方人叫豆皮子，注89好像比咱们聪明似的，就都管他们叫豆皮子。人家外地来的特能吃苦。
女：对这点我体会特深。比如我那两个舅舅，就没技术，家里也没想让他们学点什么，什么都不学，生活特贫困，只好到跑马厂给人牵马去，给外国人家里烤面包。这种意识代代往下传。
司：我母亲也是旗人，娘家就在北京，我姥姥姥爷就这么一个。不过听人这么说，我母亲还不是这个姥姥生的，是请的，就是抱的。后来长大了。我这姥爷横是(即北京话“也许”之义)也就吃点钱粮，没有技术没有工作，就成天游手好闲。我母亲不识字，她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就跟我这姥姥，娘儿俩就指着这做活儿挣钱，生活。那阵儿都穿大褂，中式大褂，一天做一个大褂还做一个套裤，套裤就是裤腿儿，它到这儿(指大腿)是一个马蹄形，用带系在腰上，干力气活儿的，穿裤子不方便，穿套裤，这屁股那儿不就随便了么，这叫套裤，都是男的穿的。俩人一块儿一天就做一套，够苦的。
定：给谁做呀？
司：给外人做。人家给钱哪。
定：她嫁给您父亲以后还做活儿吗？
司：不做了，就是看孩子做饭，弄这些个家务就够呛了，就是做也是给自己的孩子们做。那时候穿衣服穿鞋都得自己做呀，哪儿像现在都买呀。6个孩子，空不了。我从14岁就学这针线活儿。好像到我年轻时做的就都是时兴样儿了，什么大褂了，裤子了。没人穿那套裤，那是卖力气的人穿的，为的是方便，家里哪儿有做那个的。我俩哥哥都穿大褂呀，都得自个儿裁自个儿做，钉纽襻儿，那两道缝儿都得缝直了。后来有了侄子我还给做呢，做那小衣裳。我自个儿的衣裳也都是自个儿做，哪儿能去外头做去？做鞋，跟着街坊姐妹，今儿个出这么个样子，明儿个出那么个样子，比赛似的。你做得好我还要比你做得好。这大褂都沿边儿，沿什么韭菜边儿，绲边儿。
定：您沿边用缎子还是普通的布沿呢？
司：用缎子。我也穿过沿缎子边儿的衣裳，自个儿做的。
定：沿两道边儿三道边儿？
司：一道。有的是盘扣，有的就是直的，钉纽襻儿。绣花我不会，我从来就没学过那扎花，人说扎花挺简单的。
定：那时候北京好多妇女都做挑花，您没做过？
司：挑花我没做过，补花我做过，给国外做的。这么一块硬纱，还有两块方的，做那么一套3块多钱，可是特别细，最快怎么也得3天。这个纱四面沿边儿，先把边儿做好了，里头是一个大天鹅，后头跟着俩小天鹅，还有草，特别细。那，没有电灯，就在煤油灯底下做。我那阵也是做那个，挣钱哪。那个村里好多人都做这个。好像是成府那儿有那么一个组织，人家揽了这活儿发给大伙儿，然后再算账。现在也没有了。
定：三旗里面干这个的多吗？
司：不少，都是姑娘。
定：媳妇为什么不干呢？
司：不是不干，是没有那时间干。再说这活儿是细活，你不安心不好好做给人做坏了不成。
定：一群小姑娘在一块儿。
司：也有二十多的，有个姓徐的就二十多了，不结婚。那时候旗人的姑娘都结婚晚，反正就是挑呗。不合适。也考虑给不给旗人，因为怕给那外地人给带走，带到老家去。
定：怕离开北京城？
司：也不是，为什么呢？怕到老家受罪，到老家就种地呀。城里人哪儿会这个呀，所以外姓人、外地人不给。就怕带走。
我这点文化呀，也真不容易。那阵我们家就挨着清华大学，学生自己办了一个平民夜校，我们就跟你六姨儿(指自己六妹)，那时也就七八岁，每天晚上5点到6点都上那儿上学去。那么样儿学的。学的那点倒真有用。我14岁搬到什方院，就没机会学了。
我跟着父亲搬到什方院这儿来的时候我十四，待了几年呢，就有十六七了。那儿有人把房租给了一个德国人，年轻的两口子，有俩孩子，一个12岁的姑娘，一个3岁的男孩子。那个女的，她父母在东北有个大营造厂，他们在咱们中国挣老多钱了，她的生活，她父母完全给她，什么都给她弄了。她的爱人，这个男的，在辅仁大学教学，化学系。男的中国话不好，女的中国话特好，女的管我父亲叫老司，不是在一院住嘛，她瞅我出来进去的，她就跟老司说，你是不是让你这闺女帮我们点儿，每天他们要开车进城送姑娘上学，这3岁的孩子没人管，就让我在他们进城的时候照顾照顾，有点小小不言的针线活儿，给做做。她挺喜欢我的还是，按外国人的给，一月给我24块钱。
女：结果是我姥爷给您介绍到那儿去，您比他还挣得多呢。
司：啊，比你姥爷还多了，你姥爷才挣10块。过年过节的还多给。她跟我挺好的，这孩子才3岁不是，慢慢儿地跟我更好，我母亲在下边有两间房住，这孩子到那儿呀就管我母亲叫奶奶，管我父亲叫爷爷，那儿吃什么他就吃。我待了几年呢，到二十四我结婚，她舍不得，可也没办法。我结婚时他们还送我100块钱，让我买东西。我结婚以后，那个女的知道我有了小孩儿了，还去看过我。
定：您学德文了吗？
司：眼前儿的说话能知道点儿，那阵儿我脑子还聪明，都知道一些个。后来刚解放时候，不就是给那外国人都弄到山东、河北去了？把咱们国内的外国人都给弄去了。他们也走了，打那儿就没音信了。现在他们都早没了，这姑娘那阵十二，现在都该四十了注90，我们还真打听过一回，没打听着。
王硕：您挣的20多块钱都是给家里？
司：都给了。要不说那阵就是傻，什么思想也没有。要是现在，挣五千自个儿花三千吧，那阵就不懂。要我说，一直到结婚都没这想法。有时候我们街坊在一块儿，都20多岁，人家都买这个那的，我也搭着忙着，也没有那想法。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自个儿有什么私心。我两个弟弟也是，挣钱不会自个儿去胡花去。后来我自个儿也想，那时候的人跟现在比，可是差远了。这阵儿这人多聪明呀。
王硕：那这聪明是好是不好呀？
司：反正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是吧，啊？我这实心眼儿。
我24岁结婚，到我结婚时就没有那旗人汉人了。国民党时代一说旗人瞧不起，说你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就指着皇上吃粮食拿钱。那阵儿咱旗人都不敢说，甚至填表都不填满族。我结婚到这儿，孩子们人家是汉族，都是北京生的。
女：我们家不是旗人，我爸爸不是旗人。
司：我自己的满族是前几年改的，就是为了给孙子改。底下那一代为了上学都报满族，加10分嘛。其实改什么也无所谓。
王硕：您24岁才结婚有没有要挣钱养家的关系呀？
司：我自己没有那个想法。我父母也不能那样，老让我干活挣钱。
王硕：实际是不是耽误了？
司：也不能算耽误。我那老爱人(指丈夫)前面那个妻子，是我出五服的叔伯姐姐。我不知道她比我大多少岁，她是肺结核死的。
王硕：她怎么嫁给汉人了？
司：也是有几家街坊，跟我们这老二婶(指丈夫前妻之母)挺熟悉的，瞅这小伙子挺好。
女：这些个旗人，他们败了以后都特别穷了。她(指司，即其母)嫁给我爸爸不是？她的妹妹、姐姐都嫁给农村的了。就穷得那样。
定：什么时候知道他有5个孩子的？
司：那是早知道了。我一进门就那么多事，您想，5个孩子，还一外甥，还一侄儿，也在这儿，一天做饭就够呛了，再(加上)洗。
定：都您一人做？
司：她那姐姐(指前夫留下的大女儿)不是十二么，能帮我点，真正的事儿也帮不了。要不说我这命真是大，累也没累死，也没得传染病。这不是该着吗。
定：您这辈子付出的也挺多的。
司：嗨，也仗着年轻。什么时候都够累的，大盆大盆地洗衣服。她父亲那阵儿包点活儿，(一九)五几年的时候给那个苏联人装修，他(指苏联人)是北大的教师，我小时候他经常来，这外国人中国话说得好，中国字他不认得，我那老爱人得一笔一笔地跟他说，工钱多少钱哪，料钱多少钱哪，然后汇总，我得帮着，算。他不能写，我也是瞎写。原来是我大儿子帮着弄，但我这老爱人脾气也不好，他弄得对就对，有点什么就急赤白脸。这孩子挺怵头的，最后就说，得了，你帮着我点儿吧。
女：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们家原来房子比较多，一个大院吧，18间房都是我们家，就在北京站。我姥姥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司：我12个孩子。一人至少生一个，全搁这儿。大姑娘(生孩子)没用我，因为她有姥姥婆，人家帮着。二闺女结了婚，第一个外孙子，早晨送过来，晚上下班再接走，到有老二了，大的就上学了，还是这样，早晨送来，晚上接走。到三姑娘结婚正是我刚生小儿子有病的时候，她在纺织厂，三班倒，生一闺女，我先伺候月子，56天她上班，把孩子又搁家了，我那阵儿也挺发愁的，我自己的孩子吃自己的奶，这孩子还得喂，喂得好喂不好啊。发愁，慢慢适应着吧。她这闺女两岁多了，她告诉(我)：“妈，我又怀孕了，那我做了吧。”我说别价，做了好了不好了的，不能做。“不能做您弄得了吗？”我说这大的不是也快走了么，大了。这就生第二个，生个男孩子，我说要不是我，这个就没了。接茬儿这就弄着个老二。老二刚3岁，四闺女又生的这个外孙子。这仨，一人比一人大3岁。
定：您这辈子没工作过？
司：工作啦。我没文化也没别的条件，就在街道上，1960年吧，给我找了一个托儿所，在一个工厂的大院儿里，我，还找了俩阿姨。我们4个人吧，反正我负责，开会呀，收入账呀，都是我。工人抱着孩子来，下班抱走。家长都(叫)“司老师”，跟我好着呢。我心软，这孩子都不大，哪个哭我就抱抱，别的阿姨就说司老师您真那什么，您还老抱着？您就不能多歇会儿？我说瞅着这，谁不都是自个儿的孩子谁疼呀。后来不是这姑娘(指自己的继女)要生孩子嘛，没法儿干了，你说是姑娘要紧还是外头要紧呢？尤其这姑娘又不是我自个儿生的。我说得了，甭干了，就家里看孩子了。后来人家那负责人、园长，家里找我多少次，说司老师，去吧您，我没法去呀。人家都说司老师司老师，您要干几年怎么也算退休了，我也没办法，我到现在也没有退休(待遇)，不就为这些孩子嘛。可是你说怎么着？孩子都跟我好，不单姑娘好，姑爷也都跟我好。姑娘、姑爷、儿子、媳妇，都孝顺，就是孙子、孙女、外孙子，没有一个跟我不好的，都尊重我。一大家子热闹着呢。我现在挺知足，虽然过去受过好多挫折，累，现在得了，挺好，这就值了，我挺满足的。
王硕：特厚道啊，谁也不埋怨。
司：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妹妹结婚都三十二了，她身体不好。她走得也早，五十四就走了，留下俩孩子。那就解放了，她一直工作，原来是在印刷厂，东单有一个永兴印刷厂。后来又到朝阳区法院，也肯干着哩，一直到死。她身体不好，得过肺结核，后来在通州疗养，治好了，完了结婚怀孕又难产，又剖腹产生了一个男孩子，那就别要了吧，还想要第二胎，结果还得剖腹产，剖腹产两次。后来血压高，那天扫除，擦着擦着脑溢血，就这么样。
女：还不敢告诉您呢，知道从小您给带大的。
司：对。我比她大12岁，她起小身体软弱，离不开我，断奶时候都是我给她做吃的，买吃的，穿什么都是我给她做，也是那阵兴什么就给她做什么。后来我结婚，她也不断地进城来，挺要强的。我俩弟弟也都实诚着呢，那我就结婚了，1949年以前，通过街坊介绍他俩到石景山发电厂，他们没有文化呀，去了也就做这劳动的活儿，从那儿劳动，小弟弟到组织部长，后来到石景山发电厂厂长，大弟弟是官厅水库的厂长。你说多不容易。后来都是离休。现在就我一个弟弟了，一年总得来看我一次，带东西，吃的、茶叶，走的时候还老给我钱，我说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我花不着钱，他说：“不价，您抽烟、玩牌，我一月拿一千七呢。”他什么都跟我说。到现在还是姐姐、姐姐，老是叫得亲。人特好，谁都照顾着。
那多少年前了，我们在什方院住的那阵儿，我父亲订了一份《实报》注91，知道吗？我昨天还想呢，想看看那报纸，那比现在这报可好，现在这晚报除了广告，就是这个网什么，我都不懂，看它干吗？不瞧。那《实报》我父亲天天看，天天儿地。没有电灯，就煤油灯，天天地看。你别看他念书少，他文化还挺行，有个字不认识他都给你讲，这个字是怎么写怎么念怎么讲，从那报纸上也能认不少字。我也跟着天天就看《实报》，《实报》连载的小说，有一湖北人，能说着呢。
定：您还记得那小说叫什么名吗？
司：没事时想也许还能想起来。也不是小说，就是这湖北人叫王什么雨，他那爱人叫林清啊还是什么，他们两人天南地北地聊，想聊什么就聊什么。这60年了，别的小说就没怎么看。
定：晚上都干吗呀？
司：有耳机子的那个，矿石收音机注92，听那个，听京剧呀。
定：您爱听京剧吗？
司：爱听也没真听过，60多年也没进那戏园子去过。哪儿有那时间呢，也就是听耳机子，现在看看电视。你看那三频道、五频道，有时我就一人看，他们谁都不爱看，都不看，说不懂，你说怎么会不懂呢？这京剧才是真功夫呢。
女：她还会唱呢。
司：就是听的。
六、大有庄与骚子营赵颐口述
时 间：1998年6月18日
地 点：北京海淀区某中学家属宿舍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赵女士退休前是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学的美术教师，民族成分是汉族。她的丈夫也是汉族，在北京某中学工作，家住该校的家属宿舍。
赵女士虽然知道自己是“八旗的人”，而且是“营子里的人”，但对祖上属于八旗的哪一部分，已经知之不详了，但她既然能说出她的祖先居住在肖家河北，那恰是圆明园八旗护军营中正黄旗营房的所在地，可知她家很可能就是圆明园八旗护军营中的正黄旗旗兵；至于她的祖母出身于水磨李家，则很难判断究竟属于镶白旗人还是内务府旗人了。
赵女士的祖上买下土地以后就离开了营子，但她所提到的地名，几乎都在圆明园和颐和园附近，她住的大有庄坡上村以及骚子营等地，都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东北注93，是“五园三山”修建起来以后逐渐形成的村落。嘉庆十九年(181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兵部侍郎禧恩在“遵旨查明门牌”中奏称：“于本月十三日赴圆明园，连日分往附近园庭等处，逐一细查，并因园户、匠役多有居住大有庄、坡上村、哨子营等村庄，恐其中有奸徒藏匿……”从这份奏折可知，早在清朝嘉庆年间这些村落即已形成，住户中有很多是园户、匠役等为圆明园等园林服役的人口。注94
赵女士大半生未曾离开过这一地带，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将民族成分改为汉族，以后再未改回，但她所述的一切包括她的语言，都带有这一地区旗人的鲜明特色。
1.营子、大有庄和老祖
赵颐(以下简称赵)：我是1932年生人，属猴的，今年六十六。
我们是营子里的人，八旗的人，这周围都是营子，什么正蓝旗呀，火器营，一问上哪儿了，就说上营子了。我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爸爸，一来就上营子。我们家就在肖家河北边，是黄旗，是正黄是镶黄我爸爸给我讲过，那时候小，(现在)就忘了。我们家家谱都是“文化大革命”给毁了。那时候哪敢烧？都是泡在水缸里头，攥了，撕了。
我爸爸说我们祖上是山东的，他也是听我老祖说的。我老祖叫赵二瞎子，他瞎。我还有个大老祖，这个老祖是老二，他没孩子，过继了他哥哥就是我大老祖的孩子，这就是我爷爷，叫赵省三。赵二瞎子就住在肖家河北边那儿，他在朝廷当差，是干什么的我爸爸跟我说过，忘了，反正挺有名的。他在城里也有房，在小新开路。我老祖特别好，虽然瞎，可净干好事。他没孩子，有一次赶着大车上朝去，走到黑泥沟那儿，在大道上看见一个小姑娘在那儿哭呢，没有家，我老祖就给捡回来了，弄到我们家养着，人家就劝我老祖，说你又没儿子，你就把她收了二房得了，老祖不干，说我拿她当闺女养着。最后把她养大了，给的肖家河姓宋，我们都叫他姑爷，到现在我们家还跟她们家走亲戚，她不在了，她孙子都是我们这辈的，六七十岁了。其实她不是我老祖的孩子。
我家住在大有庄坡上村，是在我老祖的时候从营子里搬出来，具体从哪个营子(搬出来)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附近。究竟我们营子里的房给谁住了，我爸爸原来说过，我也没记住。城里有房也没人住。我老祖在坡上村买的房，然后又盖的新房，房子都特别讲究，一进门有个影壁，然后是二门子，二门子进来是四间南屋，三间大房一间耳房，然后又进一个二门子，垂花门，垂花门头里是影壁，是四扇门，影壁进来是东西屋、北屋，这北屋呢往那儿一坐，大玻璃，一直地能看到我们的地，地里种的荷花都能看到。我们家院子种的芍药、牡丹，那牡丹都是墨牡丹哪，紫的，黑紫，还有姚黄，三棵都是上品，都是“文化大革命”给刨的。从我爸爸小时候就在这儿住，一直到解放。
大有庄这一片人都是吃颐和园里边的饭，跟慈禧都有关系，都是伺候她的，可大有庄不是旗人聚居的营子，没有多少旗人。
我爷爷也是在衙门里干事的，在城里头。我太太，不叫奶奶叫太太，他们家姓李，水磨李家，就是清华大学那边的水磨儿，是旗人，大脚，梳旗人发髻，梳到脑瓜顶儿。我太太个儿高着呢，我爷爷也不矮。我爸爸他们都挺高的。我太太的两个侄儿解放后还和我家有来往。
2.我爸和我家的生计
赵：要是跟我大老祖那儿排，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一个大爷(大伯)，那是我大爷注95(大爷爷)的儿子，老三也是我大爷(大爷爷)的儿子，还有老四、老五。我爸爸就亲哥儿仨。我爸爸下边我有一个亲爸，就是我大姑姑，叫亲爸，我还有一个爹爸，就是我二姑姑。然后我四爹，我五爹，都是跟我大爷他们屋排着叫的，五妈其实是我五婶，不叫婶，叫五妈，婶妈。
我老祖在朝廷里边当差呀，我们都吃钱粮，生了孩子就有吃呀。我不记得了，因为我记事就快七七事变了，像我姐姐她们都记得。
我爸爸特别崇拜我老祖，我老祖也最疼我爸，一生了我爸爸以后，我老祖什么吃的都给他买，上朝什么的都带着他去。我爸长得也漂亮，双眼皮大眼睛，也高，文绉绉的。在家挺有威望的。从小我爸爸就这样教育我，说这东西给家里的人吃，是“填坑”，给外人吃，是传名，他就对外人好，在自己家就脾气大，家长制，耗子扛枪——窝里横。我们家有好几道门呢，我爸爸在门口儿一叫街门，要是里边没听见，他立刻就把石头扔进来了，到家就又打又摔，全家人这就吓得要命。可他在外头特别地客气，不得罪人，旗人哪，讲究见人打横注96，这是礼节，我爸爸见谁都打横。小孩叫声爷爷，我爸都能给他鞠个躬，有吃的都给人吃。土改、“文化大革命”都应该打我爸爸，(结果却)没有，我爸爸还带着一帮子地主学毛主席语录，他是黑帮的头。
辛亥革命以后没钱粮了，那就靠那点家底儿呗，我老祖能不置房子置地呀？在上地注97有旱地，在大有庄是水地，我知道我爷爷死了，发送完了我爷爷。然后我爸爸他们哥儿仨就分地，一人28亩旱地，18亩水地，就这点儿。我爸爸哪儿做什么工作？公子哥儿，就在家吃这地。我们自己经营着，雇长工短工，(这)叫经营地主。
我们这一大家子吃饭就指着这地收入。那会儿凭天吃饭，能产得出来吗？一亩地就收五六斗老玉米，那28亩又不是水浇地，能收多少？18亩水稻地，一亩地又能给你几个？也就够半年吃的，那半年卖青，就是地还没种苗呢先卖出青去。比如到秋天要是一石大米卖二百块钱，那么春天就卖一百，卖一半钱，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五十，等到秋天您这儿打了米，人家卖青的这人来了，那时二百零八斤一石大米，您就得让人家拿走一石新大米。
我家还有两个坟地，黑泥沟的是老坟地，就是埋我老祖的那个坟地，就在圆明园的后头，离我们家也不近，可我们一来就去。坟地里有穴位的是五个，五座坟，坟的后边有个围脖儿，什么叫围脖呀？就是坟地后边砌一堵墙，围着这五个坟。老坟地没穴位了，都埋完了，赵二瞎子都是偏的了，最小的了。坟地的后边有一个坟，是我大爷爷、大太太的坟，然后下边就没有了。连我大爷(大伯)都没有。这个坟地有几亩子地，给看坟的，人家给你看坟呀。要是收得多成，可以收租子，可是本来就少，你得养着看坟的呢，自己就落不着，看坟的顶多年年儿呀拿着筐，到你这儿给你送几个鲜老玉米来。年年他种这点儿地吃这点儿地，我家也不给他钱了，就看着这几个坟头，一共六个。我们家年年儿坟地被盗，那人家管不了，谁敢出来？第二天早上人家到我们家通知我们：您那坟地又被盗了，哪个哪个坟头盗的是。我爸爸就带着我去，到那儿去看，您看看管什么用，都挖得老深老深，都上来水啦，您说他都挖了什么去了？我们都不知道里边有什么。然后再让这看坟的给埋上，看坟的就起这么个作用。这家儿呀姓那(nā)，那东儿，姐弟俩，可能都是旗人，姓那的旗人多。住着两间房子，没结婚，后来就解放了，死到那儿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家坟地，就在大有庄坡上村，一号是我们家坟地，二号是我们家住宅，阴宅阳宅呀，挨一块儿，出我们家街门口就是我们家坟地，我爷爷和我太太就埋在这边。坡上村一号现在是国际关系学院，二号还是我们家，还有房子，四间北屋，就是我保留的，我不许动这几间房子，现在我二哥在那儿住呢。
肖家河那儿的上河沿，是我们的旱地，那儿也有几个坟，埋的都是姑娘，像我亲爸，我三姐，还有我大哥的儿子，我侄儿，这仨坟。
我爷爷死后就不一样了，像我四爹给我二哥娶媳妇就卖了地了，剩的寥寥无几，我五爹的地也卖了，就我爸爸没卖，我爸爸就有这封建思想，说创业容易守业难，我得守着这个产业，甭管我多苦，就养活着我大姐、二姐、四姐、我，我们四个闺女。
我爸写一笔好字，我爸会写毛笔字会打算盘，我们大有庄老年间，他到年下写对子都写不完，我给研墨，都是我伺候着，写完一联拿起来搁地上排着，上下款，横着，我都给卷好了。我爸爸能攥着棉花在地上写那大字儿。我这五爹也写一笔好字。我妈不识字。
3.我妈家和我妈
赵：肖家河是我舅舅家。我妈的奶奶是李莲英的亲姐姐，其实李莲英家特穷特穷的，7岁入了骟房，那没办法，我妈说那炕上连席头儿都没有。那会儿我妈的奶奶要一有病，慈禧上他们家去看她去，那真是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所有女孩子都不许在这村里，都得走，都轰到山后头去了，怕冲老慈禧，嘿哟她是不是女的呀您说，这女的都不让进家门。慈禧到那儿去瞧我妈的奶奶，都整羊整猪地往那儿搭，走一街都是抬的礼物，到那儿其实没有两分钟就走啦。走了以后院子里就摆满了她送来的礼。
我妈的老娘家(姥姥家)是苏家坨。苏三四注98的，姓杨。他们可能是汉人，不太清楚。注99记得我们姥姥家，我舅妈她们都是小脚的，您知道旗人都是不裹脚的，旗人不裹脚不扎耳朵眼儿注100，我姐姐今年要活着是八十六，她都没扎过耳朵眼儿。我舅妈、二舅妈、三舅妈她们都是小脚，像我大舅妈是大脚，旗人汉人后来就互相联姻了。
旗人妇女的一耳三钳
我妈是后来放的脚，她14岁我姥姥就死了，谁管她，就放了。我妈的妈跟爸爸死得特早，四十一二岁就死了，两口子相差40天。我妈苦极了，下边带着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是我妈弄大的。我妈本身是汉人，可她嫁的旗人哪，她嫁给旗人就算旗人了。
我们家特封建，要不怎么老早就娶儿媳妇呢。像我妈吧，比我爸爸大4岁，我爸爸才十七，我妈妈二十一了，娶到我们家，就为的使唤儿媳妇。我爸爸是老大，下边我四爹是老二，比我爸爸小10岁，我妈娶过来，这小叔子、小姑子都穿着开裆裤呢。这一大家子都是我妈做饭，侍候着，还得吃两样饭，老家儿注101得吃好的，我们管老人叫老家儿。一进腊月这就忙上了，拆呀洗呀扫房呀，弄利落了，就得准备这一大家子年下吃的东西，到二十几了就杀猪呀宰鸡呀就开始做了。做各式各样的菜，用的那砂毂子，跟现在的砂锅不一样，是荸荠扁儿的，厚，炖的。还有坛子，现在我们家还有那坛子呢，使坛子炖肉，在外头一毂子一毂子地摆满了，都冻上。一点儿这一点儿那，特别讲究。要是宰一头猪吧，得做出多少样儿。腊八粥从早上起熬了，熬完了以后一小碗一小碗地都盛上，用一个大瓷盆扣上，上供，烧香。吃一碗热一碗拿一碗，腊八这天大家都许喝，然后就不喝了，就给老的天天热一点喝。我爸老说那会儿那温朴注102呀，炒红果呀，到年下咱们家都一坛子一坛子的。
到我们家，那规矩！早上起来都得给婆婆请安去，早上起来问安，倒尿盆，打上洗脸水，漱口水，吃饭也得请安去，请大蹲儿安。这要是回娘家，得磕头，穿着花盆底子，戴着大两把头，都得是这样。到晚上我爷爷跟我太太，往那儿一坐，弄这牛眼儿似的那么大的小盅，喝酒。把这花生豆一掰掰四瓣，搓，搓那泥。然后慢慢儿慢慢儿地喝这酒，儿媳妇站在旁边陪着，那大水烟袋，儿媳妇得给点，甭管这儿媳妇怀孕肚子多大，也得挨那儿站着，站到12点，还睡得特别晚。到要睡觉了，又得请安，什么小叔子大姑子小姑子都得请到了，这才能安歇去。就我们这一家子，那时候我妈娶到我们家，人多着呢。
我妈到我们家就那么受气，挨打，我太太不打，爷爷不打，太太一句话我爸爸就打，薅住头发打，拿你不当人。说让你住娘家去，你这儿磕了头请了假走了，给你三天假，你住不到两天就给你叫回来了，嫌你回来晚了，插上街门，把我舅舅他们插到外头，我们家大门洞里头大板凳，大着呢，就按到板凳上打我妈，让我舅舅听，就拿媳妇不当人，人说了，媳妇是墙皮土，揭了一层还一层。去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拿媳妇不当回事儿。我妈脾气特好，窝囊。我妈受气按说我也应该同情我妈，我觉得我妈太窝囊了。
可是我妈一年生一个孩子，一共生了八胎九个孩子，七个姑娘，俩儿子，我大哥我二哥。我太太死的时候我妈生我四姐，现在我四姐是74岁。我都没见过我太太。我妈还生了一对双棒儿(双胞胎)，也都是我姐姐，最后生的是我。双棒儿一个活了一个月，一个活了半个月，都死了，死了就是说别让她们再托生上来，就给全身都抹上墨，埋了，就说是不让她们托生了。
结果呢，转过年来又生我，我的脸上就这儿一块记，一块黑，就说我是那双棒儿托的。像我妈这样的，噼里啪啦总生孩子，我爷爷就说，哎，我这二亩地置得可真值呀。我妈老有病啊，爷爷就给瞧，为什么呢，他怕她真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弄啊。
4.我叔和我婶
赵：我这叔叔，大排行是五爹，是中法大学毕业的，什么区里呀市里呀都是什么区民代表，他净搞这个，八路军那会儿，他跟他的同学叶剑英啊、老师梁漱溟啊，跟他们一块干什么，你现在到村里去打听去，还有人知道叶剑英到村里找过他。我五爹本来要参加革命去，我太太不让，非得给他说这个媳妇，想把这儿子拴到家里，不愿让儿子出去。我五爹得够一米八儿的个儿，我这五妈也就一米四几，矮得要命，我太太就非得叫他娶。我叔叔抗婚没抗过去，捏着鼻子结了婚。
那会儿不是讲究合婚吗？择日子一合婚注103，我婶克婆婆三分。可我这太太就非得要娶人家，克婆婆怎么办呢，就夜里娶，真的就夜里娶的。我婶那天正好赶上来例假，可是都已经请人了，办事了。三天呢，搭棚啊，头两天就来亲戚了，那都得两年前恨不能就订好了婚，您当是像现在哪，随便改日子？改不了。女的来例假，都没准会提前错后的呢。倒霉，这不好。那怎么办呢，您不知道这旗人事儿妈似的，就讲究这样，男的骑着白马去，接红马。哪儿有骑马的？我叔叔就得骑上一块白布，那么我婶呢，例假呢就叫红马，白马去接去。注104您说怎么那么赶巧了呢？我叔叔是中法大学毕业生，愣给找这么一个人，还让干这个！结果我太太心里就不痛快，别扭。
我这个婶娶过来一个月我太太死的。娶过儿媳妇，我婶到一个月得回家住对月注105去，回家住对月得给婆婆磕头、(给)公公磕头，给这个请安给那个请安的，都得拜完了请完了假才能走呢，我婶头脚走，我太太就病了，越病越厉害，叫咱们现在来说就叫尿毒症，正经八百是活人叫尿憋死的，憋了七天七夜没尿出尿来，光喝药汤子，说导导尿吧，找西医来，那时也有西医了，我太太封建，说这女的哪能让人给导尿哇，就愣憋死了。那可能就是糖尿病，现在我们家就是糖尿病的遗传。我侄女我妹妹和两个弟弟都是这病。然后我婶回家过对月去没有两天就给接回来了。
我婶的娘家是汉人，她妈的脚那么一点儿。我婶是不裹脚了，不知道是不是裹了又给放的。她给了我们家了，她自个儿违心，还守着她们家。我太太死了就剩我爷爷一人了，我婶跟着我爷爷过，您想她能在我们家受气吗？我妈是受我爸爸的气，我太太是支使我爸爸打我妈。我爸爸脾气特别暴躁，不好，我叔叔他怎么也是素质高呀。人家不打。我五妈没少生男孩子，生下就死。七七事变以后又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其实我五爹也工作，什么城里呀石家庄呀哪儿都有工作，解放以后教工农干校，后来就到北京市教育局语文研究室，也是不到六十就死了。
5.我哥、我姐和我
赵：我们老家庭都在一块儿过，加我们家的一共九个姑娘。说是早年在这坟立穴位，稍微往左偏一偏，这就做官的人多，但是后代少，往右偏一偏，女孩子多。我们家就考虑，宁要女孩子多一点儿也别后代少，(怕)绝后，就往右偏了一偏，我们这代人是十个女孩子，四个男孩子。
我们这一大帮孩子，我爷爷规定，不准吃窝头，我们有名的小米饭赵家，吃小米饭，为什么？怕这孩子你掰一块我掰一块，吃完饭零叼，浪费，就吃小米饭，捞小米饭，喝小米米汤，这小米饭你总不能抓一把吃吧。我哥哥他们上私塾，我姐姐她们都不许上学，姑娘不许上学。我哥哥他们回来念书，我姐姐她们就偷着跟他们学。
我妈都四十多了，转过年来我才一周多岁，我大哥就二十二了，就娶我嫂子。我大哥从14岁就入的电话局，在城里。
我太太有多封建，就拿我二哥来说吧。我二哥属鸡的，我太太说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出了我们家门口，从我们这胡同那儿来了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抱着两只鸡，一只手抱着公鸡，一只手抱着母鸡，就给我太太一只鸡，说给你这只公鸡。你呀可给你们家二秃，别给你们家大秃，我太太就抱回来了。可巧我妈那年就怀孕了，等到十月份一生是属鸡的，就是我二哥，公鸡呀。所谓二秃二秃的就是我这个叔叔，大排行是我四爹，他那时还小呢，上学呢，就把我这二哥给了他了，说是那个老神仙给的。我二哥生下来先学会叫爸爸了，就管我四爹叫爸爸，倒管我爸爸叫大爷，管我妈叫大妈，就这么迷信。
然后等娶我四妈了，我四妈一下轿子，我家人就把我二哥推到她跟前了，说这就是你妈，这就是你儿子，你说我四妈刚下轿子就来一个儿子！从此哪，我二哥就管我四妈叫妈。然后我四妈“咯噔”生一个儿子，死一个儿子，生的不少，都死了，最后就一个闺女。那人家我四妈不觉得是我二哥妨的吗，不说我二哥命硬吗？最后没办法了，我二哥21岁了，就正式过继给我四爹了。我四爹就要给他娶媳妇，我爸爸说别给娶，先等着，看看怎么样再给娶，我四爹就不听，就给娶了媳妇了，媳妇这一进门儿就怀孕了，腊月娶的媳妇，转过年来八月二十六生的我这个侄女。一生又生个闺女，我这四爹也堵心呢，就连媳妇带儿子都轰走了。
二哥这一支被轰走就轰到城里，就在城里修自行车，把媳妇也带到城里，也是一年生一个孩子，一年生一个孩子，要不怎么说生了六个呢，他们养不了哇，有时我姐姐就从我家偷偷地给他拿点什么棒子面啦，什么粮食啦，有人进城给他们带去。我二哥这受气包，受什么的呢，受封建荼毒啊，我太太硬说这公鸡是给我四爹的，我四妈就觉得我二哥命硬，把她的儿子都妨死了。就这样我二哥远远离开了家了。后来我二哥的六个孩子也起来了，俩儿子该结婚了，没房子呀，他的房子给大儿子一间给二儿子一间，他没有地儿住，就回大有庄来了。我家的房子就我二哥住着。
七七事变我家遭的那殃，死了这么多口子人，就我这五妈，死了俩闺女；我四妈死了一个闺女；我妈死了一个闺女，就是我三姐，19(岁)了，是最大的(死的孩子中年龄最大的)；然后就是我五姐，我六姐都死了，六姐比我大一岁；然后空过我们俩：我是老七，还有老八；然后老九也死了；还有我那亲爸，就是我爸的妹妹，也死了，就她是早有病。您说我们都在一块儿，就把我们两人空下了。我爸说为躲那炸弹，挖个窖吧，咱们上那窖里边去，在坡上村二号，我们那院子大极了，北屋后边还有院子，还有四间北房，就是烧香磕头的那个，东院还有三间北房，还有一大排灰房，都是碾坊、磨坊、车房，都是那个，西边院子还有磨坊，专磨大米的，那个是磨麦子的。这窖挖在西边院里，还没挖好呢，说是挖到“五鬼坟”了，就噼里啪啦死了这么多人，白喉，就都在一块儿，一会儿工夫，玩着玩着就哎哟，就难受，就发烧，进屋三天抬出一个去，就死了。别人家也没有呀，就我们家遭这难。我亲爸(指姑姑)死的那天正好日本扔炸弹，我亲爸怎么埋的我们都不知道，就给人钱让人抬走，埋在上河沿了。我亲爸50多岁死在我们家的，没结婚。
我们赵家是讲究养老姑娘啊，我老祖捡的这个姑爷倒结婚了，给的肖家河。我还(有)一个姑爷，是我丈老祖的女儿，也没结婚。我爷爷死了她指着什么呀，就我爸爸这哥儿仨，轮流一人一个月，我五妈也侍候过我这姑爷。我姑爷她是解放以后84岁死在我们家的。
赵家就是养老姑娘，给上边，往上攀，人家不要，往下不给，怕孩子受罪，越养越大，当填房又怕受气，在旧社会要是27岁给出去就只能当填房了，是不是？过去地主家庭的姑娘得十八九岁给出去，贫民家庭的姑娘也就是十二三岁，几岁就给人当童养媳去了。我家还算有钱，所以就都养着。我大姐解放的时候就三十六七了，我最小的姐姐解放时23岁了，都没给结婚。就我那时十五六岁，没摊上，我上学呢，上中学。
为什么呢？我爸爸有他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姐姐全都定为地主成分，那时候拉出来斗，您说。我姐就问我爸爸，说您要是早把我给了主，我何必定为地主？我爸爸就说，我早把你给主，我使什么给？我要是聘姑娘，我得给嫁妆，就凭我这个门户，我不办事不成，我哪儿有钱？我又不工作，就得卖地。我还要维护我这个家庭呢，我怕人家说我把老家儿的产业全卖了，那会儿你爷爷死有人就说过我“三年抱粥锅”，我为了这个我就不能卖产业。这叫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就问：“那谁说的您哪？”他说谁谁说的，我说那你们是狗咬狗，我爸就急了，说：“对，那会儿我们是老狗咬老狗，现在是小狗咬老狗。”真是这样啊，要维持这家庭，女儿就不能出嫁，就耽误着。我爸他舍不得钱呀，舍不得这地呀。我妈着急做不了主，还挨打呀。我大姐后来还是我给做主找的主，都是解放后了，她41岁结婚，42岁剖腹产。二姐比大姐小两岁，42岁结的婚，没有孩子。反正到我这儿也都是结婚晚。
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妈生我就42岁了，我大哥比我整整大20(岁)。您说我们家封建到什么程度，我们俩是一天生日，我哥哥是7月24日，我是7月24日夜里11点多钟，我是女孩子，我哥哥是男孩子，怕我压他的运，告诉我不能算24(日)，要算25，硬把我搁到第二天去。可是您说这么封建，应该不待见这女的吧，(却)还管这女的叫爹叫爷爷的这样叫。
我最小，我爸爸最喜欢我，他就老教给我怎么做人哪，就用家族的传统教育我：疼兄爱弟孝顺老人，三从四德，给我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什么的。他还从黄旗里头找过老师呢，教我珠算，教我写字。我们那堂屋后边是山墙，像咱们现在所谓的客厅了，一进屋完全是大玻璃，挂的完全是多少幅书画，郑板桥的。每次我犯错误，我爸爸给我的惩罚，轻的就是让我站在郑板桥字画底下，重的是跪在那儿，背“难得糊涂”，背多少遍。从小我就会背这个。
我妈是1969年1月死的，我爸爸是1971年死的。他们自己单过，有困难就找我，因为就我挨着近。我大哥在城里，我二哥在城里，我二姐、四姐在城里，三姐死了。我妈说我，就我们勤注106哪，从小就爱有病，怎么老有病老不死呢？大难不死，心眼儿好，孝顺老家儿。 解放时候城门一关，我们家这儿说别双加料，又是地主，又是旗人，本来地主就够要命的了，再加上旗人，害怕，说满族人赶快改汉族，我们这一大家族都在这儿呢，就都改了，就我二哥这一支子在城里不知道，一直到现在，他这6个孩子都是满族人。
6.旗人家的规矩
赵：我们旗人不叫女的“姑姑”，都叫姑爹，姑爷就是姑奶奶，不叫奶奶，叫爷爷，是尊称，尊敬你，叫亲爸爸，姑爹、姑爸爸。比如我吧，我侄女比我小5岁，六十多了，张嘴就管我叫七爹，就是七姑。大爹、二爹，女的都是爹，就是男尊女卑呀，不能把女的看得那么低，就叫男人的称号，旗人都这样。我婶的娘家的重孙女，现在叫我还叫姑爷，叫姑爸爸，女的都得这样叫。男姑爷女姑爷，男二爹女二爹。
旗人家礼儿多，到年下吧，得准备一家子都一块儿过。我爷爷我太太死了我们就分家了，就各人做各人的吃的，就不在一块儿住了，可是到三十都得来。我爷爷死了，我爸爸长门长子，都得上他这儿来。三十晚上头12点辞岁，都得排着队，我叔叔我婶都得给我爸爸磕头，也给我妈磕头，兄弟媳妇就得给大伯子、嫂子磕头。我妈不敢挨那儿坐着去，挨旁边一条腿跪着，这叫打千儿。过了12点迎新了，又得请安，说您新禧，您过年好，其实刚几分钟。头12点辞旧，过了12点接神，这就还得磕一顿头，然后吃饺子，饺子里头包小钱，谁吃着谁今年就走运。一接了财神了就不许泼水，不许扫地，不许动刀，不许倒土，非得到了初二了，早晨祭神，这才许动刀呢，第一刀先拉了鲤鱼，活鲤鱼绑上一条红纸，祭天，在院子里磕头，鸡都是整的，给财神爷。正月初八顺星，儿媳妇都得回家。我们家可讲究了。
一直到现在，我们家自己住的房是老房，都破了，新盖的房不许家里人住，当佛堂，三间大北屋就是佛堂，就挂着一张相片，供四大门儿，就是狐仙、黄鼠狼、蛇、刺猬。我们讲黄爷、狐爷、长爷、白老太太。黄爷是黄鼠狼，狐爷是狐狸，白老太太是刺猬，长爷是蛇，是个老头。就供这四大门儿的画像，像上是啥玩意儿就凭想象呗，就挂着这么一骨碌一骨碌一个人儿一个人儿的像，连成一长幅。
您还甭说，这四大门儿灵着呢。那年我女老祖，就是赵二瞎子他老伴丢了几只鸡，明明就知道那是让黄鼠狼叼去了，她就站在院里骂来着，结果第二天我家就闹财神，眼看着屋里那些东西就都动起来飘起来啦，然后噼里啪啦都掉到地上，可摔了不少东西。那时候我叔叔才这么小，在炕上好好儿躺着，一会儿瞅就没了，再一找，在锅盖上呢，锅盖下边那一大锅的水就哗哗地开着，我叔叔愣没事，您说。这事您要问去，说哪年哪年赵家闹财神，老人们还都记得呢。
天天早上起来是我跟着我妈到那儿去烧香，我给我妈打罄，我妈烧香，磕头，我妈磕完了我磕，天天儿地，晚上也得磕去。我爷爷我太太横是也去吧我就不知道了。磕头要三拜九叩，一拜下去要三叩首，还有磕达儿头，不知道是什么，您知道吗？这是给祖宗，那时我妈我爸老给我讲这个，让我听听我祖上多光荣似的。
旗人和汉人通婚没关系，就是不跟回民通婚。你汉人嫁到我们家也是旗人，旗人打扮儿。那两把头早上起来就得戴着，一直到侍候完老人回去睡觉去了，天天没事儿在家也得戴着，穿着花盆底子，媳妇都得像个样儿。我妈的脑袋这儿，整个我这手指头都能搁进去，就是两把头压的，能压成那么深的坑，把骨头都压进去了。婆婆就梳鬏儿了，人家娶儿媳妇了，不用戴那玩意儿了。小脚的不要啊，在旗的哪儿有要小脚的？我妈这都放了。
附录 到沙漠上来了一直没受罪白惠民口述（片段）
时 间：1998年1月21日
地 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
地 点：访谈者：定宜庄
地 点：在场者：佟鸿举、岳明秀(白惠民之夫)
[访谈者按]这是我17年前在呼和浩特市对白惠民女士所做访谈的一个片断。附在这里的原因，是白女士童年时所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与赵女士一样，也是大有庄的坡上村以及骚子营等处，而且白女士的父母也都是旗人，很可能也是圆明园护军营的旗兵，至少也是外三营旗人的后代。可惜我当时刚刚涉入口述史的领域，许多问题都没有问到，这里也只能作为附录，聊备参考而已。
白女士生于1921年，在北京圆明园附近的大有庄度过童年，父亲死后到绥远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投靠姥姥和舅舅。对于她到绥远城之后的生活，由于与北京城无关，故略去不记。
1.在北京和天津
白惠民(以下简称白)：我们是白旗的。老姓就姓白。我1921年出生，是头生儿，我妈是属鸡的，这就能推出来了吧。
我记性可孬了，什么也不记得，可就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和母亲好像感情不怎么好，我们生活挺困难的，我妈妈给人家缝缝补补，我爸爸也不管，不给钱。我跟我母亲在北京大有庄紧西头住，高台阶儿，一进门东头一间房子，下雨就漏。一个亲人也没有。大有庄是一大排房，房后头是地，我妈就带着我上房后头去捡麦穗。捡了麦穗回来，我妈就给我买一包黑糖，给我拌上让我吃。那阵救济总署卖那个赈济粥呢，就从大有庄往东走，我还跟我妈去打过粥。那个大锅可大了，可深的锅，我妈就带上我去，拿个碗，那粥可稠了。完了就买点黑糖，闹(弄)点咸菜。我妈有时拉上我去西直门，上城里头买点东西，多少日子去一回，就走上去。完了娘儿俩就混着过。
我奶奶在骚子营住，他们那个门楼特别高，净是台阶，朝台阶上去在路东的门楼。那奶奶什么样儿不记得了，就记得是大个儿，梳着个髻儿。我妈是老实，我奶奶是厉害，可厉害了，我们对孩子没有那样过的。我奶奶对我妈不好，她不好，就闹得我爸爸对我妈也不好，到天津也不带她，这都是连着的。那阵咱们小，不懂什么旗人汉人，就记得我奶奶爱面子，北京吃小米捞饭，煮好饭先晾着凉了再吃，我妈捞出了饭就搁到窗台上了，我奶奶就嚷：“你怎么不把它搁到大街上去！”我妈端起饭就走，她又嚷：“你往哪儿端呀？”我妈才明白，噢，她这是怕难看了，吃小米捞饭怕人笑话咱呢。爱面子就爱到这样。我奶奶家我们不常去，她死得也早。
我大姑赵白氏，她夫家姓赵，是天津最早铁路上的。她的独生子，就是我表哥叫赵叔林么，开车的，在北京铁路上工作。二姑是在北京住，还有个三姑父也姓白，在北京普度寺当教书的老师。我三姑的儿子儿媳妇都在普度寺工作，1950年我还去过普度寺。注107我们家认识的还都是满人和满人结婚的，我们这几个大姑父、二姑父、三姑父都是满族人。
后来实在不行了，我9岁的时候我爸爸就把我接到天津去了。我爸好像是比我妈大一岁。在警察署当警察。我印象我父亲长得特别好，特别漂亮，可高大的个儿，系着武装带。这阵儿我想可能是这么回事儿：我母亲长得不怎么样，有点癞还是什么，所以不接我母亲去。
我大姑早就去了天津了，人家生活挺好的，去天津后人家大姑帮了不少，我们在天津庆吉东里住，我们在西头，我大姑他们在东头。家里特别苦，屋里根本就没什么，我记得就有个凳子，还有一个床。反正凑合着，我爸爸每天还回来吃饭，还生了个弟弟嘛，一岁时就死了。我那时候小，不知道他有没有外人。
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我10岁上我爸爸就得急病死了。我11岁，我母亲就让我舅舅把我接了来这儿(呼和浩特新城)上学。
我妈命不好，人可老实，可好了。我舅舅把我接来新城，叫我妈来，我妈不来，就一直在天津一人生活，给人家当保姆。我在这儿多少年，她就一直在这个人家，这家后来又把她带走(去)江西。她1953年就在江西死的，那家来信问我能不能去，我那会儿可困难了怎么能去？
我16岁到19岁这中间我妈还从北京给我买个皮鞋，买个衣料。我快结婚了，她给我寄来三块料子，都是好料子。她还花钱拿(用)火车把我爸爸的一具棺材运到北京，葬到我们家的坟地，真不容易。那坟地就在大有庄后边的山坡上，我妈认识坟地，她就来信告诉我，说咱家不好是怎么不好，说坟地是山坡，所以越走越往下出溜了。我妈够苦的。
2.在新城
白：我们在大有庄的时候，我舅舅已经来到新城了。他那时是在不知道什么部队上当连长，那时候当连长就挺可以的了，挺宽裕么。他家就在落凤街住，散住的。周围没什么满族了。落凤街吧，三家两家是满族，一家就是外地人，满族多倒是。
到新城人都还记得马老太太，就是我姥姥。我姥姥姓马，她们的家不知道在哪儿住，她是黄旗的，纯粹是满洲，说话、打扮儿，这儿头上梳的髻儿，小个儿，穿的长袍，可精明了。她不认字，可是她和我舅妈，对这风俗习惯什么的，都特别熟。不像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姥姥在这儿过的八十大寿，还照了相片。我结了婚，我大姑娘5岁了，我姥姥才死，死在北京了。反正我姥姥满族味儿特浓。
我是1932年来的。我舅舅开化，来了就让我上学，我就跟着我表哥，在一个学校上学。我上的学校叫新城省立第二小学，注108我们四个女同学里就我一个是满族，她们仨都是汉人。
乾隆朝所立大有庄碑，可见该村历史较早注109
男生里边后来跳墙让日本人给打死的那个是满族，到包头当书记的那是满族，还有个姓吴的，跟我是并排，学期考试每次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他也是个满族。满族少，汉族多点儿。
我这人有点儿迷信。我们住在天津时，有一天我妈叫了一个瞎子给我算命，他摸的是沙漠里有个骆驼，有个人骑在上面呢，还有个人拉了骆驼就走了，他对我妈说：“哎呀你这个姑娘呀将来就要到沙漠去。”后来我老说，这算得还不孬，我又骑骆驼，又真的是来了沙漠(指内蒙古)，可是我到沙漠上来了一直没受罪，舅舅好，我是舅舅、姥姥拉扯大的。
七、蓝靛厂边清水河
[访谈者按]这组口述包括了两篇访谈，一篇是蓝靛厂外火器营旗人后裔胡福贞女士的口述，另一篇是居住于蓝靛厂火器营营房外的回族女士金宝琴的口述，两篇访谈的时间相隔5年之久。我之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看到当年这里人们生活的全貌。毕竟，八旗的营房不是孤立存在的，即使仅仅为了生活，他们也必然要与营房之外各种人发生各种关系，尤其是在清室颠覆之后。而这种关系，未必如人们一般以为的那样紧张和充满矛盾，金启孮教授在他的《北京郊区的满族》一书中，就曾充满感情地描述蓝靛厂——这个他外祖父生活居住的地方，说火器营营房内外的人们“是一个整体，真可以说是休戚与共”注110。 这在本书收入的这两篇口述中也有真实生动的表现。只不过，金教授将营房外的这些人一概视为“民人”也就是汉人，而没有特别关注到他们即使来自山东，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山东人”，还同时具有回族的身份，而这恰恰是我要在这组文章中特别强调的内容。有清一代，八旗驻防与回族商人如影随形，在很多八旗驻防地，不事生产、不得经商的旗人，与专擅买卖营生的回民，都取长补短、相生相成地构成了“一个整体”，可惜的是，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
(一)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胡福贞口述
时 间：1997年12月10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火器营胡福贞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杨海英、关慧英(蓝靛厂满族文化站站长)
[访谈者按]清代八旗火器营有内、外之分，内火器营又分枪、炮两营，位于城内东四牌楼，训练则会于安定门外教场。外火器营建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时分散居住，训练时再集中，后来为使八旗满洲、蒙古弁兵“群聚环居，便于演习”，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采纳管理八旗火器营事务的蒙古都统色布腾巴勒珠尔的建议，将外火器营兵丁集中于安定门、德胜门外黄寺处，几年后又在京郊蓝靛厂修建外火器营营房，共建有官廨1024楹，官厅义学60间，炮甲连房6038间，又于营房西门外设大教场，命八旗满洲蒙古弁兵携眷移驻于此，使这里成为京郊一处最集中、最典型的八旗兵营，交融着兵营与民居的双重气息。
北京内城旗人聚居的格局，早在清中叶就已开始打破，城内的军事性质逐渐削弱，八旗间的界址相应消融，同一旗分、佐领的人们散居各地，严密的组织日益涣散，军纪随之废弛。加上嬉戏奢靡之风日甚一日，骁勇善战的传统尽失。与之相比，倒是处于相对隔绝环境的外火器营官兵，更多也更持久地保持了八旗传统的纯朴旧习。满族学者金启孮在所著《北京郊区的满族》注111中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主，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当年蓝靛厂外火器营八旗子弟的生活与风情。蓝靛厂满族聚居区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北京市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也颇为民族学家在考察、研究满族历史与社会生活时所关注。
民国以后，外火器营八旗官兵断绝了生活来源，纷纷外逃谋生，日伪统治时期，两旗营房又被拆除改建成兵营，城外大教场处也被改建为飞机场，如今该地的满族住户已不及当地居民的1/4，这些变迁，在胡女士的回忆中有生动具体的体现。
胡福贞女士是由北京市民委副主任赵书先生推荐给我的，蓝靛厂满族文化工作站站长关慧英女士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在此谨向二位深致谢忱。按关女士当年65岁，本人也是北京旗人，她在访谈过程中的几次插话，已经放在注释之中。
我持这篇口述稿请胡女士过目并签字的时候，她很痛快地说：“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2016年元月再记：1997年，当我着手这项口述访谈计划的时候，外三营的格局尚存，十几年光阴一晃而过，那个当年我曾一条街道一条街道走过的蓝靛厂，如今一切都已不复得见。清廷在京城西北即今海淀区一带建立外三营的本意，是让旗兵避开京城的繁华喧嚣而专心致志于练武，但如今这一带，已是充斥着喧嚣繁华的闹市了。
胡福贞(以下简称胡)：我1917年生人，阴历二月初八，就在这儿生这儿长，没动过窝儿。我们这支的老姓儿不记得了，就知道姓胡，书上说是胡尔佳。我们家过去也是官，老祖名字叫西纳海，祖坟上说是副都统，记不清是入关时还是康熙多少年吧，打古北口，阵亡死的，脑袋没有了，皇上赐了一个金脑袋，加封一级，有一通碑。
从我大爷管事时家谱就没有了，传到谁手里了也不知道。我家从祖上到我这儿六代，都知道是旗人，但我的儿子全报的是汉族。从打清朝一败落，旗人受歧视，都是改(汉族)的，1978年三中全会不是才落实满族政策吗，后来也有改回来的。那以前谁知道？知道不就早改回来了吗？
1.我和我一家
胡：我家是镶蓝旗。我爷爷姓瑞，那时候指名为姓，叫瑞兴，后边是我三爷爷，八十几岁死在这儿了。原来全在这一块儿，后来慢慢儿地这也走了那也走了，有上山东的、天津的。
我父亲他们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分家搬城里去了，我大大(伯母)和二大大(二伯母)都是城里边的，都是旗人。就是我父亲母亲跟我爷爷在这儿过。我爷爷后来就不做事了，吃钱粮吃米。我太太(就是奶奶)有能耐，她是清河的人，也是满族的，姓关。她在家行四，还有五太太、六太太，都是我太太的妹妹。五太太给的也是在旗的，姓韩，在城里边禄米仓做过监发的官。六太太在镶黄旗那边住，给的也是在旗的。都是旗人。
后来我太太死了。我二姑比我父亲大13岁，她一直就在家看着(我们)。她后来结婚，30多岁又守寡了，守寡之后有一个儿子一姑娘，那姑娘还傻，抽风，她就又回娘家来了。她后来在红庙那儿住，过桥不到苏州街，就是那个红庙。
我大爷他生活好。他也是警界的，在哈德门注112外白水洼儿，可能是一警长。后来他不做事了，就指着画画为生，画山水、人物。那搭儿给人画画走外庄，往外走。我大爷一直就帮着我们，因为他是这家里的老大，什么我爷爷死了他发送啊，后来我三太太，就是我爷爷的嫂子死了，没儿没女，也是他发送。反正胡家的大小事都是他领头。他头里生了个小子，叫水子，12(岁)了，又生了我这个姐姐，生了姐姐那个小子死了，还是剩一个。这姑娘比我大5岁，在崇文门外那边住，现在不知有没有了。
我大爷画了一辈子画，我二大爷就唱了一辈子八角鼓注113，40多岁就得病死了。他一辈子没干过别的，不做官事，嫌拘束，说干这个没人管。他在护国寺庙里住，庙里有闲房，老有人到庙里租房的。他生活还行。那时候的人爱串门子，办个生日办个满月都请这个，再不就上有钱的宅门，进去给人唱一段，拿俩钱儿。后来就走庙会，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不是有唱戏的？他就唱这个去。我二大爷没孩子，我二大妈先死的。那时日本(人)刚来，我那属鼠的二兄弟4岁，二大大(即二大妈)死了，他给摔盆注114去，我家有老大，可不能给他摔盆，得给爹妈捧盆，老二给大大摔盆。
我二大爷也给我爷爷生活费。他生活好呢，就往这儿给钱，给我们买穿的，买玩意儿，反正他也没孩子，他就疼我们这些孩子，直到我8岁我爷爷死了，死了之后他们还是给，但不能像我爷爷活着时给那么多了。
我父亲他们那时不关完饷(即全饷)，注115我死记着他那时关六成饷。我二弟出生之前溥仪还没出宫，注116但那时候已经不行了，我就知道发一角钱粮，有我爷爷的，我父亲的，一人一个月一角，可能是1/4，不够过日子的，要不我父亲怎么当警察去了?
我爷爷死那年73岁，那是鼠年，正是宣统被逼出宫那年。注117那时候我父亲就当警察了，早先不是北营队么。后来都民国了，还什么北营队呀，就当警察养活我们仨，加上爷爷，这么几口人吧。
我父亲做了好几样事，在那个有轨的电车上卖票，diang diang diang的。那时进西直门就有电车，西直门外没有，就得坐洋车。他卖票那阵儿生活好，我母亲会过，绝不会说挣仨花四个，挣仨她就花俩攒一。我父亲后来还上河北献县的长途电话局去过，天津也去过，也是电话局。日本人来了他才回家来的。
我母亲19(岁)过门，我父亲比她大3岁。我妈是正红旗的，也是这儿营子里的人。我小时候我姥爷就死了，我舅舅舅妈就搬城里头去了，因为我三姥姥是府门里给格格梳头的，松公府，宣统的姑姑，我舅妈是府里的丫鬟，长得好看，四方大脸的，梳着两把头，瞅着庄严。可是他们没儿没女。我舅舅先死了，剩下我舅妈，挺大岁数嫁个老头子。我姥姥或者跟着我们，或上我三姨那儿，就这么来回养活着。她从小就看我们，老给我们做鞋。我姥姥活到86岁死的。
后来慢慢我们就大了。我是老大，底下有俩弟弟，一个妹妹。
我7岁上学。我就上到小学毕业。那时没中学，到小学就行了。我弟弟他们都是小学毕业，我妹妹小学还没毕业。我为什么念小学？我母亲不认字，我大爷、二大爷都在城里住，她说进城你要是找不着门儿，想打听打听，门牌你都不认得，你开开门说找谁，人家“乒”把门关上了。我爸老在外头，我妈说：“我们这院有个大太太、大爹爹，他净给写信。我得把话都告诉他，他再给我写，我有不愿告的，人家怎给我写？来了信有什么话，我得先让人瞧，所以我让你上学，方便这个，认俩字呀，出去不瞎撞，也好给你爸爸写信呢，你不写还让旁人写呀。”我上学她还给我买尺牍注118，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还这个开头，还得写“女儿福贞拜”，要不就叩，她不认字她会支配，照这尺牍信怎么写。我爸爸出外，我们老头子(指丈夫)南征北战，我就老得写信。我为什么这字儿到现在没忘呢？甭管怎么写我会写，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现在文言文的《聊斋》你瞧不了，我能瞧，市民委老沙说我是居委会的秀才，我说别这么高捧我啊，回头掉地上再把我摔了。
那搭儿旗人家姑娘认字儿的也有了，我们班里也有不少女同学，有比我大的。不过有的上不长，上个一年半载的就不上了。这儿有两个分校，在分校上到初小毕业，再上母校上到五六年级，到高小也八本书呢，还有英语，我会念ABCDEFG，只会念，不认得啦。还有“This is a pencil”，这是一管铅笔，还有book，book是书，That is not a book，那不是一本书，这准知道我念过吧?还一个歌呢(唱ABC歌)。注119
后来家里生活不好，我就做挑活注120，咱们这地方像这么大的姑娘一般全做挑活。我母亲就锁扣眼儿。都是在家做，有的是私人工厂，哪儿的价儿大就做哪儿的，你做得快，有时还给你加钱，简直说我什么都没干过，就一直做挑活。做到十五六岁，日本(人)来了，挑活那时没有了，家里困难，那时我是虚岁21岁，我大弟比我小3岁。我们有一个姑舅哥哥，在前门外的珠市口那边，把他找去了，当侦缉队的贴写，他写字写得特别好，因为我父亲小时候看着他写字。慢慢地又有点挑活，做那么点的小手绢儿，我弟弟挣点钱，我们做点活儿，就这样维持生活，日本(人)跟这儿的时候，我妹妹出去了，现在是农研所，那搭儿是试验场，注121她上那儿挤牛奶去，这不就活泛注122了嘛。
我结婚晚点，我二十六结婚。老头子(指丈夫)他不是旗人，是天津人。我没嫁旗人有原因，这在旗的都是当警察的，我爸爸他当警察当够了，他说不给当警察的，这么着我二十六了。那时挑花厂有个姓王的，在大庙前边住，我净做她们的挑活，就是她给介绍的这个老头子。我好唱京剧，日本那会儿有个新民会，在南门大庙那儿搭台唱戏，庆祝什么一周年两周年的，我上台唱戏去了，我们家老头子也在戏台上呢，他瞧见了，说这个不错，会唱戏，唱功还挺好的。后来横是注123就托人(说媒)。我们家还不愿意，我妈说这是外乡人，不知道根不知道底儿，谁知道家里有媳妇没媳妇，别是跑到这儿蒙(欺骗)来了。王家这介绍人那时在家搁牌局，麻将牌。我们家老头子也在那儿打牌，我大弟弟也常到那儿打牌去，他先愿意了，他说我要是不出嫁，他没法结婚，老大不走，底下二的怎么结婚呢，得排着队走。他就跟我妈嚷嚷：“你还不给，给什么呢？等着给续弦哪？”我妈去相了相，回来告诉：“瞧那模样儿，怎么瞧也不白净，这么黑!”我就这么着出去了。也没在乎他是不是旗人，那时候旗人东逃西散的，都不在乎了，日本时候了，规矩习惯都慢慢减了。我29岁时日本就投降了。
老头子在这儿待了有一二年的工夫，就失业了，我们有个叔公，就把我们接到城里头，后来他调山东去了，我们又跟着他上山东，还是我们叔公给他找的工作，是收粮食，就管把农民种的粮食收回来，收到那个地方儿。我们在山东待了3年，在那儿我们有了大小子，又有了一个姑娘。后来日本人走了，日本人走了不要紧哪，从山东往这儿来的铁道全扒了，我们又在济南那边待了一年，闲着，靠卖东西过，后来不行了，回来吧，连我们那叔公、婶婆，带着我们俩孩子，起早路坐贩卖姜的大车，走了7天，从山东到沧州，夏天，旧历七月，要是冬天还不冻死了。打尖住店，还遇上劫道的，拿着枪在你旁边站着，大伙儿就给他掏钱，一会儿又一伙儿劫道的，大伙儿就嚷嚷，那车就加鞭，跟飞一样。到沧县才有火车，坐火车到天津，(丈夫)他们家不是在天津么，又跟天津待了几天，还是回这儿来了。在天津我们没有房，这儿有六间房。
回娘家之后日本人投降，国民党不就来了吗，国民党来了老头子(指丈夫)上京西煤矿，在那儿住了些日子，后来解放了，老头子考上南下工作团，走了5年，就算参加革命啦，算是军属啊，干属啊，国家照顾得挺好，给这给那的，粮也给你，肉呀，吃的呀，买蓝布做大褂呀，那时还穿大褂，到八月节还给送果子什么的，到年下给你送东西，后来还分了二亩地，在下村那儿。他走了，我不会种呀，就找人帮着。
1953年就成立挑花社了，在银燕小学旁边，大伙儿都上那儿做活儿去，一人10块钱一股，早上去了，中午在那儿吃顿饭，带饭也行，那儿也有卖饭的，从那开始我就再没离开过挑活，也做街道工作，算一个组长，一开会我一人转一圈儿，从南头叫到北头。那时哪儿有居委会呀，开会学习都在我们家，哭毛主席也跟我们家哭的(指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走到1978年正式成立居委会，这才算是挣钱，管往下发挑活，还管收，挑活要是做一千块钱的，他给你管理费是10块，给居委会8块，两块钱算你自己的，这就活泛了。1985年我岁数大了，就从居委会回家了。
老头子1958年回来了，在空军总院当会计，管理员，“大跃进”又下放走了，上黑龙江水利局，一直在那儿待了20多年。他一年回来一趟。我有两个小子，属羊的是老大，属猪的是老二，今年五十，还有姑娘，属鸡的，今年四十了。
这边儿剩的我这岁数的老人不多了，我最大，还有一个比我小1岁，一个小3岁，一个小5岁，都是女的。有俩老头儿，还不是满族，都是蒙族，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也有，汉军八旗报满族，蒙古八旗没有报满族的，都报蒙族，比我们还多两块钱，我们是7块5，他们9块。注1241984年那时候好改(民族成分)，我这儿居委会说句话开个证明就改了，注125后来不行了，孩子不到18岁还能改，写这申请写那申请，上这儿那儿。后来改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注126我那二孙子媳妇，她家姓芮，也是满族，她爷爷那辈是西陵守陵的。她爸爸参军出来，就没回老家，落在北京，改了汉族了，现在是这儿煤厂的书记。她大姐一个孩子，惦记着考大学，上老家挖根去了，还不错，改了，她就改不了了。我那二儿媳妇也是满族，这儿正黄旗的，他们那个孩子改满族了。
2.营房生计
胡：过去发满饷的时候生活都挺好的，仨月一季米，月月给钱粮，从十几岁就挑三两，注127一两五。老人死了就空出一个位子，就是有缺儿呀，到西门外大教场那儿拉弓射箭，你射好了就顶这份缺儿了，要不怎么在家老练那式子，蹲裆骑马式。家里都有石头支子，后来都用来顶门了，一到民国就不练了，人家枪炮都有了，你练那个顶什么呢。你自个儿练武行，练劲儿，那行。还有值六营的，他们也姓关，会耍刀耍剑，愿意学就跟他学去。
咱火器营满族人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好吃懒做，为什么当警察的多，卖东西的多，就是过去吃钱粮，坐到那儿吃，不动唤就能来，养得跟大爷似的，提笼架鸟，都养活鸟儿，靛颏儿，叫子儿，我们家还有呢，教它叼小玩意儿，鸟叼。还养蛐蛐儿，斗蛐蛐儿，这么大个儿的澄江泥蛐蛐儿罐，从小到大。养蝈蝈儿，秋天到香山那边逮秋子儿去，装到葫芦里头，揣在这儿(指胸前)，冬天拿出来在太阳地儿一晒，聒聒聒聒叫唤，房后我大爷他们就干这个。还都养巴儿狗。
那时候还有钱粮呢，旗人生活就是凑合。一到民国，惯得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干点小买卖嫌寒碜，拉不下来脸。拿我们家来说，我爸爸那点钱粮不够，我们家把东西全卖了，想卖东西还不敢上大街叫去，我母亲听胡同那边叭叭叭叭打着小鼓的过来门口，就出门叫去：“嘿，打鼓的”，眼瞅着叫进来，先卖桌上边的，什么掸瓶子帽筒啊，什么茶叶罐子，把这没用的先卖。大躺箱里边都是瓷器，都是祖上留下来的，连我母亲那大烟袋荷包，这么大个儿，八卦穗子，老拿绵纸包着，搁在匣子里，那也卖了。就卖着过，不卖没法儿吃。现在要留着那小花瓶什么的，就都值了钱了，冰裂纹的大掸瓶那可不是值钱嘛，可那搭儿不是没辙吗。
赶到卖也没得卖，就该当了。我小时候老让我干去，我是老大呀，夹着东西上北边，当给转当局，注128那个小么儿姓李，小李子他们家开的，就在银燕小学旁边，现在还有，当去：“您多给我们写点，我们搁不住，过几天就赎”，不赎就死了，有日期的，不赎要是入一点利钱，就能缓期。转当局再拿着这东西到海淀当去。我就知道有一挂兜肚链儿，银的，当了就没赎出来。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座钟，我妈最不爱当这个钟，因为什么呢？蒸窝头要一个钟头，当了它上哪儿瞧时候去？你就只好点香了，点一根香，香火着完，这窝头就得了。我妈就不愿当这个钟，没辙怎么办呢，夹着那钟还得上海淀去，我母亲的皮袄什么的都不在这儿当，都上海淀。那会儿哪儿有车呀，过这河，有一条船，是梁子他们本家的，坐这船走巴沟，就这个河，京密引水渠不是后来挖的么，以前没有这么宽，也没桥，要上海淀必须坐船，在银燕小学北边吧，过大堤就进巴沟了，你说那时候要当点东西难不难？就这个还拉不下脸来。
再有就更可乐了，也许是说笑话，反正我家有这事儿，大年三十这天没粉条炖肉怎么办？就吃羊心肺，可是不能说，怎能说大年下的熬心熬肺呢？哪怕就有二斤面，初一你必须吃饺子，不吃这饺子，听不见这剁白菜呀，人家都笑话你了，有比你强的呀。过去骂人就说，这营子里的人，三十晚上没有白菜剁，吃不着包饺子，都得剁案板，太损啦！瞧不起满族人。有个水车张家就在这墙外头，他有四亩多水浇地，他们家有个水车，别人还没水车，比咱强多了，人家是农民呢，就开损，有名的。
3.旗人婚姻
胡：蓝靛厂这些营兵互相结婚的有的是，有介绍人，媒婆。相亲的时候还得偷着呢，比如说我父亲这家要相一个姑娘，咱这儿不是有西顶庙吗，四月开庙，注129从初一开到十五，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唱小戏的，变戏法的，姑娘要逛庙去，她必须走这门口，我二姑什么的就都在门口站着，相，瞅瞅这姑娘长什么样儿呀。要是再没有这个呢，就带着这姑娘串一个门儿，这就是设计呢，姑娘自己一点不知道。
蓝靛厂西顶碧霞元君庙的主要建筑工字殿
相姑娘相合适了，就该过小帖儿了，就是使红纸写好了八字，生日时辰那个，换一个小帖，都愿意了，就去合婚，注130看你的属相和男的相克不相克。合婚还得上海淀，这儿没有，海淀专有干这个的。合回来没问题，就放小定注131了，给你四个戒指，俩黄的俩白的，黄的也是包金的，那时候没有金的，用小手巾包着。四个盒儿，一个盒子里头装熟肉。不许买茶叶，怕“茶言茶语”，“茶”就是茬，就是拌嘴。
然后就该追节了，五月节呀，八月节呀，也是拿着东西到女方家来，搁下，这还不让姑娘知道呢，得带着她上别处串门儿去，躲会儿，等人走了再回来。追完节该择日子了，过礼，就是分了衣裳了，四季衣裳，看你有钱没钱了，有钱多做两身，没钱少做两身，大褂呀，夹袄呀，棉袍呀，那时不讲大衣，做旗袍，然后订日子结婚，这也许搁个三年两年的，没准儿19(岁)结婚，17岁就给订下了，搁两年。哪儿像现在，搞完了就得，咱明儿就结婚。注132
我过门时也有那些礼儿，也是坐轿子。汉人过大礼，两人抬着一只鹅，活的，抬着酒呀，穿的衣裳呀，食盒呀抬过去，叫鹅笼酒海。在旗的也用食盒，把衣裳首饰搁到里头，没有鞋袜，这都是娘家陪送，小衣裳他给你做，夏天的、秋天的、冬天的，里头的、外头的，棉裤棉袄，裤子褂子、旗袍、夹裤夹袄，到过完了礼，定了日子就结婚了。我那搭儿也一样，给的就是放定时的4个戒指，过礼时买块手表，那时有首饰楼，卖首饰，是孙家的，老头在街上工作，都认识，拿了一拜匣首饰，借的，完了再给人还回去，等于没给我。那搭儿就新样儿了，他在南门街上租的房。
那搭儿岁数大点的不给汉族，满汉不通婚，为什么这八旗转着弯地都是亲戚呢，都是骨肉至亲，就是不给汉族。旗人家的姑娘不给汉人，可旗人能娶外边的姑娘，注133我们房后有个麻四爷，他们哥儿五个，这个四爷就娶了河东三岳庙那地儿汉人的两房媳妇儿。他娶了五个媳妇，左死一个右死一个，死了再娶，续弦。第五个说了一个二婚的，是旗人，这回不死了，生了一个小子。
后来一到民国就不吝(不在乎)了。反正只要比咱们家生活好点，挑挑人，就给了得了。不结婚的老姑娘也有，老营房有注134，这儿也有，白天培他们家就仨，亲姐儿俩，还有叔伯的一个，是他大爷屋的，他们家专养老姑娘。他们家有个二官，是外任官，住的都是大门，北屋也是大屋子，三间两耳，有后罩房，白天培他爸爸是最小的，叫老汰，那时管最小的都叫老汰，他大哥叫胖多子，大姐也胖，二姐不那么胖。大姐、二姐后来结婚了，都四十好几小五十的了，都是给人续弦，没儿没女，那还生什么？老营房还一家，姓傅。四月开庙，她还梳大两把头出来逛庙去，那时候都没梳两把头的了，她后来也嫁人了。那时尽是老姑娘，不结婚都是因为家里不给，宝贝儿似的，挑呀，这不合适那不合适，上下够不着，低了不给高的攀不上，这么一耗呢，岁数就大了，让她给人续弦吧不愿意，嫌有孩子，前一块后一块的，只要家里有条件，有钱，就跟家待着呗。汉人别打算着有这个，姑娘才十五，那小爷们儿才十一，都是小女婿，等人使用呀。旗人家不娶小女婿。旗人不要劳动力，没有地没什么的，上哪儿劳动去？后来没有铁杆老米树了，就是家务活。姑娘不识字，没有出外工作的。
寡妇也有嫁人的，在于你自己了，这家里有生活，能够养活你，你就守着，没辙了，那不嫁人她吃谁？别人也说呀，笑话呀，那她没生活，你笑话也不行啊。那搭儿大姑娘都白天娶，八抬大轿，寡妇都是夜里结婚，夜里一个破轿子，四个小鼓，噔吧噔吧噔吧噔吧，就是娶寡妇呢。现在结婚都放炮，那搭儿大姑娘不放，娶寡妇才放呢，放俩二踢脚，叫崩煞气。(娶寡妇)礼儿也简单多了，但也有媒人，也得放帖儿，也得合婚，也得走这程序。孩子也有带过去的，我们头前那个李德贞，她就是晚婚，晚婚就是二婚。她那老头跟我一边大，没结过婚，她带过来俩孩子，这边又生四个，一共六个。还有我们三孙子媳妇她妈这样的呢，前妻留下俩，她带过来俩，跟这边又生俩，得，三窝儿。那搭儿一个轰着两个赶着，没有说就一个孩子的，一个孩子叫秤砣生。
这儿真没有娶妾的，娶小的得有钱。我们有个表哥，叫品春，是我姑太太的孙子，行三，他比我大8岁，属狗的，跟咱们镶红旗这儿说了一个媳妇儿，跟我一边儿大，叫玉如，我三哥这儿不是有轿子铺吗，讲好了轿子，从这儿发轿，装上新人搭走了，娶了进城到饭庄子，结婚。他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做官往南去了，就娶了一个小婆儿。这个玉如是大的，小的是南方人。
4.营房
胡：先盖的老营房，后盖的火器营。老营房是健锐营的，住的旗人跟我们不一样，都是一地方一旗。这儿是八旗都挨着。修火器营的时候本来打算修四旗，再到别的地方修四旗，后来地方没弄好，八个旗就都在这儿了，要不院子怎么都小呢，整个儿加了一排房。人家老营房一旗的院子都大着呢，现在老营房那儿房子还有，盖得好，农民盖的。我们小时候，周围有三合土打的围墙，东门西门，出去是老沟，通水到大河泄水的，家家都有沟眼儿。南门里边还有一庙，那时叫小东门。北门的门洞还有，门和墙什么的就没有了。西门也没有了。是解放后拆的。现在好家伙，有地方就下蛆，全给你盖上了房了，脏水满街流没人管。
营房都是一排排的，房子都一样，多少按人口，有三间的，有五间的，也有一个单间儿的。我们三爷爷四间，我们三间，都是北房，一明两暗，后头齐着这坨下来，有三间后厦。还有院，有门楼，胡同，一溜儿，从这口直通到东头都瞅见，西老墙能瞧见东老墙去。现在哪儿成啊，都截上了。原来不许截。屋里有隔扇，后面一个木炕，头里当间儿就是八仙桌，硬木八仙，硬木条案，家家都有这些东西，注135供着佛爷龛，头搁着五供，码千儿呀，香炉呀。供的是全佛，什么佛爷都有，纸的，好多呢。旁边有卡子桌。进门先有一个躺箱，得有两个箱子还长呢，这躺箱干吗呀？装袍子褂子，袍子褂子不能叠，都是这么样平搁着。箱子上有这么大的合页，这么大的锁。
那搭儿没这么挤，院里随便种花，什么都种。那时下雨也在房檐底下搁火，雨太大了搬到屋里头来，都不懂得盖厨房。从打地震，才盖小棚。
这儿是镶蓝旗，现在还有四旗，这边有个小街，居委会那道小街往北来，那边是正蓝旗，从这边过横街，二居(第二居委会)那儿是正黄旗，这边儿有道街，北边一直到银燕小学宽街那儿，镶白旗。在银燕小学后头是镶红旗、正红旗。西门里粮店是镶黄旗，靠北门是正白旗，南边十字街，东门西门对着，南边四旗，北边四旗。南门不对着北门，对着正红旗小庙，船形的，那边多，这边少，演武场在西门外，让飞机场给占了。
八旗六个关帝庙，门口这儿有一个，正蓝旗的那个庙在路口拐弯处，这儿还有一棵松树呢，是镶白旗小庙，那庙小。这道宽街往西，那破房还留着呢，那是正黄旗小庙。正白旗小庙在那个犄角上呢。正红旗没有小庙，镶黄旗没有小庙，为什么没有不知道。先头庙前边还有旗杆儿墩儿呢，初一十五升旗子，都是黄的，庙嘛。你问我信不信关公啊？反正你不信我信，我妈信，初一十五她烧香去。八旗6个庙，16眼井，是庙的门口都有井，一旗两个井，挑水去，现在没有了。
祖宗板子挺长的，在西墙上供着，里边有什么不知道，不让女人瞧，三十晚上上了供，从长辈起往后排，姑娘不让看，一边儿去，脸朝外，这家没你的事。祖宗板子也不能随便搁，得搁在大屋(长房)的门儿。我们房后头我三爷他们院有，我们这院没有。那搭儿我三爷死了，不能把祖宗板子烧了呀，门口不是有关帝庙么，就送庙里去了。反正祖宗板子没上我们家来过。
三十晚上都是三叩九拜，女孩子不磕头，媳妇磕头，有时拜年，姑娘给长辈也不磕头。可是结了婚后回来，谱儿就大了，就找事了：哪儿不合适呀，兄弟媳妇不好，嫂子不好呀，都得把姑奶奶打点好了，没把姑奶奶侍候好，她能给你掫(zhǒu)了桌。还有更玄乎的，姑奶奶的孩子，就是外甥女、外甥媳妇呀，来家也是贵客。外甥媳妇不叫外甥媳妇，得叫外甥姐姐，上舅妈这儿，姥姥这儿，得打点得好好儿的。我妈解放后搬到广安门外去了，我弟弟他们都上那儿去了，那儿有祖坟的地，我要是去了，我妈就得做菜做饭。
我姑老祖，就是我爷爷的姑姑，是个老姑娘，她家那儿也有比我小的姑娘，晚上我要是说上她家那儿玩会儿去，待会儿我母亲就去把我接回来。在门口玩儿也限制时候，一会儿就得回来，不然她就到门口叫去。男孩子也不让满街这么野跑，到时候就喊去。你当是现在，没影儿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
这儿早先没汉人，民国时就有了。那会儿一来就驻军队，什么李字儿兵啊，国民党军队，有钱的害怕，都搬走了，房子就宅(空)着了，有租房的就租，没租房的就闲着，为什么营子里的房都拆了呢？就这么拆的，没人住。还有那些没饭辙的人呢，他晚上就揭瓦去，揭完瓦弄椽子，弄完椽子拉架，“哗啦”，房子就塌了，弄走卖去了。为什么北四旗那么多空地，越来空地儿越多呢，都这么干的。
那时哪儿有这么些外来户哇，在街上打着滚儿走也没有车撞上你。夏天把街门关上，屋门是活的，摘了，就挂着帘子敞着，没事。解放后居委会就设在咱家里，我出门都不带锁门的。那会儿关万喜当主任，有时上我家坐半天我才回来。现在一楼都安防盗门，我大儿子家在上庄，新盖的楼房，“乒”，楼门一关，我都不会开那锁，就圈禁闭，我在屋里就瞧书，要不就跳房子玩，镶的方格子地，从这头跳到那头，多闷得慌啊，我住不长，顶多待一礼拜。
我家祖坟是红宝顶，广安门外北马连道仓库那儿整个都是，有120亩坟地，有松墙子，有花墙子，有宫门，有石碑，世世代代我家一直跟那儿。祖坟都有余地，四周围叫夸栏注136外头，不属正式坟地，我姥姥、我姑太太起坟都上那儿去，我们姑奶奶家占了地了也埋在那儿，我母亲我父亲也还都埋在那儿。我母亲死时还用棺材呢，“文化大革命”了，人家把棺材都拆了，我母亲说：“就是别烧我。”我父亲成心(即故意)，说：“就把你烧了，把灰还给你扬了呢。”我母亲说：“你跟我有什么仇恨呢还锉骨扬灰呀！”后来我妈死时，老刘家把他妈那棺材拆了，我们就用40块钱买下来，拉到广安门外头又给钉上，把她埋到祖坟。
解放后修马连道仓库，把几十个坟都移走了，宝顶全刨了，移到门头沟那儿的山窠上。最后动的是祖坟，前几年才让人占的，我弟弟住的地方离那儿不远，他在湾子北边，这坟在湾子南边，可是没人送信儿来，他全不知道，人说是国民党时候就被盗过了，可还是刨出来好多东西。
看坟的是我们本家的，管我爸爸叫三爷，管我叫大姑。他是家生子儿注137，由我家给钱粮给地，后来就没钱给他了，没钱给了就种地，到日本(日伪)时候还有32亩地，契也不知道在谁手里。他家是两口子带一儿子，那儿子尽耍钱。
定：给您家看坟的是汉人还是满人您知道吗?
胡：不管汉族满族他也得随着满族，祖祖辈辈生了孩子你都得看坟。注138我大爷在的时候看坟的种的菜什么的，还挑着进城给我大爷送来。
5.生活
胡：我爱唱，爱瞧书，爱京剧。我上挑花工厂，一个月挣5块钱，回家来做鞋活，就是做什么小松树小塔呀，这钱家里不要，我就添穿的。到现在我也不好吃，吃肥的吃瘦的你别找我，我还是爱买穿的，我这穿的死了都得烧，全是。我爱买书，18岁时上护国寺，那搭儿都是走着去，走到西直门坐那当当儿车，坐到护国寺。我专到书摊上寻摸去，什么《红楼梦》《粉妆楼》《二度梅》《再生缘》，我爸爸爱瞧《三国》《聊斋》，我结婚时都让他们给借没了。我妈不让看，我一瞧书就挨说，没辙。这人家做活儿，老瞧书活儿不就做不出来了嘛，我就偷着看，藏着。我们三间屋，我在外间屋炕那儿靠着窗台，书搁这儿，她进来我就干活，她进来看见就把书撕了。那回我起床一边漱口，一边就拿起《彭公案》瞧，她啪的一声抢过来就给我撕了：“没事老瞧书，跟你爸爸一样，老离不开那殃榜。”注139就是给死人开的那殃榜。我又把那书一点点捡起来拿糨糊粘上了。晚上我老不上他们那炕上睡觉去，一人在外屋炕上，为的就是一人偷着瞧书，把煤油灯捻那么一点儿亮，书对着亮走，我妈看见又喊：“又瞧书呢，费煤油！”可是我要不是瞧书，字儿哪儿认得那么多？我虚岁十二就不上学了，还不早就都就饭吃了。
我姥姥知道好多笑话，什么闹鬼闹财的，要不就说大马猴。她住我们家的时候爱腿疼，晚上老让我们捶腿，给她捶着腿我们就说：“那得给我们说笑话啊。”姥姥就给说笑话，要不她就说：“贫不贫，老说笑话，来回倒粪哪？”要不就说：“尽说闹鬼的干吗？上茅房没人跟着啊！”我们就说：“您说吧说吧，我们不害怕。”可是一会儿上茅房就又央告她：“姥姥您跟我们去吧姥姥。”
赵书注140是正白旗的，他爷爷和我二太爷那时净在我们家过牌，唱八角鼓，他爷爷也唱八角鼓，他叫我大姑叫得亲着呢。过牌就是排练，唱岔曲儿，今儿晚上你唱什么，他唱什么，都有个木头做的水牌子，上面写着谁唱什么。人家过牌，我母亲就在屋里听，人家没会她先会了。要不我母亲怎么就会唱呢，什么大雁捎书昭君出塞，什么三国上的，活捉张三郎，还有宝玉探病，会唱好些个哪，做着活儿解闷儿就唱啦，她哼哼我就听着，可真让她唱呢，她就说：“没闲工夫哄你玩儿！”
这是八角鼓，我唱的那是京戏，我会唱戏都十几了。那会儿北边有京戏票房，在银燕小学后头，文武家伙、镲，都有。那搭儿就有唱的，赵淑芳，她有俩姐姐一哥哥，她哥哥好拉，她们就唱。都是爱好，业余的。也跟过牌一样，今晚你唱什么都写在水牌子上。我妈不许我唱，我就偷着去，我家我弟弟的京胡拉得好，也总登台，他从前唱青衣，后来老了唱不了青衣了，就去(扮演)小花脸，《吊金龟》就去那张义。我也唱青衣，现在一开会我还清唱。
起初什么叫民歌民谣我不知道，赵书说你小时候唱过“酸枣棵棵”吗？我说唱过呀，那还是我姥姥给我们唱的呢，他说那就叫民歌民谣。姥姥给唱的，我姥姥会的不少。她哄着我们玩时就给唱，我又爱记，我要不爱记呀，也什么记不着，有的是人一问什么都不知道。这民歌民谣让人搜走了不少，好多人，不是一个地儿来的，搜集走好几回了。那书上还有我唱的“月亮底下亮堂堂”“酸枣棵棵”呢。
附录一 胡女士唱的民歌民谣
(1)上轱辘台
上轱辘台，下轱辘台，张家妈妈倒茶来。
菜也香，酒也香，十八个骆驼驮衣裳。
驮不动，叫马楞，马楞马楞喷口水，喷得小姐花裤腿。
小姐小姐你别恼，明儿个后儿个车来到。
什么车？红轱辘绿轿车，白马拉的，里头坐的俏人家。
灰鼠皮袄银鼠褂，对对荷包小针扎。
扒着车沿问阿哥，阿哥阿哥你上哪儿?我到南边瞧亲家。
瞧完了亲家到我家，我家没别的，达子饽饽就奶茶。
许你吃，不许你拿，留神烫你的老龅牙。
(2)酸枣棵棵
附录二 赵之平：我这一辈子 (我的幼年时代)初稿(节选)
1980年元月5日
[访谈者按]这篇蓝靛厂外火器营旗人后裔的自述，刊载于1985年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的《满族文史资料》(北京民族文史资料第一辑)，是没有正式出版的油印本。作者赵之平，出生年月不详，只知是经历了“清朝、洪宪、旧民国、蒋匪帮到新中国”的“五朝元老”，可知1980年写作此稿时年岁已然不轻。据他在本文的“开场白”所称，他于1959年秋回京接眷进疆，据此以推，他应该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去新疆了。虽然只有“年余学塾和旧高小一年级的文化水平，入社会后又‘偷着’自学才添了点‘墨水儿’”，“文革”之后还是决心将大半生的沉浮见闻回忆写出，庶免“数典忘祖”之讥。按照作者的说法，这部书稿应该包括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几部分，但如今可见的，却只有幼年一段，不知是作者并未写完，还是这部文史资料没有收全。不过在书稿最后有当时的北京市民委副主任，也是蓝靛厂外火器营人的赵书先生写的“抄后记”：
蓝靛厂为吾故乡，其风光景色，人情世故令人神往，终生不忘。八四年五月金恒绩同志从中央民族学院借来赵之平先生之手稿，读后十分感动。念故乡有此有心人记载往事，留传后世，应抄记免得失传。六月份吾曾到蓝靛厂去过一次，向居委会寻问赵老情况，无人知道，十分怅惘。
赵书先生尚且未能追寻得知赵老信息，可知这份资料的留存已属难得。这部书稿，字里行间充满对蓝靛厂这块土地的感情，虽然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如对外火器营的建立时间、建制等的叙述都不准确)，但作为亲历者所记诸事还是颇有价值。我在这里节录其中一部分，以此作为对胡女士口述的参照和佐证。同时，也是由于这份30年前的《满族文史资料》如今已难寻觅了。
一、幼年时代：出生地可爱的故乡——“外火器营”
出北京西直门过“万牲园”(现称动物园)，顺长河(原叫清水河)往西，中经紫竹院和万寿寺，行约30里，过河略东是“立马关帝庙”(现为蓝靛厂街道办事处)，这里原是清廷内务府的一帮太监为管理河东大片稻田的“香稻米”而设的“御田香稻管理处”。进口儿即是蓝靛厂镇，原是内务府所属的“杂匠”工地。再走经古刹“广仁宫”(又叫西顶庙)，它宽深高大，供奉“天仙”“送子”“眼光女神”和“冥府七十二司”与“东岳庙司”；镇中有各类商店数十家，于尽头就是我可爱的故乡——满族聚居地“外火器营”。
……
全营分为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正白、镶白八旗。各旗旗帜是用素缎内绣套色金龙，长约七尺宽三尺呈帆形，外镶各色火焰以区分的八面军旗。由总管理机构“档房”保管，逢大典或检阅时，由各旗“专达”掌旗。这可能就是人们所称“旗人”或“在旗”的由来吧。当时全营有近四千余户约万余口人，旧制满汉不通婚，因此多在本营议嫁娶，故血缘很密切，可谓“外火八旗非亲即友”。
“外火”原占地南北约四里多，东西约一里，北头正白旗又向西突出半里。日寇侵入时将镶黄、正白两旗扩占为飞机场宿舍。营内有南北斜向宽约三米多的两条夯土大街和一条东西向的横街，均系硬土碾成(现已改成沥青路了)；另有硬土小横街八条，自南向北都是东西向的横胡同，每条胡同住户五或八家不等，按人口分配住房。一律青砖盖瓦。平房朝阳，方砖铺地，院墙以“虎皮石”(西山特产)砌成。都有前大后小的院子。各旗的官员(专达)另住三舍四舍的大房院；全营最高长官(嘎仑达，又叫翼长)住的是五进，走廊带小花园的高墙大院(后改南门小学校)。至清朝倒台“优待条件(包括旗兵粮饷)”取消后，人们生活来源断绝，大都拆卖房料，连院墙那坚硬又美观的虎皮石都卖光，外逃谋生。余户无几。现有居民多非满族了。解放后，归属于北京海淀四季青公社老营房大队。营内外空地种植了蔬菜、果木等，人们多成为社员了。因可耕地不多，这个大队还是穷队之一。这次返乡(1979年？)见已开始多种经营，如养鸡、制砖、编织等农办企业。估计不久可望面貌改观，社员收入也要增多了。
外火器营布局整齐明朗，空气清新，距西山风景区约30里，偏北是驰名“天下第一泉”的玉泉山，北临颐和园，东傍清水河。在外火东门至河岸约五米空地上，碧草如茵，野花盛开，绿树环绕，自然风景极佳。据老人们讲，外火器营地形像一条帆船，南为船头，北为船尾，原正蓝旗小庙的旗杆又高又大是船桅，正白旗突出地带为船舵。外设东、西、南、北四个大门楼。周围筑有半米多厚三米多高的三合土墙，又叫“老墙”。墙外是宽深各五米的护城河，河外有两米高的土围子以防洪。护墙河水通清水河，内生杂鱼，四门河上有供人车行走的石桥。营内大街两旁有宽深各一米半的水渠，雨水可流入护城河，再从土围外东西两个涵洞输入清水河。有大雨时经常有大量鱼鲜逆流涌入大街小渠。许多儿童拉网捕鱼。每条胡同临大街口都有小石桥，三条大街两侧每隔五米对植着高大槐树，在夏秋季节槐花盛开，流香四溢，微风吹来，凉爽幽静。各家前后院种着红枣、杜梨、石榴、花椒、葡萄和花草、豆、菜等，并有养鱼、鸟、鸡、兔、猫、犬之风。每旗有个小关帝庙(只我们镶红旗没有，和正红旗共用一庙，因建庙地被“档房”占了)。外有水井供人汲取(现在都装上自来水管)。我的美丽故乡，真是豆棚花架、鸟语花香，今日思及不禁神往，大有世外桃源之景象。但这是我幼年时代的风光，在清室瓦解后屡遭灾祸，早已面目全非，变成“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了。解放后才逐渐恢复生机，初展新貌。
二、清水河特写：附“大莲”愤跳清水河的悲剧(略)
三、“外火器营”的组织建制(略)
四、“旗兵”的生活来源和影响、结局
外火器营官兵每生一男从当月起就由档房发给一两五钱银子的生活费和口粮，大小口数量不记得了。生女只有粮无银，出嫁后口粮可转入男家，故有重男轻女之风。男15岁可考三两，过去为弓、刀、石，即先射三箭，再练大刀，后举石担子(形如举重的杠铃)，后改射三发步枪。至宣统年间，只在军工厂射三发气枪，中不中靶也得三两。早先有门路的钻进军工厂学会技术，饷银就更多。饷银为50两一个的元宝，粮米由嘎仑达派人从内务府领回，嘎仑达同“兑房”相勾结以减去银子成色为名，克扣中饱(这是公开贪污的秘密)再换成兑房印制的“钞票”和“加另”铜圆(官铸的有大清某帝或北洋造币制)，分一枚、两枚。每十枚合京钞一吊，按人册发放。口粮从内务府粮库领回缺斤短数大米都是发霉的大米(原从江浙运河到京储存，积压多已发霉了)，在我记事曾见过粮车拉来大米按户分送，以后就吹了。人们在年节想吃面粉，要去私商粮店不等价地以米换面，再受剥削。每三个月发一次“季鼠粮”，多为霉米，只喂鸡畜。据传老罕王(可能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行军被困绝粮，偶掘鼠洞得粮赖以生存，立朝后不忘“鼠恩”之说，但老鼠只担其名不符其实，要大骂罕王忘恩负义了。
由于旗兵专靠清廷豢养，不劳而获，月领粮饷，所谓“铁杆庄稼”，所以大都游手好闲，不学无术。有的提笼架鸟，终日闲逛，有的寻衅斗殴，仗势欺人。正如营外人们所说的“饱饭撑得惹是生非，是旗人的特性”。
我曾亲见一次“出鹰殡”的奇事。某旗堆子头“专达”广某绰号“野人广”，他生性霸道，好养猎鹰，脸上横着“大蝴蝶”(鼻烟)，呼朋引类，横行乱闯，人人侧目怒不敢言。某次，野人广臂架猎鹰至营西北郊猎取鸟兔，忽发现一个兔子，就放鹰追上去啄住。可巧正有个老农锄地，误认为是野鹰抓兔，忙上去一锄头连鹰带兔一齐打死。拾起要走时野人广赶到，打了老人并勒令赔偿活鹰野兔。一些路人从中劝解，本系一件小事，大家说说也就完了。野人广见人们多为老人讲情，不敢违众，就悻悻而去。不料他又纠集一伙恶棍找到老农家里，打伤老人，并捣毁不少东西。当知道此人原是威镇四乡臭名昭著的野人广时更不敢惹。经再三讲情，这伙无赖提出，必须租用杠房，一副四人抬(一种用两根长杠中缀方椅，多为死者放遗像用的)和一帮清音乐队(三者都由杠房代办)，老人还得穿孝服为死鹰顶丧架灵，在“外火”游一圈(周)，否则，决不甘休。大家为了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照此办理。出鹰殡日内外轰动，万人倾巷。大都咒骂这伙畜类欺压乡里。我在上小学时“躬逢其盛”，永志不忘。几年后，清政府倒台，“外火”势衰，野人广之流“背私酒”(手执武器去远外酒厂贩私酒以逃税)为业。某次深夜他独过北山，被人打死，尸弃荒野，因他是单身汉无人收入殓。生前养鹰，死由鹰啃食。据传有人替那位老人报了仇。野人广身丧野地，也算死得其所也。
有的人只顾享受，不计将来，吸鸦片、扎吗啡、酗酒、滥赌，倾家荡产，身无衣，肚无食，先卖家具后扒住房。进而成为盗贼，直至鬻妻卖女，最后倒毙于街头者屡见不鲜。当地也有多数人，预感到好景不长，早自为计挺身劳动去了。种菜、养牲、担挑、贩卖、拉洋车(人力车)、当警察、搞小手工业等。我父亲靠劳动维持数年生活后，因日寇侵华难以度日，才逃到河南找到我直到解放。有文化者报考小学教师或邮电交通等职业。原军工厂一些老技工们当了铁、木、瓦匠，自食其力，赖以温饱。还有些爱好文艺音乐人士组成二黄(京剧)、说唱(类似曲剧)，三五人着简易戏装，手打竹板边打边唱，不计场所，随地可演。还有什不闲、莲花落、五音联弹(轻音乐合奏，多系杠房乐队组成)等组成各自的“票房”。“外火”票社有声望的是“普乐韵天”，原系正红旗一位演老旦的名票(名不记)成立的，人才济济，角色齐全，还有半份戏箱，他死后由一位演刀马旦的庚秀峰主持，晚期由我父亲(他原演老生后改花脸)接办。平日彩排，星期(天)公演，成员有当小工的，有瓦木匠、警察、摊贩、人力车夫、小学教师和各类公务员，其中有一位演小生的世俊廷，原是内行德俊如门徒任导演。我兄弟三人也是演员。这个票社颇负盛名，不断有营外村镇来邀请演出，每次给予酒饭招待和一切开支。后因内战外侵生活日迫人员星散，只有须生赵继青和赵有智(拉胡琴)能入戏剧界成为内行借度日活。什不闲、莲花落(社名忘记)也因内忧外患散了摊子，只有部分演员转入各庙会演野台子维持生活。五音联弹社名“八音会”，后因杠房没活儿干，有的改当“临时和尚”(子弟和尚)，为丧家念“音乐经”，即念经当中加入八音会，赖以糊口，最后丧家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死了一埋”完事，谁还花钱找他们，也就散了。
五、我的家世和“外火”一般习俗(片段)
在那封建思想统治时代，姑娘也可以同小子一块上学，虽然女生最长也就学到15岁为止就必须退学回家，拿起针线活而“待字闺中”，但总算能学点一般文化知识，我认为这是“外火”好的风气，这在附近各村镇还没有先例，那些村镇对男女间的界限划分得很严的，连儿童也一样。
六、永刻脑中——可怕的启蒙老师“老祖儿”(略)
七、我的母校“西门小学”和敬爱的刘永璘老师(略)
八、“外火”的商业区
外火商店在西门外只有少数几家，有日用粮油肉菜杂几家和一家典当业(为穷人生活一时过不去可拿些衣物去当换钱度日，他们利息很大，月利三分十个月为满，解放后即取消)。北门外只有一家豆腐坊和一个小杂铺，其他大部集中在南门外蓝靛厂街。从东到西北二里多长湾街中，其较大的“德源成”和“德源兴”两家酒杂酱菜业，制出的各种酱菜如柿子椒、甘露、银苗、黄瓜、青笋、白菜、酱瓜、苤蓝等，味美色鲜四远驰名；门面大、资本厚，据说是立马关帝庙那伙太监的财东(包括西门的典当业)。“月盛斋”糕点铺，除售各类应时糕点外还经营一种“印子会”(月饼会)，即各住户主要是“外火”各家，每月指定品种交钱若干，在所持票据上盖和分户账拼成的铺印，至年终按品类可取蜜供、月饼。蜜供是用糖和面条上缠红丝油炸后切成寸余长，再裹蜂蜜叠成分斤数大小的塔状，拿它在神龛前摆供，当然也为人享受，它甜酥味美可口，堪称珍品。月饼除中秋制售外，春节亦供应，分红、白、摆浆。酥皮品种，有大、中、小，也可落成塔状供神。仁昌绒线铺即百货店，又叫洋货铺，还售煤油。富太山烟铺兼营“兑房”，除出售烟叶、湖烟(妇女吸用)、烟丝(水烟)、鼻烟(用烟末加工制成深绿色，由鼻孔吸入，为害极烈，还很讲究装在贵重的鼻烟壶内，据说最好的如王公大臣们吸的鼻烟每个值钱数两，讲究的鼻烟壶成为古玩珍品)。还卖槟榔、豆蔻、素砂等助消化香料，但其主要大利润收入是“兑房”。该号勾结当地和“外火”官员允许他印制钱票流通市面，票面分一、三、五、十吊；京钞每十板为一吊，并收兑银两折换钱票，可通行西郊大兴、宛平两县区。富太山钱票我见的是用窄长绵纸木版印上花纹、钱数、铺印、暗记制成的。如外火器旗饷领到后，直送该号以减去“银色”为名进行分赃，兑换钱票、铜圆发给旗兵。这条街另外还有纸张、文具、猪羊肉铺、饭馆、茶馆、理发澡堂和切面、包子、烧饼、蔬菜等铺共二十余家，很显繁荣景象。
……
蓝靛厂是北京西郊的中型有名集镇，构成西北面的小屯、黄庄、长脚湾、南中北坞和船营等十几个村庄的农产品集散地。尤其为“外火”万余人的购买力所吸引，隔日一小集，十日一大集，在镇西岔设有布、席棚数处，农民们拿来禽蛋、鱼菜、野味、果品和编织物、小农具等来集叫卖，再把日用品买回去。逢大集日还有大小牲畜市场。
九、城乡市场的怪现象(略)
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种种方式
十、当时各类的小商贩(略)
十一、当时夏秋食品(略)
十二、当时夜宵食品(略)
十三、当时其他有技术性的流动工贩(略)
十四、当时的交通工具和附近几处名刹古寺(略)
十五、“外火”的节日风光(略)
十六、蓝靛厂“过皇会”(略)
十七、我的幼年时代的结束语(略)
(二)蓝靛厂几代回民之后金宝琴口述
第一次
时 间：2002年9月22日
地 点：北京某鱼池
访谈者：定宜庄
第二次
时 间：2003年6月3日
地 点：北京某中学办公室
访谈者：同上
[访谈者按]金宝琴女士，回族，北京西郊蓝靛厂人，现为北京某中学的食堂管理员。
本篇与上篇一样，被访者都是出生于蓝靛厂的人，不同的是，前面那位胡福贞女士是蓝靛厂外火器营的旗人后代，而这里的金女士，则是同样世世代代生活于这里，却较少引起人们注意的回民。回族人眼里的蓝靛厂、回族人眼里的火器营满族官兵是什么样子，更是在蓝靛厂做田野研究的诸多学者几乎没有注意过的角度。
我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外城编”中说过，回族是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清朝中期以后从山东等地迁移来京的回民，无论人数之众和在京城造成的影响，都尤其不可轻视。回民大多以经商为生，所以在八旗屯聚重兵的地方，往往很快就会形成回族的聚居点，满回两个民族这种共依共存的现象，理应成为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可惜尚未引起人们的兴趣。
我与金女士几次交谈，最深入的有两次，这篇访谈录主要就是根据这两次访谈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一是她家庭中几代女性的生活经历，一是她父亲的几番奋斗，还有，就是最后一节中，她充满依恋和伤感叙述的蓝靛厂居民的生活以及拆迁带给他们的伤害。
金女士与我年龄相仿，同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却有着与我、与我的知青同伴们迥异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她的知识和人生智慧似乎源于与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包括了她祖辈相传的丰富、生动、鲜活的人生经验，其中当然有些是她的民族特有的感受与传统，这一切在我的成长经历和我自幼接受的一元化的知识系统中，早就被斩断了，注141我对这一切不仅冷漠生疏，甚至根本不知其存在，我的精神世界也因此而变得贫乏单调了很多，这是我从对她的访谈中感受最深的一点。
我第一次与金女士交谈时，蓝靛厂的拆迁刚刚开始，她与我说过这样一段充满感情的话：
在我记忆里，我爷爷一辈子修清真寺，清真寺那碑文里有他的名字。注142我心里愿意它留下，给有信仰的人一个礼拜和说真话的地方。现在回迁的很多人不愿离开这块土，因为不管哪个老人走的时候，他会由那儿走。我是蓝靛厂几代回民的后人，这是我最想说的事情，是我的一个心愿。
为在长河岸边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满族和回族父老留住这段回忆，也是我的心愿。
1.我们家的人喜欢叙说
金宝琴(以下简称金)：我们一直就是回民，祖籍是山东，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小营子。我们那个地方一溜18个营子，一个叫梁家口，一个叫马营子，还有一个小营子，还有一个什么，多少个营守着这块地方，这都是我们回民。注143我们这儿地不好，就是盐碱地，地都能长霜，不结东西。但是特别好的一种东西就是枣，那枣长得像馒头那么大，就叫馒头枣，抽巴了干了都这么大。只要这个枣快熟了，你一掰开，它都拉黏儿，就那么甜。那边人穷啊，枣就是他们的食粮，由老家能带来的东西也是枣，它就出这个，别的没有。拿秫秸插成枣排，插成像小兔子样，插到房柁子的檩条子上，这样一是避免老鼠吃，第二不让它再捂了坏了，特别有意思。
定：您回过老家吗？
金：我头年五一去了。我高低去了。因为我老爷爷他一直跑买卖，至死没回去。他死的时候把尸留到北京了，埋在三里河，三里河过去有我们家的坟地。
我们家是我老爷爷那辈来到北京的。我老爷爷叫金世田。他是庄户人家，不是大地主。他的第一个媳妇就生下一个儿子，因为小时候没有人太好照顾他，那个儿子有点瘸。后来这个老奶奶就去世了。到我爷爷的母亲就是续弦。不是一个没死就又娶一个，不是。(续弦的这个)老奶奶来了以后生的第一胎是个女孩儿，女儿好像是长得挺好的，她就不太疼前边那个儿子，可是这个是老爷爷他自个儿的儿子啊，他待见，他说：“别看你生了一个，你10个桃花女也不换我那扁脚儿。”他始终对他的儿子挺好的。就没把他那儿子带到北京来，一直搁到山东，这叫隔母不隔山。
所以我老奶奶她就求真主，她说我托付为主的，让我生一个儿子，他打我我都认。结果第二个真生了我爷爷了。我老爷爷就带着我爷爷和老奶奶，就是我爷爷的妈妈来到北京，老家搁了一个大爷爷。来到这儿以后，把我那个姑奶奶，就是我爷爷的姐姐，最后就给到北京了，给了北京西城一带。
我老爷爷特别有能耐，等于是北京有买卖，山东有地，东北他还跑皮货。就在蓝靛厂啊，他一人置了4处房子，一处在我们街上，德源成注144旁边，德源成是个酱厂子。一处在西门。再往西岔去叫德丰居，一处在那块儿把着路口。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后拆的这一块儿，也是把着一个路口，小东门路口。4处房子全在街上把口那儿，都是街上的铺面房，也都是做了买卖，我们最后拆的这处，我父亲告诉我是个药店。我奶奶就跟我们说，你老爷爷置的那房子啊，每处都有院子，门楼都是磨砖对缝的，相当不错。
定：你们家在蓝靛厂可是个大户了。
金：应当说在我老爷爷的时候我们家那是正经可以的。
定：您祖上是不是蓝靛厂最早的住户？
金：可以这么说。我们家确实是算早的，在回族里头算早的。时间久了，兴啊衰啊，都在这块地儿。
2.西贯市李家
定：您祖爷爷带着祖奶奶来到北京，这是第一代。
金：对，我爷爷长大以后娶的我奶奶，这就是两代。我奶奶姓温，是北京人，海淀区馒头村的娘家，注145馒头村就在香山这边，四王府的东南上。她们家也是回民。
我奶奶不是穷家的人，她的姑姑给的是西贯市李家，注146那家叫李什么我不知道。她当初给这家的时候呢，这家就爷俩，爷俩都没有媳妇，老头儿的老伴死了，儿子又没说上，这爷俩是干吗的呢？是赶脚的，北京土话就是捅毛驴屁股的，跟着毛驴跑，给人家送货，跟镖的似的那种，又不是大的。最后我奶奶的姑姑就给到他们家了，给到他们家时穷着呢。
定：那您奶奶的姑姑的娘家原来是做什么的？
金：就是农民呀，馒村的，也没什么钱，所以才给那么穷的北边的。
您记得西太后出逃吗？就由西贯市走的，找的人就是我奶奶的姑姑家，说他们是赶脚的，老往西安跑，是他们家给西太后带到西安去的。开始时讲好价钱，说你不白拉我，到了那儿钱你随便拿。当时还想呢，说遇见什么人了，怎么给这么多呀，这就等于玩儿命似的给人跑了一趟买卖。那会儿不知道拉的是西太后，要是知道那不就走漏风声，还不把他们杀了啊？到了西安才知道。西太后她出手不在乎钱啊，开开金库就让他们随便拿，还说回去到了北京我再封你，那会儿不是就说封侯么，所以他们家封的是侯。我奶奶的姑姑人家怎么富的？就由这儿富的。我父亲为什么给我讲这段历史呢？说人哪，是命，说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你姑姥姥嫁得好，人家有那么大命啊，找这么俩光棍子，穷着呢，他也不知道跑这么趟买卖，现在话叫黑活儿，西太后后来封他呀，人家就能遇到那么一档子好事，人家就发起来了。后来人家就说姑奶奶那些儿子，就是我奶奶那些表弟呀，人家都牛着呢，张北这一带连火车买卖都是人家家的。她儿子给她做寿，一年一个大皮袄，我奶奶她们姐儿四个，每年明着是给姑姑做寿去了，带点礼物，红包都给她们带回来了，头年的大皮袄顶下来，给我奶奶，再顶下一个来，给我二姨奶奶。她们这些侄女，都沾过人家光。人家一富，带得他们家也富了。
定：他们后来做什么买卖？
金：他们就是牛羊，火车上的运输，开的铺面，都是人家的。
定：他们后来一直还在西贯市吗？
金：一直在呀，就是清朝时候。清政府完了他们也就完了。
3.死也不跟他埋在一起
金：我老奶奶，就是后续的那个，她特别能干，特别知道生意怎么做，在我们街上都特别有名，说蓝靛厂有三个老太太谁都比不了，其中就有我老奶奶。老奶奶坐家立业的人，那么点小脚，骑驴特棒，过去那盐不是最挣钱嘛，她到清河打盐去，一早儿由清河都打一趟盐回来了，她儿子还睡呢。
定：怎么打盐？
金：就是拿驴驮一麻袋盐回来卖呀，挣钱呀，她做生意的事什么都能干，家里也弄得好。可她这个儿子，按我们回民说，是跟真主求来的。命中有儿终须有，命中无儿莫强求，为主的该给你的，就一定会给你，不该给你的，你不该强求的去要，要来了就是要一个祸害，果不其然不孝，不孝还败家。这就是回民的生活逻辑，他不说那个教育。等于她得养着，她还得给他干，等到她不能干的时候，她儿子又对她不好。
我姑姑给我讲过，说我老爷爷娶的第一个奶奶生的那支人脾气都好，都是和颜悦色地说话细声细语地交流，说咱们这支人就不好，我姑姑的话：一个奶奶找坏了。我老奶奶他们家人的性格不好，来了以后遗传得咱们家人都性格不好。但是这个奶奶虽然脾气大，特别能干。家里致富，好多事都是她弄的，我老爷爷有了这么大摊子，没有人给他好好支应着不行。后来她死得也挺早的。
我爷爷叫金占元。看过《大刀王五》吧？都知道回民人习武。我爷爷是练单刀的，就练一把刀。当时我老爷爷希望我爷爷学做玉器，磨水凳，做玉器。我父亲给我讲过，当时做玉器的活儿是回民掌握着，他一直想让他学这些东西，可是我爷爷的性格学不了。
定：做玉器要什么性格？
金：性格得慢哪，得会琢磨的那种。可是他是暴啊，他老急。他就学了做食品，薄脆饼啊，勤行这一套。
我爷爷长得也比较好。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属于门当户对，这样给他们结了这个姻。后来我奶奶跟我爷爷就在北京。我奶奶家境特别好，可是就没想到我爷爷脾气特别不好，她给到这儿呢，也不是条件不好，就是受气。过去的男人说，女人就像墙上的皮，揭了一层又一层。吹乎男人的一句话叫“好汉占九妻”，女人没人当事。我奶奶那个年代，外地的人、山东人都裹脚，但我奶奶是北京人，回民北京人好像比乡下的人就正规得多，就不是封建得深，所以我奶奶没裹过脚。但我爷爷是从山东来的，就觉得不裹脚的女人特别寒碜，他的感觉就是人没到脚就到了，他就别扭，他特别歧视我奶奶。他又会练武，他山东人又粗鲁，他由那边走过来他也挺野性的那种人，所以他就老打我奶奶。我奶奶要是跟娘家去诉说吧，娘家也富，就给点儿，别管怎么着，凑合生活吧。要是打起来呢，她娘家有好几个哥哥，又打不过我爷爷，因为他是练单刀的呀，练武术的人心到手到的，他手底下又狠。所以两家经常打架，最后我奶奶也觉得没意思，女人嘛。
我爷爷对我老奶奶也不好。这时候祖爷爷在北京去世了，就埋在三里河了，我老奶奶就觉得老家有一大片地，一直是交给她娘家弟弟给看着，她想回去到那儿，还要回她那块土。她说要回老家，就问我奶奶，说你跟你男人还是跟我呀，我奶奶说我也跟你回老家得了，她愣跟着婆婆也不跟着男人，所以我老奶奶就带着我奶奶回到了山东。
这时候我奶奶就有了一个大儿子，一个二儿子，一个大女儿，一个二女儿，我爷爷也老打他们。二儿子得了病，过去叫臊弯，就是男的小鸡长东西了，死了。大女儿也是因为一档子事不顺心，得病也死了。就剩下一个大儿子和一个二女儿，就是我的姑姑，那时候才两岁多。就等于我奶奶带着我大爷和我姑姑，和我老奶奶一起就回山东了，他们4个一起生活。
我们家都让我爷爷祸害了，破落了，他母亲也受了罪了，我奶奶也受了罪了，就等于在老家待了20年，就靠刮风啊树杈子掉了给人家卖柴，苦着呢。到第11年我老奶奶死了，我爷爷就由北京回了老家，他妈死了，他再不孝他也得回去，回去这一个月中我奶奶怀的我父亲，所以我父亲是(在)山东生的。然后我爷爷又回的北京，就没带我奶奶，我奶奶也愿意在老家，一直带着我大爷、我姑姑还有我爸爸在老家。
我奶奶有了我父亲以后，苦到什么程度啊，坐月子都没吃的啊，就吃了一块野苜蓿，喂牲口的苜蓿。生孩子没有东西，就把我父亲搁在肚子上，我父亲一尿尿顺着腰往下流。我父亲长到8岁的时候，家里真的不行了，我奶奶把我姑姑就窝儿给了山东(人)了，带着我父亲回了北京。等到我奶奶回到北京，我爷爷已经有了一个外家了。
定：她一走他又娶一个？
金：对，在这儿又有了一个媳妇。我老爷爷那个媳妇是续弦，等于死了一个又续了一个，我爷爷等于媳妇回老家了就跟没那档子事一样，又找了一个，在婚姻上男人是挺霸道的，男人独尊独有，特别厉害。这样我们家的男的两代人都是俩媳妇。
定：回民的男人挺欺负女人的是吧？
金：欺负，欺负得厉害，他歧视女人，对女人可不好了。但是呢，他又有了一个，他不打人家，可能这个女人特别温柔。再一个呢，那样的女人也会侍候他。我爷爷可能是能够给人一种安全感，他会武呀。那个女人也是回族。
我奶奶回来之后，我爷爷还想打我奶奶。但是我姨奶奶都特别厉害，我三姨奶奶就来跟我爷爷打架来，就说我姐姐从一开始受气，就一直受到现在，一去山东20年，她看不见自己的亲姐姐，所以特别恨他。我三姨奶奶有钱，她是开店的，在门头村、三家店那边都有买卖，她就拿上钱给厅上使上钱了，用现在话说就是行贿了。就说只要我爷爷金占元，他要敢打我姐姐，你们就给我捕他。我爷爷这才害怕了，才没打我奶奶。过去清政府管派出所叫厅儿，逮人过去叫“小绳穿小辫儿”，满清人不都梳辫子么，小辫儿一拴上不就跑不了了么，这样就把人带走了。
我奶奶恨我爷爷，恨到死的时候说，死也不能跟他埋在一起，就没想到他一点好。一生摊了一个男人就这样，受委屈受老大了。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好，败家呀。
定：他干吗？他抽大烟？
金：回民人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他赌博，而且他祸害，他坐在牌桌上，一会儿就输好多。他把所有的家产，我们家的宅子，最后都给祸害卖了。所以说什么叫误人子弟呀？家庭太好了就误人子弟，不好好干，你拿它太知重了都不是好事。
1950年吧，我爷爷就去世了，他才刚刚60岁。他四月十七死的，我六月初四生的，他属虎，我也属虎。我奶奶比我爷爷大两岁，我奶奶是1960年死的，虚岁73岁，他俩整差了10年。我奶奶属鼠，六月初三死的，我小弟弟也属鼠，阳历11月28(日)生的，顶走一老虎来一小虎，顶走一老鼠来一小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就死不对付。现在谁要一说两口子打架，保证这两个属相就不对头，尤其女的是属鼠的，男的是属虎的，保证打架。
人这一生啊真是，我对这些问题都解答不了。我爷爷是那么个暴君，我奶奶就那么好，在我心目中奶奶是最好的偶像。我奶奶这个能干，这个干净。天天5点钟就起来，把院子各地儿都扫干净了，用那汆儿坐水，等我们起来我奶奶喝完茶了，甭管多少孩子都给穿好了衣服。没有多少家具但是老擦得那么干净，客人来了使的手巾永远是客人使的，饭碗办事的就是办事的，平常使的就是平常使的。搓板都是两个，洗上身衣服使一搓板，下身衣服使一搓板。晚上吃米饭，中午就把米挑出来了泡上，你甭打算在饭里吃个石头，都簸了，所以她做的饭你就踏踏实实吃。那会儿烧煤球，连墙根都不带有煤末子的。
定：那得多累这一天。
金：但是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她哪怕院子里头孩子有一个扣子掉了，她都穿成一串，找哪个拿哪个，掉不了。我现在生活的习惯也像我奶奶，进门就洗手，煮手巾，到现在我也喜欢煮手巾，抹布老是干净的。我奶奶属于过去比较有钱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受的传统教育比较多。
定：她读过书啊？
金：没有，那会儿女人没有读过书，但是受过那种传统的教育。你比如说串门，没有过。就是我们东院那边，住了那么多年，我奶奶没上人家院子去过。谁家的事儿她不会说，说话都是那些老谱，不会由嘴惹来什么事，不会。我母亲就不行，她喜欢聊，好串一个门儿，和我奶奶不一样。
我奶奶特别疼我，我从8个月断奶就跟着我奶奶。直到“文化大革命”我都没跟母亲一块儿睡过。我对奶奶的感情比母亲要深。
4.一代人的倒霉能牵动多少
(1)我大爷永远没回来
金：我奶奶给我爷爷生了5个孩子，只活了两个。
我父亲有一个哥哥，就是我奶奶的大儿子，我那个大爷，比我姑姑还大两岁。我爷爷回山东老家去发送我那个老奶奶之后，把我姑姑和我奶奶留到那儿，那会儿还没有我父亲呢，就带着他这个大儿子，就是我大爷回到北京。
我大爷跟我爷爷死不对付。我爷爷性格不好，他大儿子性格也不好，等于有遗传基因，在我父亲的印象中叫什么逞干戈尚游父，注147儿子大的时候第一个要顶撞的就是他父亲。我爷爷在北京不是又找了一个老伴吗？她有一个女儿，特别漂亮，我爷爷特喜欢她，就惦记把她给我大爷。我大爷说就因为她们我妈才受气，我能要她吗，就不要她，就因为这个爷儿俩老捣乱。后来我爷爷浑到什么程度？把一个大家给弄没了，外边没有生意了，就只能卖薄脆饼，卖蒸饼，蒸的东西，就指着这个维持生活，他做得了让我大爷去卖。我爷爷他不是好赌么，我大爷也沾染了好赌。有一天他出去，在八里庄跟人赌博，连挑儿都输给人家了，就回来了。我爷爷也穷啊，没有饭吃了，他就急了，就拿麻绳拧着沾着水打他儿子，打得特别狠，打得有多狠呢，咱们就不知道了，反正当时一宿就起了两个痄腮，两个脖子都起来了。我爷爷把我大爷给打了，我大爷第二天起来就不想活了，拿着一把刀，说爹，回民管父亲叫爹，现在叫爸爸了，说：“爹，你宰我还是我宰你？”我爷爷也怕他儿子真的要死，说：“你把刀给我我宰你。”把刀就给藏起来了，这时候我大爷就离家出走了。由西苑，跟着一个军阀叫什么走的，十五六(岁)吧。
定：走了就没回来？
金：到今天也没回来，永远没回来。我奶奶这儿子就这么没的。他小名叫弦儿，大名叫金弘瑞。我奶奶回来以后打击特别大，就跟疯了似的，夜里就找，“我那弦儿，弦儿呀”，所以她恨哪，至死都恨哪。我大爷走的时候我奶奶在老家已经生了我爸爸了，有个六七岁，但是他从来没见过他哥哥，等于他哥哥在北京他在山东啊。
(2)奶奶的遭遇带动姑姑的遭遇
金：我姑姑整比我爸大一轮，他俩都属牛的。我姑姑跟我这大爷差两岁。我姑姑一岁多两岁，我奶奶不就带着她回山东了嘛。我奶奶就因为我爷爷看不上她的脚，说人没到脚就到了，受了一辈子这个气，她觉得她这一生就因为这脚挨打挨多了，她就给我姑姑裹脚。我姑姑说就为裹这个脚，肉脚，夹竹批子，绑啊，挨打挨多了。可给我姑姑裹完脚又解放了，又不兴裹脚了，姑姑又放了一个改造的脚。
我奶奶这一生找了一个男人，长得一表人才，家境也不错，就是脾气大，经常打她，所以我奶奶说找男人只要不挨打就是福，她就做了一件错事，把我姑姑给了一个傻子。那个人家是先生，家境好，特有钱，他没有儿子，抱了一个儿子，有点傻，但不会打她女儿。可是我姑姑给了这个傻子，这个傻呀就把我姑姑气得没办法，最后我姑姑生我这个表哥以后，这个男的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他就死了。他们感情也不和，一傻子她也没太重视他。这就是说呢，来来往往的人哪，脱不下来旧的传统观念。人家都说矫枉必过正，我老说一过就过那头儿去了。
可我姑姑也生了好几个孩子。后来男人也死了，她的女儿也长大了，她的女儿比我妈大，今年得七十多了。我姑姑觉得家里男人也没了，这么多怎么办呢，就把我姐姐给了一个扛长活的。我这个姐姐有点生马坯子那个劲儿，她不肯甘心给了这么一个扛长活的，最后离家出走奔了东北了，到今天我跟我姐姐没来往。我奶奶的遭遇带动的我姑姑的遭遇，你说这一代人的倒霉能牵动多少！
这是1949年，1950年就解放了，我姑姑就划了地主成分。她也害怕呀，她就老跑北京来。我父亲对他姐姐感情好，因为他从小生的时候不是没有穿的么，都是我姑姑把他揣到怀里把他揣大的。打我姑父没了以后，我父亲就跟我妈妈说，每月要给我姐姐15块钱，说我不要你也得要我姐姐。我姑姑来回在我们家，等于给我们家干活么，在我们家的时候就1960年了，“粮食过关”注148了，我奶奶这时候病得挺厉害，得的是胃癌。女儿没了男人在娘家住，我奶奶着急呀，她就劝我姑姑说，我死了你就走吧，别在人家家待着了。
那时候我哥哥(姑姑的儿子)比我大一岁，我姑姑就带着他出去捡东西，捡什么呢？道边上啊，人家刨完白薯他再刨刨。剥完老玉米他去再捡点。那天呢他就拔了人家点儿绿豆，那绿豆不是长得像筒儿似的，他觉得是野绿豆，他叫胡绿豆。结果人家找到我们家了，我姑姑不承认，说不是，说我们拔的是野绿豆。其实人都是饿的，当时形容呢，“大秋二秋，连捡带偷”，肯定是有这个行为，但是她自己不承认，这事人家就过去了。但是我爸爸那时候是地片经理啊，人家就通过组织找到我爸爸，说你们家人怎么怎么着。我爸爸的性格呢，他对工作特执着，他认真，我在外头带头吃菜团子，你上外头偷，这不丢我的脸么！刚解放时候人特别简单，就跟我姑姑吵起来了。我姑姑比他大十二啊，说你听人家的干吗不听我的呢？我爸爸可能打了我姑姑了，当时也就30多岁嘛。我姑姑哭了一条街呀，拿着这把绿豆嚷嚷，就说我们揪了一把胡绿豆，我娘家兄弟打了我两个嘴巴，可街嚷嚷。当时她自己窝囊啊，就着这个我奶奶也死了，就分家了。我姑姑拿定主意了再迈一步，嫁人。
我姑姑是1960年的11月28日走的。我奶奶刚死，我姑姑就嫁人了，那时候她47岁。嫁到哪儿去了？嫁到西贯市去了，等于嫁到她姑姥姥那个村去了。
定：您姑姑嫁给贯市什么人？
金：嫁了一个宣化做陶瓷的，实际是我二姨奶奶的婆家侄儿，也姓康。我父亲在封建的条件下就特别恨我姑姑嫁人，他觉得姐姐应当在家从弟弟，说为了你在这儿，我吃了那么多年苦，十几年啊，你还是嫁人了。说咱姑姥姥是那么有钱的家，你又嫁到那儿，你整个给丢脸呢，那李家谁都知道啊。他接受不了那个，他就不跟她走(即“来往”)了。我记得特清楚，我妈刚生完孩子，我小弟弟是这天夜里两点出生的。当时我两个姨奶奶来这儿给我姑姑说情，我拿着户口本跟我姑姑去迁户口，斜着走过一块谷地才能到派出所呢，我说姑姑你给我5毛钱吧，那会儿我10岁，我小时候挺皮的嘛，就知道跟她要钱花了。我觉得我姑姑挺有钱的，穿一新大衣穿一制服棉裤么，改造脚。那年一人发11尺布票。我们家布票还都找不着了。我姑姑说我不给你钱，你爸爸都不认我了，我说你给我吧，赶明儿我长大了我去认你。她就给了我5毛钱。
我父亲嘴里那么横，其实他也特别想他姐姐，他不肯说。有时我妈我妹妹说我姑姑一句不好，他说你们不能说，我跟她就是我跟她，我这姐姐比你们这样当姐姐的要强得多。我姑姑也知道，她特别疼她弟弟。“文化大革命”我结婚以后，生了我女儿，我就到西贯市找她去了，当时没有钱，就打了一个点心匣子去。那会儿她正在地里干活，就哭了。她改造脚嘛，就披散着头，往前奔着走，跟所有道上的人说，我娘家侄女，北京的娘家侄女来认我了。其实贯市多近呢。这样我把他们拉合了。因为当时我想，我奶奶只留下我爸爸和我姑姑他们俩，俩人僵到这儿了只有我去磨合这个事。所以我在我们家很多事情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对我姑姑的印象好在哪儿呢？我姑姑聪明，能看明白家里好多的事情，而且对她所经历的都没有忘，我们家的好多事情是她告诉我的。我父亲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他老想掩着上一代人的错误，不喜欢让我们知道上一辈人的如何如何，他要弘扬家里的好，不好的事不让说，他总觉得这些事应该到他那儿就断了，不想让下辈的人知道。我姑姑不是，她比他大12岁，她知道得多呀，把所有事情都跟我们讲。所以我父亲一听我姑姑说这个他就生气。但是我姑姑不怕他，在我爷爷的问题上，和我奶奶的问题上，我姑姑敢跟我爸爸斗争。我爷爷死后我爸爸给我姑姑去信，我姑姑由山东来的时候我爷爷已经埋了7天了，我爸爸带我姑姑去给我爷爷上坟，我父亲觉得我姑姑到坟地可能会哭，但是我姑姑到我爷爷坟地上就数落我爷爷那些不好，我爸爸听着生气，说回家吧回家吧。我爸爸打我姑姑，我姑姑就跟他玩儿命，要是一般的姐姐就怕弟弟，不敢。
我姑姑对我奶奶的印象是：我的妈天下都找不到，我妈的委屈天下都没有。我奶奶病的时候我姑姑侍候了7个月，她说妈呀我什么能耐都没有，但是我能侍候你。其实过去那会儿我姑姑也跟我奶奶吵架，因为我奶奶向着我爸爸。她后来老了，她说妈的体格比我棒啊，怎么能70多岁就死了呢，那是为我忧虑，是生让我给累死的。我奶奶也是为儿女忧虑，说人家那姑奶奶回来看看妈，给妈带份吃的喝的，走了。我这闺女男人没了，回来一头扎到娘家，我这一撒手你就饿死了，你底下有弟弟，有兄弟媳妇，你看人脸子，妈也跟着为难。所以我姑姑说我奶奶是让她累死的。一代人一代人的都是，人非得到了这个年龄段，上边的事你才能知道，才能理解。
5.父亲的三个不幸
(1)从小的不幸是他父亲把家败了
金：到我父亲这儿的时候，就特别知道治家过家了，我爷爷什么都没给他留下，就留下一个破房子还是租的，他知道他爸爸的败晦，他就特别能干。他知道他父亲不顾家，他就老想孝顺他妈妈。他上一辈特别不光彩，他这一辈就特别努力地让人承认他。所以他就特别愿意给人家干一些事情，按迷信说法，他上一辈欠人家的，他就是还账来的。这种感觉。
我父亲叫金弘宇。他从小的不幸是他父亲把家败了，他一点儿好都没得。在老家的时候，人家要饭的要来给他点儿吃，他说我这也是乞食于漂母啊。注1498岁由山东来到北京，来了以后我爷爷开始不接纳他，后来才接受他这个儿子。他在北京念了3年私塾，11岁就开始自己托着盘子卖三角，炸的三角，几分钱一个，老头做了他去卖去。没有鞋穿，穿着我奶奶的鞋，把后跟缝了一大块。他曾经讲过，那天他特走运，捡了一块钱，那会儿的一块钱。国民党有警察啊，捡了钱不就被他抢去了吗，他从小挺机灵的，他就踩着这钱一直不动弹，趁警察转身时他蹲下，把钱掖到鞋旮旯儿里拿回来了，他说那是第一次捡钱。没有钱真是挨饿啊。
后来他就到我表哥家，就是我二姨奶奶的儿子家学徒，学干鲜果。就是挑水啊，什么都得干，在人家学徒学了3年。最后在17岁自己摆了一个摊儿。我父亲从小就会做生意。飞机场人家大兵一天发一盒老金烟，有的人不抽，就想把它变成钱，比如说买这盒烟值5块，但要卖才卖3块钱，像我爸爸这种人就去收，收完了再去卖给他们军官还是5块，就挣这差价。我父亲为什么那么能治理啊，因为他受过那个苦。
我父亲学的就是山货，干鲜果，要不我怎么知道果子怎么存呢。那会儿他就给我讲过果子怎么放啊，西瓜怎么倒啊。那时候中关村有一个土特产商店，有一次着火了，我说那儿着火了，我父亲说果子怎么能着火呢，他说果子与果子之间码起来搁到地窖里，不管搁到什么地方都不应该使火呀，你要用火暖这个东西，比方说橙子橘子它就苦了，苹果它由里头就烂了，所以是使稻草啊，(把水果)码好了之后，在筐与筐之间搁稻草，稻草能往外出来气，但是它还取暖，不是一下就冷了就热了。他拉一车西瓜来，听声儿就能听好，把生的倒到底下去，熟的倒到上头来，然后晚上再挑一过儿，使草绳编那么大底托啊，支着这西瓜，第二天卖。他学的是这行。我爷爷学的是勤行，蒸啊烙啊厨子这一套。我老爷爷是商人，就跟现在人似的，房地产挣钱我做房地产去了，办公司挣钱我办公司去了。那会儿他就能从东北倒皮子，他挺有能耐的。我父亲就说上一辈太能干了，下一辈什么也不干了，就是这结果。所以我也说要干得差不多了就不要干了。
我父亲就主要靠做生意，养着我爷爷奶奶。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特有钱。我们家有门脸儿啊，护窗板一卸，那大笸箩摆着，后边有柜，还有一个小冰箱呢，过去那种锡的冰箱。门口还有石头，石头上插上竿子，支一大棚卖西瓜，泼上水，那一嗓子豁亮出来连东门都听得见。改革开放，农村人来这儿卖西瓜卖菜，蹬着三轮，蹬着那筐驮货，我才感觉到我父亲不容易，才真正知道我们家不是有钱，我爸爸就是一个开小买卖的。等到他老年的时候我问过他，当时咱们家开买卖的时候您到哪儿去趸货？他说了两个地儿，我才觉得他特别不容易，一个取货的地儿是山里头，顺义怀柔平谷，跟着冯家大伯啊，还有一个咱们街上的谁，都是搭伴去取货；还有一个地儿就是黑塔，包括馒村，门头沟，也是山里头，上这些地儿去弄山货。自行车的后架子弄这么宽，一边挎一筐子，上边横一麻袋，所有我们家卖的东西都是这么趸回来的。我才知道他挺艰辛的。到这儿的买卖呢，就是我妈和我奶奶看着，这一季儿卖杏儿啊，有什么卖什么，就是这样越滚越大，以后他就特别成气候，现在搬迁拆的这200平(方)米的房子是他自己置的。
(2)第二个不幸是生不逢时
金：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不算有家底的，只是能糊口，他再起来的时候是(一九)四几年，使的一块地还是租人家的地，等到把他爸爸的破落收拾起来，过得好了一点儿，那就到1956年公私合营了。(一九)五几年的时候他就有钱翻盖房子，盖了房子就开始1957年“反右”。
我父亲对什么东西可能是特别执着，他看问题比较快，人家没看明白他看明白了，但是人家接受不了他那个态度，他急躁。他不认识社会。他看的第一本书是怎么写的，他就认为那第一本书是对的。1956年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必须公私合营。那年公私合营的没有大资本家，都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1958年“大跃进”，资本家才敲锣打鼓地愿意去公私合营。1956年公私合营时，我父亲是地片经理，可着蓝靛厂一直到黑塔，这一片所有开会呀，领导这些人都归他管。他没学过会计，但是他能理账。可是他性格比较抗上，他聪明，他看那头儿是傻子，可是人家有权他没有权啊，这就要命了。你平常不是挺横的吗，这右派指标来了，得，让他去吧，报到市里去了。人家一看说小商小贩没有文化怎么能成右派呢，就没打成右派，要不政治帽子就给戴上了。注150可是地片经理就给抹了。
1958年正好生我大弟弟的时候，我父亲给送到西山改造去了，那叫下放。估计你能回忆起来，那会儿的气候没有现在这么暖和，到西山冷到什么程度，就是贴的饼子蒸的窝头，送到工地现场的时候就都冻成冰碴儿了。
我父亲一改造，我奶奶忧虑得老吃不下饭去。那天晚上突然间，一拿起那拔火罐，就说我儿该回来了。结果那天晚上，我爸爸果然就拍门环，我爸爸那么个大老爷儿们，什么时候喊我奶奶都是：“妈，妈”，叫得特别的亲。我奶奶由北屋出来开街门都差点摔着，就说哎呀我儿回来了，她就这一个希望嘛。母亲跟儿子确实是连着心的。
我姑姑男人死了以后也在我们家，我父亲是因为他姐姐和他外甥没有户口，所以把姐姐搁到跟前，他自己带头吃那麻儿菜蒸的馒头，掺了多少菜啊，拿铲子都盛不起来。我母亲有怨言，说都因为你姐姐我们都吃菜，要不我们还能吃点净面。可是我父亲没办法，粮食过关哪。我奶奶那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她长期心里头不愉快，我父亲1958年的这点事和我姑姑走不了长期在娘家，这两档事导致她得了胃癌了，胃嘴疼。我奶奶病了7个月，不知道外头是怎么回事，她不懂叫粮食过关了。她躺在那床上，姑奶奶来看我奶奶，我奶奶觉得家里吃这么不好，没面子，她指着我爸爸说，“她大娘儿，”我们回民不是管姑姑叫娘儿么，“您瞧我们吃的这个，这都是什么呀，跟养猪的似的”——她嫌寒碜。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那阵儿我10岁。这是我父亲解放以后第一个不得已。
原来我们家开的买卖是干鲜果，卖果子，卖点心，卖烟卷儿，公私合营以后就实行一种管理，就是没有人管就没有吃的和喝的了，我父亲对这个大锅饭哪，从他来说特别反感，他觉得公家开买卖都是混，那会儿他就说是混。他觉得买卖应该由私人经营最好。后来刘少奇不是有个“三自一包”注151吗，就可以私人经营了，他的脑子特别快，他就要求私人经营，回来自己干，他把我母亲的工作也给打飞了，叫我妈辞职了，当时公私合营我妈也是售货员呀。等于把房子也带着要回来，要不房子也归公家了。这样我们家前边的买卖是勾连搭的6间房，他自己开了一个小酒铺。他特别会经营，不管谁来帮忙，他的制度相当严，买卖不许漏柜。
定：什么叫漏柜？
金：就是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得搁那边儿去，这边东西谁也不许动，你想从这边拿20块钱买东西去，不行。他进了多少货都盘点得特别好。那年我刚上五年级，家里头养好多羊，他想着200多块钱买一只羊，每月要挤10块钱的奶钱，要是一个羊出3磅奶，就是30块钱，一年这羊的本儿回来了，还能再下羔子。他还试过养兔子，养的獭兔，白兔，安哥拉兔，他养兔子的时候他也琢磨兔子。他研究。但是这些都没有对了政策，没发起家来。后来他觉得什么都要票啊，要证啊，没有的干了，最后就又回到商店去了，在基层店做部门经理，但他觉得他和那些人不是一个档次的。要不我现在老说，你想得再好的事，这社会不会按你的意愿去走。回民有句话，就是顺着大个滴溜儿走，就是说什么事情过来了，就应当跟着什么潮流走。这是我父亲又一个不得志。
我父亲好容易过好了日子，“文化大革命”又给冲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我父亲就知道是灾难来了，我们家几代人在这儿，这一街上的人都知道，而且我父亲的脾气不太好，当过地片经理，家里“文化大革命”之前又租点房子，住到这儿的房客也知道我们家有点底儿，我们家有条案有橱柜有粮食柜有冰箱，有帽镜，有帽盒，有掸子瓶，小账桌上头有盆景，过去的盆景是玻璃的您记得吗，带一罩子，还有两个德国匣子，高的，现在叫收音机。街坊一看我们家就跟老古玩店似的，就觉得我们家了不得，你想想那会儿的条件，其实没什么值钱的。我们家一共就有3块现大洋，那是我妈结婚的时候姑奶奶给的压腰的钱，注152带过来，我们没有钱。
“文化大革命”来了，先是扫“四旧”，就抄我们家。过去我们家有很多书，是由我老爷爷传下来的。有两个坐柜装的都是书，书外头是蓝布套，边上是象牙骨的别子，打开就是一本本竖排版的。一个《儒林外史》，一个叫《十粒金丹》还是什么，还有《三国》《小五义》《女子白话尺牍》，还有《东周列国志》。还有4本，是新疆的还是哪儿的少数民族的医书，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我给烧了。我为什么知道这么些名呢？我没有能力读这些书，我不认得那正楷字啊，都是我父亲给我讲过，说有三国，有演义，一叫演义的时候就有点胡说了，这我都记得呢，我从小就知道“煮豆燃豆萁”，这都是我父亲看完了教我的。这街上人啊老找我爸借书，我爸不愿意借，借了就怕丢，来回转悠来回转悠丢了好多书。“文化大革命”这些书就全烧了，人家让烧的他也没办法啊，当时没有第二家亲戚能藏这东西，也不敢哪，哪儿敢转移这东西。
我父亲特别爱看书。当时在家里头男的也没什么可干的，再一个他又脾气大，没人惹他，过去也没有电视，就是匣子(即收音机，当时人称“话匣子”)，他有的爱听，有的就不爱听。他就看书，一晚上就是看书。当时他给我讲了很多故事，讲当时那个社会，比如杨三姐告状，他说这你就不懂了，七品是县官，五品是巡抚注153，他访问民情，看到有这么一件事，他就报上去了，这是五品巡抚的能耐，不是杨三姐的能耐，她一个女人有什么能耐？一个女人能冲破天？杀十个八个都冲不破天。他为什么能给我讲呢，就是看书。那书烧了可把我爸爸气苦了，哭了好几次，说真正的东西都给烧了，说我那点书啊，都是原版的呀，说那是你爷爷和你祖爷爷给我留下的，精神的东西，我没有别的了。我爷爷也是挨饿看书，他字写得特好，一条街上都知道，人家谁家打架给人写字据，就得找他。他就是懒，不干活。
我父亲老看《大公报》，那会儿糊棚，哪儿有钱去买大白纸糊啊，就是看完的报纸，大公报，躺那儿一看就是《大公报》，所以对《大公报》这么印象深呢。货币贬值了，他说是好事啊，他说哪国都愿意自己的货币贬值，美元它愿意贬值，它贬不下来。他给我讲过，你为什么能置这么多钱，你得有那么多东西才能置这么多钱，你有一万块钱的东西，才能印一万块钱。贬值怎么好呢？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咱们三人都卖杏儿，他卖8毛，他卖7毛，我卖6毛，我这杏儿便宜，大家都买我的，他们两个的卖不出去。我卖完了我使这钱又买一回杏儿，我坐这儿还卖6毛，但是我这钱循环了两个圈儿，我挣着钱了，他们俩没挣着钱。人民币贬值，害不着你们事啊，国家合适。咱们东西便宜，到国外人家要咱们东西啊，到那儿卖两个来回，美国那东西值钱，那大伙儿不敢买，老跟那儿摆着呀，你懂得贬值了吗？我就认识不到是好事啊，我由那儿才知道。所以说我父亲是商人。
定：您父亲还真有脑子啊。
金：噢，他经商可有脑子了。他有时跟我谈谁家的时候，他能告诉我这人为什么不成，他琢磨。他对邓小平特别拥护，他说你们能致富就靠“邓大人”，他说这个政策非常厉害，他对政策的接受能力特别快。我父亲一生就是怀才不遇。
定：应该说是生不逢时。
金：对。我父亲也特别正义，为一件事他肯去打官司，他觉得你不对我就敢于说你不对，他为别人家得罪过人。比方说我们家到蓝靛厂的时候，就像冯家，白德茂家，魏家，他们都是后由山东来的，来了以后有些事，像谁谁当初在蓝靛厂这儿待过一段，后来又走了，等回来别人把他房子占了不给了，我父亲都为他们打过官司。再比如冯家我大伯二伯三伯他们三个分家的时候，当时的证人就是我父亲，我三伯比较不讲理，要把着这个老宅子，对老太太也不孝顺。我父亲说你要是说钱不够我帮你，咱们再买一处宅子去都可以，但是这个宅子必须得分。他就能给人家做这事。
定：冯家是你们家亲戚？
金：就是都是回民，就是发小儿(北京俗语将从小一起长大的人称为“发小儿”)，甚至就是不错。但是我们就跟亲戚一样。
(3)第三个不幸是家庭不和
金：我父亲他们这几代人都认为没有娶到一个顺心的媳妇，三代人一个幸福的都没有。我父亲可惨了这一生，最后他也特别惨。他跟谁都说不通，他自己有很多道理，跟一堆糊涂人说不出去呀。你比如他跟我母亲，他穷啊，来到北京娶的媳妇就是童养媳，所以我说这是他的第三不幸。
我母亲和我父亲没有交流的感情，俩人这个不和呀，我是在我父母的打架中成长起来的，把我锻炼得对打架也不恐惧了。我年轻的时候总想，我爸爸妈妈怎么总打架呀，人家爸爸妈妈怎么不打架呀。我曾经跟我母亲说：“你对我父亲好一点，等我父亲没了的时候我会加倍地孝敬您。”但是我母亲不原谅我父亲，他打她呀。我父亲就觉得以他的聪明和他的心眼，如果遇到一个好女人，聪明的女人，不管是事业和什么上都要……当时我不理解，我不懂什么爱与不爱，不懂。后来我结婚以后，找了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才知道要是不喜欢的时候这感觉可真是……等我悟明白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已经都不行了。所以我的女儿找对象我就说，不管你找回民汉民，你只要不找土匪，不管有能耐没能耐，只要你们俩能合得来。
定：是不是因为解放后您家的日子不太好，所以您没读书啊？
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那时候正好我妈生我小弟弟，生了我小弟弟以后产后大出血，我姑姑嫁人了没有人在家，我爸也忙我妈也忙，家里头老被人偷，老母鸡养得挺好的就让贼偷走了，我们几个孩子害怕呀，盖被子把脑袋盖上身子全没盖上就睡觉。我父亲就觉得这时候家应该弄好了。再一个是我父亲重男轻女。回民有一句话，说你好死也是块地，就是好死扒沙地，赖死是儿。他觉得一个女孩子认得自个儿名不就得了么，他不喜欢供给女孩子，我家上头几个都是女孩，姐儿五个，死了两个，我是老大，底下两个弟弟，他还是想着他的小子。我妈产后出血，家里没人做饭，他就让我退学了。他第一天跟我说呀，特别简单，别上学了，谁做饭呀。我偷着拿上书包走了，那会儿上学就是一个布书包，走了。第二天他就把我的书给撕了。我父亲特别暴躁，我那时学习也不是那么好，家里又是孩子又是什么，我陷于家庭事务里，我接受能力又那么早，根本不是像人家能够踏踏实实学习的人。不上就不上了，也挺好，我就不上了，我就做挑花了。实际我12岁就走向社会了。
在我父亲晚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谈过，包括我父亲跟我母亲的关系，对孩子的教育。我说您说咱们家，您聪明，您没把家治好，您聪明，您没把孩子教育好，您没供我上学，我这一生最不愉快的就是您不让我上学，我多能干我没有资本。我就埋怨我父亲，我说您生了俩儿子也都没能耐，有点能耐还都让姑奶奶带走了，还带到人家家去了，我们家就是我小妹妹跟我比较能干嘛。我觉得我这番话对我父亲有所伤害。我父亲当时呢，就说：“嗨，孩子，谁不愿意谁漂亮，谁不愿意谁有钱，谁不愿意谁的儿女好啊？这都是不——愿——意啊！我治不好家，毛主席也治不好家，家不好治呀，孩子。”这是他自己长期坐那儿悟的，哎，完美没有。
我父亲其实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他脾气不好，他要求儿女有时要求得过激，所以我挨了很多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回民兴立一个碑，当时我们几个人坐那儿，我弟弟说怎么写这碑呢，人家一般都写慈父，我说不，就写父亲，他不是慈父，这是我由心里给他的评价。我也知道他一生不容易，在这个社会上不容易，他没有哥儿兄弟，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帮他，自己能撑这么一大家子还养着姐姐和外甥，甚至我妈娘家还要赘他一部分，不容易。但是他那脾气挫伤了孩子很多。我老想凭我父亲的聪明，他要能够好好地给我们个温馨的家，我应当比现在要好，这是我想象的。
(4)父亲讲的做人标准
金：我父亲跟我讲过男人的标准，女人的标准。他说做买卖，信誉很重要。做买卖刚开始，都要给人钱，我买您100斤花生米，我得给您100斤花生米的钱，我拿您5条烟，我得给您5条烟的钱。以后做生意做大了，人家乘着三轮给您送烟来了，年底才结账，但是人家年底来了你必须给人钱，答应什么时候就得什么时候，这就叫人品。他说坑蒙拐骗虽然不好，但是不能偷东西，这非常重要。坑蒙拐骗，有时候是为了生存，一时折不开了，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但是不能偷。一偷人家的就麻烦了，男人一旦偷东西永不能改。坑蒙拐骗不能偷，吃喝嫖赌不能抽，抽就败家了。说我跟您借钱，我还不起，这不寒碜，当初我打算得好，我没挣来，但是我一辈子我知道我欠你的。
定：那女人的标准呢？
金：那会儿像这方面的话他很少跟我说，就说女人嘴不能馋，女人嘴馋就上当。还有一个是作风非常重要，女人要一辈子横，就是得气儿正，女人的作风是一辈子。我管女儿还是这样，就是差一天结婚你也不能住到人家家去，这是规矩。我跟她们讲，男人可不都是好人，男人就跟动物里那公的一样，他占了你便宜可能会跟别人说你不是好东西，牺牲的是你，这跟孩子从小就告诉。还有一个就是女人要温顺，聪明的女人会拢着男人。傻女人就老挨男人的打。
我们家里我父亲老讲，凡是跟人吵架的女人都不是聪明的女人，跟人家吵架叫两败俱伤。只要跟人打架，这都是泼妇。你跟人吵架，你赢了，你落一厉害，人家都不惹你，远离着你，你就孤了，没人跟你说知心话。你跟人吵架不占理，让人给寒碜了，别人更瞧不起你，说你找事，生事，让人骂一顿，老实了。我从小受这个教育。我父亲说谁有能耐谁没能耐啊，说他多厉害，我跟他没吵起来过，说他多不讲理，我没招惹过他，这才是我的能耐。瞧人家冯三奶奶，这么多大姑子小姑子，你说不上人家不好，这叫六面方圆。这样的人才能叫有能耐。所以我不会跟人吵架，跟人吵架的是下层人，我住的街坊到什么时候都跟亲戚似的，没有吵架的，宾服着，都能待好。话到舌边留半句，犯不上。
我父亲去世6年了，他是心梗。要活着今年应当是七十九。一直到现在我有了什么事，还想着去问问我爸爸吧，我忘了他死了。
定：您父亲还是给您留下很多精神遗产。
金：人生啊，来回来去地想，我跟你聊的时候也是自个儿想，我想起我们俩交流的那些东西，在他一生坎坎坷坷走的时候，在他后来跟我沟通的时候，这使他死后我经常地想，他一生的功过不是我来指责的，我没有这权利，信咱们这教的，为主的怎么安置是他的事。
6.两代山东人娶了两代北京人
金：我们家两代人，我爷爷是山东出生的，我父亲也是山东出生的，但是娶的都是北京的媳妇。我们家是两代山东人娶了两代北京人。
我姨奶奶都给了西城的，所以就给我父亲说了我妈，我母亲是西城的，西四牌楼的人。她们家是干吗的？是合鸡鸭的。
定：合鸡鸭是什么意思？
金：就是上农村推一个笼子，搁到自行车后头，有卖鸡的吗？买鸡，买鸡蛋。谁家的老母鸡想换点钱，或者小公鸡儿就卖了，下蛋的鸡留着下蛋换盐吃。到乡下去收这个，再卖给有钱人宰杀着吃。就是收购，叫合，这鸡等于是合来的，这儿要点那儿要点才合成一个鸡鸭成群呢，是吧。
我母亲从小也没父母。听着说我姥姥长得挺好的，家里就一个弟弟，她家过去是做外活的，北京人有给人做手工的，比方说绱鞋，或者做花呀，人家有钱人家做大襟上的花了，做边了，那些。
定：具体怎么做您知道吗？
金：不太清楚。好像就像苏绣似的，做皇宫里头的衣服。就听说我姥姥外活做得特好，一家子就是我老祖和她那个弟弟呀，都仗着她做外活，靠那活着。
定：也是回民？
金：也是回民。我们家里都是回民。
定：回民也讲究做这些针线？
金：对。她父亲也是好赌。就是因为男人好赌吧，她母亲老生气，又说不出来。结果呢，生了4个孩子，生第5个孩子时血迷，就死了。我这个姥爷呢，他在外头合鸡鸭，北京那会儿几点就关城门了，日本时期嘛。他们住在西四牌楼，算是城里，得由阜成门这儿过，他要赶回家呀，他家有孩子，他得惦记，他就闯城门来着，闯城门日本人不管那个就给他逮起来了，家里头就没人管了。就只有我妈妈的姥姥管他们。
定：逮起来后来呢？
金：一直就死到监狱了。后来就要给我母亲找个吃饭的地儿。所以我母亲13岁就到我们家了，做童养媳，等于先在这儿养着，养大了再结婚。
定：您家怎么会给您父亲娶一个童养媳啊？
金：我父亲没有钱啊，那不是他穷她也穷。我母亲也属于没有父母，有父母谁舍得给孩子做童养媳啊。他俩差6岁。
定：她到你们家来受气吗？
金：受啊，怎不受啊。我奶奶不受婆婆的，她受男人的，她跟她婆婆好。等我奶奶当了婆婆以后呢，我妈是童养媳她没受过教养，我奶奶看不上她，嫌她邋遢，嫌她脏。我奶奶的针线活儿好着呢，我妈针线活儿没人教给过，看我妈的活儿她就生气。她(指金的奶奶)也忤她(指金的妈)，但她不像人家那种婆婆打她。我的理解，咱们现在认为是婆婆虐待，认为婆媳不和、婆婆管儿媳妇是不对，过去不是。过去有一句话，叫苦使三年善使一辈子，进门这三年得把这媳妇排练出来，这屋子怎么归置，饭怎么做，谁怎么待承，她都给你律令出来，然后她坐到那炕上，到她动弹不了了你也怕她。她是这么受过来的，到她有儿媳妇她还这么管，过去人她不会悟事。聪明的婆婆是用头脑控制，坐到那儿宾服着，让你佩服我这个婆婆。没有头脑的就去硬套，就跟咱们现在这教材似的。
我母亲虽然是城里的人，但家境就属于现在那种卖鸡卖鸭的人，底子不好。而且她又没受过父爱和母爱，没受到好的教养，她的脑子一直是受别人牵动的，所以她比较糊涂。我父亲对她也不好。我父亲长得比较漂亮，我母亲不行，属于那种挨饿没长起来。他们为什么夫妻不和？因为他说的话她听不懂啊，没法交流，过去的夫妻就是这样。我妈对我们这一代孩子也没有太好的教育，她不说给孩子想想将来干什么去，她不懂。所以我们这一代孩子也没有出息。
到现在为止我档案里就填的是小学，因为我喜欢坦诚，其实我当时填一个高中谁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吧，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做，我就是小学的能耐。
定：您上挑花社的时候有没有跟您那么大的女孩子？
金：净是，好多呀，你像小平子，小米子，小八子，我们都是一起长起来的啊，都是不念书的。
定：咱们也算差不多大，我都想象不到那时候北京还有小孩不念书。
金：我说我年青时代过得特别好，什么好呢？父母的简单，导致我也特别简单。我结婚时才18岁，“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挑花不让做了，我母亲觉得我长得不难看，个儿也挺好的，万一遇到一个坏人，出了事，咱丢不起这人，结婚吧。我14岁就这么高，就没再长过个儿。我父亲也觉得这道上太黑，他说你要出了事怎么办，那我就没法在蓝靛厂混了，谁家姑娘要有点污点怎么办，这是传统。这就给我介绍了我现在这个男人。他们也是回民，原来是丰润县的人，他母亲是天津人，公公婆婆俩是姨表亲。他们也不是什么有基础的家庭，从甘肃迁移民回来的，由蓝靛厂走的，到了那儿国家管两年不管了，他们又都逃回来，最后又回蓝靛厂了。他一工人，瓦匠，后来就是建工局的。我们家就觉得给找一个是回民，有吃饭的地儿就得了。跟他结婚以后也没有什么，结婚就怀孕，所以我大女儿今年三十三，小女儿今年都二十九了。你们就是插队了，受了一定的委屈。我跟你们享受的不一样，我像猫叼耗子似的带着孩子，我不懂得累，我老早就付出了。
7.三个姨奶奶
金：我奶奶她们是姐儿四个，还有哥儿俩，没解放的时候就去世了，不太成气候，一个是到邯郸了，没回来过。他们温家就绝了。
我三个姨奶奶，我奶奶行大。二姨奶奶给的康家，就生了一个儿子，康玉秀，这儿子有能耐，过去百货大楼都有他的股份。我二姨奶奶家有6个果局子，还有库，别人来批货，在安定门，车辇店。相当富裕，相当有钱。他看不起我们家，越有钱越贪。三姨奶奶给的石碑杨家。老姨奶奶给的刘家。三姨奶奶一辈子没生养，老姨奶奶也不生养。她们俩抱的是一家的孩子，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叫宝来，一个叫玉来，结果一个是生了我表姐以后死了，一个是跑了。
定：您姨奶奶裹脚吗？
金：没有哇，她们都是北京人，怎么会裹脚呢。人家都嫁的是北京人。所以在我们家庭里头，我姨奶奶这支儿一提起山东人就没好印象，说山东大汉哪，山东人可野了，这么想。因为我奶奶受气，她们姐儿仨在家说谁要是出去被人打了，咱们回来还打他。我三姨奶奶第一天结婚跟那男人就打起来了，把门别上，说谁打死谁都行。家里的姐姐给了人家老受气，姐姐的婚姻给她的打击就是这样。这姐儿仨最后给的主都特好，都不挨打。
我三姨奶奶过去出天花，脸上有麻子。她是开店的。怎么说这姨奶奶特厉害呢，她属于北京比较开放的(那种人)，梳大辫子，盘好了，夜里就能赶火车给人送粮食去。
我老姨奶奶叫温如玲，长得特别漂亮，她跟我奶奶好像得差18岁、20岁，姐儿四个里边就她读过书。当时因为我们家穷，我奶奶净受气，她特别疼她的姐姐。我奶奶快死的时候，她在板井注154工作啊，西黄庄，每天走着上蓝靛厂去看我奶奶一趟，二姨奶奶和三姨奶奶也一直守着我奶奶。所以我对老姨奶奶就有一种报答的心理，我想起我奶奶，就去看我姨奶奶。老姨奶奶家条件好，有钱啊，那会儿就有冰箱，锡的，每次去我都给她买吃的，全素斋的。老姨奶奶膝下没儿女了，她老有一种感觉，怕我惦记她的财产，我意识到了以后就说，姨奶奶您放心，您一入土我就走，我绝对不会分您的财产，我就是觉得把对我奶奶的报答，搁到您身上了，就只当疼了她了。所以后来她一直对我特好。1991年她才死的。
8.兴啊衰啊都在蓝靛厂
金：我们蓝靛厂那儿分三块儿：营子里头的，老营房和蓝靛厂大街。营子就是火器营，在北边，由南门脸儿，往北，由河边往西一直到飞机场，到空军指挥学院这块儿，这都归火器营，是满人的营房。他们城市贫民多，当警察的多，做卖活的多，喜欢做活，扎啊，绣啊，他们不做买卖。满人特别规矩，礼儿大，说话办事什么的比较文明，不招人讨厌，没有野调无腔的，很少。我都出了蓝靛厂才听说臭旗人臭旗人，在蓝靛厂没有这样说的，我们跟满人相处得挺好。
老营房也是营，过去是住部队的，由街往西，东冉村、板井，和中坞往东这一段，一直到街东门这儿，属于老营房。老营房里的汉民、回民和满人都有，但是满人少。我们是街上的，蓝靛厂大街。街上的人是回汉都有。我家4处房子全在街上把口那儿，都是街上的铺面房，时间也久，兴啊衰啊，都在那块地儿，兴的时候是我老爷爷的时候，败的时候是我爷爷的时候。
蓝靛厂已经(要)拆迁了。我特有一种感觉，觉得我父亲一生的基业和我们几代人的根没了。就觉得这块土地，真是感情特深。我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一种特别甜蜜的回忆似的，河边有鱼鹰，养鱼鹰的有一个大盆，想吃鱼，等那鱼鹰叼了我再挑，要这条，这好像是我们蓝靛厂人的一种享受。过去那街就那么好，都属于父一辈子一辈，你比如说菠菜下来了，那阵儿不照现在，都是应季的，一畦菠菜要熟了，两天不吃就蹿出花来了，董家三奶奶就喊我妈，去拿点菠菜吧，要不都蹿花了，愿意大家帮她一块儿都吃点。街上由东头到西头，各家买卖卖的都不一样，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钱并不多。比如我喜欢吃羊蹄，或者我喜欢吃牛蹄筋，我就跟三奶奶说：“三奶奶我待会儿来拿来。”我们就是这种的老世交。有时我闭上眼睛一想，谁家挨哪儿住啊，谁家挨着谁啊，谁家种的什么啊，记得特别清楚。
定：蓝靛厂的回民多吗？
金：挺多的呀。
定：比汉民多吗？
金：那倒没有，回民究竟还是少，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回汉之间。过去清政府的政策比较好，它挺尊重回民的。我从小就知道清政府定的，回民卖羊肉可以挑挑儿推着，上哪儿卖都行，但是卖猪肉必须有门脸儿，没有卖猪肉吆喝的。你比如现在，我上商场就有这个感觉：“哎，您买吧，这个火腿是纯肉的。”你说，卖猪肉你不要吆喝呀。他就不掌握民族政策。我这人比较开放，我能领会这个社会是在这样走道的，可是比我岁数大的老太太，她就可能非常生气。所以我父亲老说这个，他说清朝灭亡不是因为政策不好，而是气数尽了，你这一个王朝占多少年的天时，有数，你不可能没完没了。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蓝靛厂回民和汉民很少打架，我们特别留恋的童年，就是没有像现在似的站马路上打架的，没有。那满人吧，特别尊重人，他不打架，我们回民也不打架，汉人心里也特别宽，见着你老远就打招呼，甚至他拿着块猪肉呢，看见你了赶紧就藏到后头：“您瞅这……”不合适似的。汉人欺负少数民族那是孩子之间，那是大人觉得回民聪明，在家里有时会说点什么。但是大人之间没有歧视的。大人从不为孩子的事伤和气。那时候孩子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上老墙外头，摔个泥饽饽，可是玩得特和谐。不成气候的人街上也有，但要是出来一个长者一说，就得听话，不是像现在这人似的。我妈是童养媳来到这个街上的，这当街上不管前街后街的，都管我妈叫大姐，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汉人还是什么：“哟，这是老姐姐了，瞅着我们长起来的，老姐姐，我也完了，孩子都压不住了。”他都是这种感觉——那个和谐现在真是没有了。蓝靛厂这块地现在真是完了，净是打工的，而且不说人话，净出人命的事。我昨天回家我妈跟我说，我有一哑巴哥哥，他是回民，河南那个汉民卖猪肉就对着他那门，哑巴跟他比画，他拿刀就要弄死他。我妈说：“他是残疾人，他是回民，你应该尊重他，你往那边挪挪。”他还说我早晚给他弄死。
我原来给您说过，我们村的人特别护着这个村，我们街上不出壮丁，都是买丁。如果说派到这儿了，说要出5个兵，那就村里凑钱，买别处的丁，有兵痞子啊。那兵痞子呢到了那儿，用不了两天就跑回来了，那会儿没有车子，都是走着，他道儿熟啊，知道由哪儿走，半道儿上就跑回来了。再比如我们街上梁世臣刚一解放就给枪毙了，就那样的人，在我父亲他们那代人眼里也不是坏人。
定：他怎么给枪毙了？
金：他是一贯道注155的道徒，而且好像属于公安几条。但是他护着这个村，跟地方政府似的，护着他自个儿的村，你要受欺负了他不干。就是说好狗护山林，好汉护山村，出了村他干了什么罪恶事咱们不知道，但是在村里头，像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孩子，都受到过他照顾，所以我父亲就说枪毙他没有说恨的。
拆蓝靛厂的时候，好多人坐到街那儿聊，就说蓝靛厂过去有很多能人，现在蓝靛厂没有能人了。比如流传在七八十岁老人的口里，就说蓝靛厂有三个老太太有能耐，特能干。一个是金家的老老太太，就是我的老奶奶；再一个是董家三奶奶，他们家人，大爷那屋二爷那屋都不行，就是这个三奶奶，她不是回族，是汉族，小脚，一脸的麻子，寡妇失业的，带着儿，过得特别好。她家是开粪厂的。我们街上有两个粪厂，一个是他们家的，一个是小石头他们王家。过去种庄稼，他自己要有地行，要没有地就得买粪去呀。掏茅房的用篓背那个粪来给粪厂子，粪厂子就把粪用土啊、柴火啊沤起来，然后用木锨往这边倒一过儿，往那边再倒一过儿，它就熟了，不是生粪了，就卖粪去，那也不贵。还有一个老太太，我忘了她是谁了，是汉人。这是我们街上几个能干的女人。
蓝靛厂拆迁那天是7月13号，阴历六月初四，正好是我52岁生日。我母亲糊涂，她不记得是我生日，弟弟妹妹只想着能够多分一点钱，所以只有我一人心里特别难受。我父亲活着时候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没什么怎么办的，我死了我就不管了，谁爱怎么办谁怎么办，所以我特别难受的就是没有一个明白人。我不平的心理是，把几代人的根的地方就这么拱手让出去了，而且不是在一个合理的条件下没的。开发商买你的东西，给你多少钱，是他说了算，你买他的东西，还是他说了算。虽然土地归国有，这是国家从一成立就立的法，但是我使用时候应该有我的权利，可是买你的时候你却没有权利，你说了不算。我们几代人的地方就剩这么一块，还是给没了。我说这些洋地主把咱们土地主都给打跑了，你真的没有理由可讲。所以我真是病了一大场，挺长时间的，后来吃了28服汤药我才好。我那阵儿跟您聊，就是想留下这个庙注156呢，哪怕能够知道这个地址，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我觉得那个庙能代表蓝靛厂。那是清朝当时兴盛的时候置下的东西啊。
蓝靛厂的回民几乎都是山东来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亲戚关系，有亲戚关系也都出五服了。像我现在有个五爷爷，六爷爷，都是出五服的。他们也不是一块儿来的，都是各自来的，比方谁来北京，他是梁子口的，听说小营的金家在北京什么地方呢，就也到那儿去。因为回民有个信仰，只要你是回民，你困到这儿了，你找到我，我就帮你。少数民族的语言就几句，但是它全世界通用，比方说问好：“色俩目”，注157一句话，全世界的回民都懂色俩目，真是很重要的，我们从小就学这个。
定：父亲教的？
金：是啊。你出去买东西，人家要是不照顾你，你说“俩一俩海”，注158我是回民，我海得盖儿的，回民，人家就会说哎呀这小孩是咱们的人，就照顾你，就帮着你。回民心比较齐。而且回民有一个信仰，出现什么灾难的时候他不去怨天尤人，他这样去认识：这是主的定生。为什么少数民族自杀性爆炸特别多，他觉得这是真主让他去的，所以不好惹在这儿。
定：您父亲是不是也特别信伊斯兰教？
金：信呀，他很信。
定：您的孩子呢？
金：他们找的都是汉族，我没有传授他们什么。但是信仰都是心里的，形式没有太多。我们回民讲究这个，你挣的钱，40块钱里头就有一块是赃钱。因为你是商人，虽然你凭的是智慧和各方面去挣的，但是你的钱来路渠道不一定是干净的，所以你一定要拿乜帖，这属于是出散注159。清真寺有事的时候也要拿乜帖，走到哪儿都可以拿乜帖。
回民的信仰是行善的，就是要真诚，与人为善，宽待别人。回民很少说三道四，他就是知道人家不好，也不说，他说使不得。因为你不知道因，你只知道果，说他这么作恶，你不知道什么人把他打发上来的；说他这么不着调，那是主让他来的。回民这样去想问题。所以你很少看他干那缺德事，谁跟谁比如说干点坏事去，家里就告诉他，这可使不得，这一句话他就不会去干去，像格言似的。就是说劝人行善，指人干歹，绕着弯地让人家干坏事，这可了不得，这是罪人。我父亲有时就告诉我，吃亏是福啊孩子，心胸狭窄的人他不会成气候，说只有心收回来的时候，任何事情不会打扰他的时候，人才能延年益寿。所以我也想，心有多宽，福有多大，满族人不是也在讲这个嘛。
我们回民礼拜，冲洗完了马上就上殿，要静下心来去听，以虔诚的心与真主交流，连下个气(指放屁)都不成。老人到老了没有别的事，就把时间都用来礼拜，一天要礼5个时辰嘛，礼每个时辰都要洗小水，冲脚洗脸，每个星期五要冲一个大的。这也是让你有个事做，不去多说少道的。它还有一个记客儿，就跟佛珠似的，他数它，念它。但是女人不能上坟地，因为女人有月经，脏，而且女人好(ｈàｏ)说，好把回民埋葬的事跟人家讲。回民的坟干净，里边什么都不许搁，绝对是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回民的坟坑边上撒三种东西，一种叫潮闹，还有攒香，再有就是花椒。这三种东西撒到坟坑，虫子什么就都不过来。回民(尸体)的眼睛耳朵就连鼻子眼儿，都用攒香和使米碾成的东西塞上，就都不会进虫子。它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干净。而且回民不起坟，只要入了这地了，就不起坟。
我由头到尾总结的一句话就是民族政策非常重要。我没有文化，但是我知道一个政策能引来好多事。人吧，什么都留不下，也带不走，我父亲从小给我说的就是，皇上连金銮殿都得留下，得走。这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所留下的就是你的劳动果实，就好像是囤积粮食似的，你留得多一点给儿女呢，他可能少着一点急，他比别人起步可能高一点，但是也可能你会耽误他的起步，你把他给毁了。所以你应当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完整的管理。
八、健锐营走出来的八旗后人 吴淑华口述
时 间：1998年1月3日
地 点：北京西城邱家胡同
访谈者：定宜庄、江桥
[访谈者按]吴女士说她家的老姓是“吴奇喜特”，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有乌齐喜特氏，也作乌济吉特氏，应与吴奇喜特为同音异写：“系隶满洲旗分之蒙古一姓，其氏族世居巴颜喀喇及克西克腾地方。”通谱所载的该姓氏之人有乌巴玺等，系“国初来归”，归附的经过已无从查考。注160这些归附较早而且一直未从满洲旗分析出的蒙古族人，已经不像八旗蒙古人那样至今仍报蒙古族，而是完全将自己视为满族了，吴女士一家就是这样，她们所报的民族成分也都是满族无疑。
吴女士的祖上是香山的健锐营旗人，健锐营是京西“外三营”之一，全名为健锐云梯营。最初是为参加攻打四川大小金川的战争，而从前锋营和护军营中选择勇健者一千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另组为营，在香山静宜园的实胜寺旁建营房，此后又建立阅武楼、石碉，在这里训练健锐云梯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有御制阅武诗云：“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明。”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注161
营分左右两翼，分列于静宜园(即今香山)左右。
左翼：镶黄 碧云寺东 右翼：正黄北营 静宜园东宫门外
正黄南营 团城西
正白 卧佛寺东 正红 正黄旗之南
镶白 四王府东 镶红 宝相寺南
正蓝 小府村东 镶蓝 门头村西南
左翼建四层碉楼14座，三层碉楼18座。右翼建五层碉楼2座，四层碉楼10座，三层碉楼24座。共建房：3532间，并在附近建立官学，平时则驻扎在静宜园担任守卫。健锐营从征金川中带回的藏人(此为民族学家的说法，他们自己则坚持自称为苗人)，也编为“番子佐领”居住于此。
与外火器营营房集中修建于一处不同，健锐营营房是相当分散的(参见附图)。吴女士祖上所在的镶红旗，分南、北两营，她既然说是沟北，应是镶红旗北营，该旗位于八旗右翼之右，也就是最南边，门头村之南。
健锐营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后流散得也很严重。笔者曾于1995年9月与当时的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张寿崇先生一起在香山附近几个村进行过调查，留居于当地的住户已不到40％。据当地老人讲：“蓝靛厂火器营的住户还算多的，这里还惨。民国六年钱子米没了，人基本都流落到城里去了，有当警察的，挑八根绳的。房子都拆了‘卖拆货’，把木料、瓦全卖了，我们家房前周围全是‘房棵楞儿’。”
吴女士一家，包括她的娘家和婆家，就都属于离开旗人聚居地到北京城里谋生计的一类人，但他们还与出生之地保持着种种联系，互相联姻结亲，吴女士的婚姻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吴女士于我做这篇访谈翌年逝世。
据北京市档案馆藏：香山健锐营示意图(本页档案号：164-1-371-11)绘出
1.我娘家
吴淑华(以下简称吴)：我今年80岁。我们家是满族，姓吴奇喜特，究竟这字儿对不对呀，就不知道了。老家就在香山，住门头村的镶红旗，那儿有个大山沟，我们家在沟北，我婆婆他们家在沟南，也是满族。我不是在香山生的，只是五六岁上跟我母亲去给太太过生日时回去过。八旗中正黄、镶黄、正红是上三旗，镶红是第四旗了，等于下五旗的头一个。我们后头还有俩白旗俩蓝旗是吧?注162
我爷爷叫倭子安，人叫倭老爷，倭肯定是满洲音。我爷爷的官是参军，好像是管发银子。我家有个蓝顶子，可能是四品。注163我小时家里有个匾，是给我爷爷的，写的是“倭君子安参军大人雅鉴”。记得我小时他已瘫在床上了。到现在七十几年了。
我父亲叫吴荣顺，不是吴奇喜特嘛，满族以第二个字为姓，所以我父亲又姓荣了，叫荣华斋，可我们都没姓荣。这怎么回事我就不清楚了。注164他们老哥儿仨，我大爷(伯父)考上秀才，很年轻就死了，留下一个寡妇媳妇和两个闺女，都是我爷爷养着。我叔叔是典史注165，大概是最小的官了。他们老说“点儿屎点儿屎”的，他挺喜欢我们。
我出世时就没钱粮了，北京钱粮是最后取消的，可我爸没考上秀才，没官呀，那边没人给钱，我爷爷的钱粮还得活他的生活呢。我父亲就自个儿跑到北京来了，他会英文，有人说你会英文哪，那邮局当头的总局局长是个鬼子，你找他去。过去会英文的很少，那鬼子一听，就把他留下了，他就在邮局工作，是最老的邮局，就在前门原来的火车站那儿。后来我父亲当了邮政局长，就把这寡妇嫂子接来了，俩姑娘，大的傻，我们叫她傻大姐，早就死了，二的结婚走了。
我父亲在邮局，后来升为内地处处长，管华北地区，各处巡查去，后来巡查到东北，就在那边不回来了，就我母亲在这儿，他月月往家寄钱就是了，也不知道他那边有人。我母亲还老惦记着他。大概我10岁左右，我父亲从东北回来才知道，那时我父亲有40多岁，带回一个女的有30多岁。我母亲看着也不痛快，他们就搬出去了，一直到我母亲死。我父亲后来调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去了，80岁生日时死的。我那时刚参加工作，发了工资，8块多钱，我就给我父亲寄去了，他就给我写封信，说我钱收到了，你要再有钱的时候儿，你就给我寄黄花木耳，我想吃卤面。我那时钱也少，也不能光寄黄花木耳，也得寄点熟肉、肠什么的呀，我想再发工资再寄，还没等我寄，他就死了，没吃着我这黄花木耳。是这女的告诉我的信儿，我想我母亲为她老生气，我认她干什么。她一共生了6胎，11个孩子，5对双胎都是男的。
我母亲也是满族，姓白，正白旗，也是香山的。正白旗没人了，我大舅就在北京，在现在相当于公安局的地方工作，早就把我姥姥接来了，他们都北京化了。我常上姥姥那儿串门去。
我上中学时，正是日本(人)满街窜，上了二年我家就不让上了，怕我叫鬼子给拉走了。我母亲就给我们姐儿仨请了一个老秀才，上家里来讲《四书》《古文观止》，学了有二年。这老师也岁数大了，就算了。
2.我婆家
吴：我念了二年中学，十八九(岁)、二十一岁，朱家就提亲了。我公公也是沟南的，他老早就走了，上山西阎锡山注166的队伍，也管发军饷。那会儿好些个香山的人都在北京，都认得。香山镶红旗这儿呀，就出了我父亲这一个邮局局长，出了我公公这么一个大军官，一说呀，算是最大的两个官儿，一介绍到他们家，就说门当户对。公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这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就都跟着他五婶，都拿五婶当妈。我公公大排行排四，五婶的大儿子就是我三大爷，跟我公公俩人就差几天，一个正月初一生的，一个正月初五生的，两个特好。后来我公公到山西当军官，就让这个哥哥跟着，这三大爷没文化，就跟着他当护兵，又替他管钱，又怕他叫人打了。他们到山西以前，就生了我爱人他们这仨孩子，他就把仨孩子一个媳妇都送给我五婶了，这媳妇就是我婆婆。
后来腊八，五婶娶儿媳妇，她就跟我婆婆说，你是四媳妇，刚娶不多年儿，衣服也新，重点是你的，就让我婆婆张罗。我婆婆那会儿也年轻，她就怕让老太太不痛快，没敢睡觉。她头发特别好，梳两把头，她把仨孩子搁到炕中间儿，她就蹲到炕上梳头，梳着梳着怕冷，就笼上火，梳完头就差戴两把头的架子，这不底下都得缝么，后面还得缝燕尾儿，她都准备好了，她就靠边躺着，就等明早一起来，给这孩子一套上衣裳就去了。结果这煤气一熏，她就从炕上折到地上。煤气是这么下来的，这仨孩子在中间呢，就没事，她在边儿上，就熏死了。早晨五婶还生气呢，说昨儿嘱咐她早起来，怎么到这时候仨孩子还睡呢，一看才知道熏死了。这边都来贺喜了，老太太着急了。那时也不知什么叫电报，就托人把我公公叫回来，买了棺材，他回来打开盖瞧瞧，确实是熏死了，不是让人给害死的。
我婆婆死了，到我后婆婆来的时候注167，家里人就雇来一个奶妈，是农村老太太，不是满族的，一打听她正好生了个小姑娘，奶正好，正合适。后来他爸爸把仨孩子和奶妈都带到了山西，我这老头子吃了八年奶，才算离开这奶妈，关系挺好的。后来我生第三个孩子，小名叫小停，正是停战注168那天生的，兵荒马乱的不好找人，我爱人就和我商量把奶妈叫来给我侍候月子。我大儿子叫她“李妈”，她就骂：“你这个小兔崽子，你爸爸还吃我奶呢，你管我叫李妈，你得管我叫奶奶!”她1952年才去世。
我当过好多年媳妇儿，当时我是老大，没妯娌。我有一个大姑子，俩小姑子，仨小叔子，我那仨小叔子一个12(岁)，一个15(岁)，一个17(岁)，两个小姑子一个6岁，一个7岁，后婆婆生的。那时候就不请安了，就是吃饭，新媳妇得给大伙儿鞠躬，晚上吃饭又得鞠躬，到一个月为止。这还算开放的。反正一早儿起来，我给他们做好了饭，坐圆桌，我坐最后一个位子。人家吃得差不多了，我才坐下，到最后就剩熬白菜了，(所以)到现在我不吃熬白菜。我丈夫上头一个大姐没结婚，那大姑奶奶更了不得。人家嫌她岁数大，她也挑，后来三十九、四十七八了，嫁到云南，给国民党一个少将，是续弦。
3.我自己
吴：我家是地主，家里有一顷多地，在香山里头，还有三四处房子在城里边。解放后地就收了。解放前我老头在救济总署工作，比如说每月挣100块钱吧，一解放，工资降到40(元)。这么几口人就指着工资花了。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那时我们住在地安门东吉祥胡同11号，章伯钧住12号，正挨着我们家，他太太是北京妇女联谊会的副会长。注169有一年“三八”节，她让街道组织这几个胡同的妇女游了一趟行，由胡同里头走到地安门转一圈儿就回来了，那时候我就三十来岁嘛，游行完了以后她就把认字的六七个人留下谈话，剩下那五六十人都是不认字的家庭妇女，就都散了。我算认字的呀，她问我能出来工作吗？我说不能，我家里还有孩子，她说这样吧，这几个不认字的组成一个服务站，就是做衣裳，缝缝补补的那服务站，她说你呢就参加服务站工作，她问我会裁衣服不会，我说我不会，我哪儿会裁这西服衬衫什么的？我只会做简单的裤子。她就把一个南方浙江那边儿的人找过来，这人姓黄，她是有文化的，是妇女联谊会的会员，说让她成立一个服务站，找我给干活儿，我不会蹬机器、裁衣裳，就给她登记，领线哪，算工资呀，就干点这个。就在对门儿，也不耽误我弄饭什么的，反正就是没工资，也不算参加工作，我为的是慢慢儿找工作，这不是妇女联谊会么，要不我上哪儿找工作去？我认得谁呀？
后来说净干活也不成，还得学习，就去西四兵马司那个妇女联谊会，学习社会发展史。刘清扬给讲，她是妇女联谊会会长。李建生是副的，办公室主任。管行政的是杨钟健的太太是秘书长。注170我一个礼拜去一趟。
我婆婆不是地主么，她看我老出去，给共产党在一块，她害怕，就不满意，又没别的办法，就不给我看这个女儿小停，我又不能把小停锁到屋里，后来我出去，只要她(小停)一追我，我就把她痛揍一顿，因为我到西四一去就学习半天，如果不揍她，她走丢了怎么办，她奶奶又不管，结果她让我打得，得了个尿裤子习惯，我一换衣服，她以为我又要打她，她就尿裤子。
这样有一年多吧。杨钟健的太太说科学院有个全国科协是科联和科普两个单位，在文律街那儿。科联是学会，做学术报告什么的，科普出书，到处讲演，后来合了。我去的是科联。杨先生把我介绍到地质学会，算这个学会的干部，也兼管古生物学会的事儿。管开会发信、发通知，刻蜡版，这些事原先都是由教授们兼管着，我去了就上半天班，没什么太多事。学会在东河沿儿，我家住地安门，下午我就还干服务站的活儿去，在一边待半天儿，蜡版我也会刻了。后来数学会的干部岁数大了，不想干了，我就调到数学会去了，也是发信分信、登记什么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家那时房子多，有三十几间，让我婆婆给卖了，她后来就买了一套11间的，住在一起，我俩单过。我婆婆自己有房租，一个月300块钱，公公已去世，她一人花，挺好的。1952年我到地质学会时挣180斤小米儿，后来就挣工资了，工作不错，钱也愿意怎么花怎么花，愿意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我老头原在粮食局，后来不是出身不好么，调到石景山新村粮店，他是财经商业学院毕业的，原来当会计。他是1981年死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科协干部就都到河南确山干校去了，我自己没带孩子去，那时我的大儿子在河南农业部干校，小儿子在东北兵团，二女儿在新疆当知青，剩一个老头子在石景山，家里没人都走空了。在干校他们说我是地主的儿媳妇，批斗，我给家里写信，就不说我挨斗，要不他们心里不踏实呀。我确实是地主的儿媳妇，可我就是干活吃饭，也没剥削也没雇过工，什么我也没干过呀，后来斗着斗着什么也没找着，也就算了。我就管给干校同志们带来的孩子们买个本儿呀，组织他们跳个绳什么的，后来又上食堂。待了二年多，干校就都解散了，都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来，说是哪儿送走的还回哪儿去，我就回了数学会。我们数学会有三个干部，那两人都回来了，我在数学学报是编务，科协让我回数学所领工资，可数学所已经让人把我顶了。我就到微生物所的托儿所，有三十多个孩子，我管做饭，给孩子买东西，所长有病老不上班，我就替所长开开会。数学所有一个主编，他的编辑部和微生物所的托儿所挨着，他在那儿讲课就看得见托儿所，有一天下大雨，别的孩子都接走了，就一个男孩没接走，我就让别人都走了，我留下来看着，等着他爸爸来接，正好这个主编从这儿过，问我你怎么还不下班呢?他说：“像你这样什么事都要做到头儿的人还不多，我这编辑部的稿子正没人管呢，我得上院里说说。”我就这样又调回了编辑部，这是(19)81年。
我家在地安门，天天早晨五点半离家出去，“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天天儿从中关村走回来。我这工作是收稿子，往出发，请人审，他审回来我再请二审，意见不同还得三审，一部稿子就这么来回转，反正一年发两三千封信，比如有人给稿子提意见了，我就把意见抄下来，您好改呀，您如果不同意，我再转告他，来回这么办，信都寄到我这儿来，我来回给传。最大的原则是他们彼此不见面，不知审稿者是谁。我还管来访登记。后来这刊物又出了英文版，我不懂英文，就又找了别人，可是稿子还是要寄到中文编辑部来，还是我收，我登记好了再转，就这活儿谁也不干，找不着接班人，我走了人家不接，就返聘了5年，后来人才交流，才找了一个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年轻人，后来数学所搬家，到320路车站尽头，不在中关村了，我就回了家。现在退休5年了。
4.满族习俗
吴：满族管爸爸叫阿玛，管妈叫额娘，我们到北京，再叫阿玛、额娘也不好，和人家小孩玩不到一块儿不是，就改叫爸爸妈妈了。可是我大姐结婚，她比我大18岁，因为给的也是满族人，所以上她们家去呢，就还叫阿玛、额娘，这称呼就还使唤。
就拿北京说呢，管母亲叫奶奶，管奶奶叫太太。伯父叫大爷，伯母叫大大，叔叔叫爹，婶叫妈，排三叫三妈，排四叫四妈，跟现在就像差着一辈儿人似的。因为我大伯死得早，他没留下儿子，就把我的哥哥过继给他了，所以我们也随我哥哥，管我爸爸叫爹，因为叔叔叫爹。要是妯娌呢，二的管大的不叫嫂子，叫姐姐，大姐二姐，不许叫嫂子，这是称呼这一部分。
我们这姑娘啊，过年不给大人磕头，因为说我们将来有选娘娘的份儿，注171是预备娘娘啊，不能先磕头。还有老人互相看见，比如我公公和我娘家妈，两人见了，男亲家女亲家，不许请安行礼，站直了垂着手，一立正就完了，就都知道这是亲家，或者亲家婆婆和娘家爸爸，也是这么一立，没有行礼的。可是如果两个都是男的，比如我公公和我爸爸见面，就都要行礼，两个女的见面也都请安。
我结婚以前的手续还是按满族习惯，先拿庚帖，就是我的生日时辰，换帖子，把我的帖子送到朱家，我婆婆就拿去找瞎子算，如果相克就吹了，如果是上等婚，媒人就拿来两个金戒指，就叫放小定。同意了，定下了。放完了小定就等着，比如到初一该娶了，到二十就放大定，是活的一个鹅，一坛子酒，有点钱的就双份儿的，我那时就是双鹅双酒，鹅是一公一母，结婚以后娘家就得喂着它，过些天再处理掉。人抬的食盒，里面有龙凤饼，龙饼是黄的，圆的，上头是红戳子；凤饼是白的，上头是绿戳子，都是喜字儿。然后是首饰，一个匣子，格子里有耳环、项链什么的，抬来的时候哪怕是冬天也不给皮袄，多阔都只是送件夹袄，一件单褂。我这婆婆是后妈，她得挣面子，我要是凑凑合合的，后面她三个儿子，赛过我去也不好是不是？我那时是三对镯子，盒里头还有两个元宝，首饰都是真的，衣服都挺讲究的。
我的结婚仪式都是新的，不是坐的轿子，坐的是马车，穿的是白纱婚服，有伴娘什么的，我是八月结的婚，他家送来的就是绸子大褂、夹袄夹裤，还有一身短的。这个方盒搁了一盒首饰，盒盖好了，上头有一个红封儿，首饰底下是衣裳。然后找个10岁以下的男孩去拍这个盒儿，“砰”一拍，盒就打开了，底下是钱，四块八块，都是双数，相当于现在二三百块钱，不算少，就是这小男孩的了，所以这不会找外人，一般都是找自己家的亲戚，侄子、外甥什么的。要是穷一点的，搁一两块钱，也要有人拍。
如果用轿子，那边就得来娶亲太太，我们这边请个送亲太太。三顶轿子，娶亲太太坐第一顶，新媳妇儿坐第二顶，送亲太太坐第三顶。娶亲太太必须是“全福人儿”，就是有儿有女有老头，四五十岁的。还得是自己有穿的，讲究戴首饰的，所以得找家里有钱的。还有一个规矩，这娶亲太太不能让姑姑当：“姑不娶，姨不送，姐姐送，一身病。”
娶过来到第二天或第四天，新娘子和新姑爷一块儿回门。等到第九天，单九，娘家人就来了，比如说你是我娘家的表妹，你想和朱家挂亲戚，你就跟着娘家人来，单九来不了呢，双九18天还能再来一回，只要谁愿意跟我们家认识，谁就来。拿着礼品，也不是太高级的礼品。这边留吃顿饭，这就是朋友了。过一个月就又回门。我那时候就这样。
汉人结婚早，满人净好面子，互相比，譬如表妹给了一个大官，我要是给了个小伙计，这不就是!这就宁可不结婚。所以满人有好多老姑娘。
[访谈者补记]吴女士对自己一生所遭遇的坎坷所谈不多，这里将她的女儿朱天纬的补充记录如下，或可对吴女士在1949年以后走出家门求职的艰难过程，得以有较全面的了解：
1952年“三反”，我父亲单位有个干部贪污，算到我父亲账上，把他当作老虎打了。他们把母亲的首饰全抄走了，陪嫁的细软都没剩，我父亲还被关了不少年。1954年叔叔(继母生的)又被当成历史反革命，1957年舅舅被划成右派，我问年轻人听说过抄家没有，他们说听说过，“文革”，我说我6岁就见过，所以我1963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就没上成音乐学院。
我的访谈，得到吴女士一家的热情协助，吴女士不仅于前一天起就专门为我准备，做了满族特有的菜包，还于我访谈的当天一早写下她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今附载于下，以示对吴女士母女的感谢。
(吴淑华自己写的)
1.吴奇喜特氏，住镶红旗沟北
祖父倭子安，职务参军，蓝顶四品，清丁巳年二月正白旗送过匾：
倭君子安参军大人雅鉴
清正廉明
丁巳二月正白旗官兵等同贺
伯父是秀才，父亲吴荣顺，叔公是典史
2.称呼
祖母：太太；母亲：奶奶；伯母：大大；叔父：爹；婶母：妈；姐姐的公婆：庆阿玛，庆额娘；妯娌、嫂子叫姐姐。
3.礼节(略)
4.喜庆：订婚到结婚
由媒人将双方的庚帖交换后，由男方去办合婚，如为上等婚就由媒人给女方带来小定(一般是一双戒指)，叫放小定。等到结婚期半月左右放大定。有钱的家有双鹅双酒(白、黄酒两种)，龙凤饼，首饰，四季衣服。在龙凤饼的抬盒内放一喜封，内装钱，到女家后，由女家的小男孩去“拍盒”，把封拿走。一般是4(元)、8(元)、12元。由媒人带路送来。
结婚前一天，娘家送嫁妆，按八、十二、十六抬，一般是四箱和屋内摆设，生活用具等，需由新娘的兄、弟、姐夫、妹夫去送。
结婚后第二或第四天回门，第九天(单九)、十八天(双九)女方到男家去，去的人包括女的叔伯、姨、舅、已婚的姐妹等，叫“认亲”。过两天男家的父母到已来过的人家回访认亲。
结婚一个月，嫁家来接“住对月”，大约三十几就送回去了。结婚时有娶、送亲太太，必须是“全福人”，有老头、儿女双全的人，有三种人不能请：姑、姨、姐姐，是说“姑不娶，姨不送，姐姐送，一身病”。当过娶亲太太的，事后男家送一只羊后腿肉。
5.丧礼
家里死了人，到姑奶奶家去报信，要戴银耳环、银戒指，白细布给姑爷做的孝袍。女儿穿粗布的。如果女儿已生了男孩，女婿就系孝带子，有女儿不系。到60天给姑奶奶“脱孝”，送去金首饰。在死人家送三，出殡时，孝子由他的大、小舅子分左右扶着，儿媳由她娘家的姐妹扶着。
6.除夕祭祖的满洲话
跪：萨克腊；叩头：坑可勒之声；站：伊力。
九、圆明园变成废墟之后
(一)李中信、陈克明口述
时 间：2005年12月29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一亩园某饭馆、福缘门村陈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宋会强注172
[访谈者按]我从12岁到52岁，时断时续地在圆明园生活过40年，我敢说我对圆明园的一草一木，与本文中的被访者李先生一样地熟悉。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熟悉居住在圆明园那些村里的人。101中学与福缘门村一直隔墙相望，那才真正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我半生研究清史，说得出圆明园建立的时间，数得出圆明园中的亭台楼阁和它们的名字，道得出围绕圆明园建立了多少八旗营房，当然，也讲得出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的经过。可是我偏偏不知道甚至也从未想过要知道圆明园被毁之后进入这里的人是从哪儿来，我对他们的聚落生计、他们的土地田园熟视无睹。直到宋会强先生得知我在做有关老北京的访谈之后，主动为我介绍了这位李中信先生，李先生又陪我去看了刚刚病愈出院的陈克明老先生，我才第一次认真地从福缘门村的这一边，越过墙来看那一边的101中学，还有更远的北大和清华校园，站在这边看到的景色与那边之异样，让我感到不胜惊奇。
对于圆明园被毁之后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既然早就走出了史学家关注的视野，多年来也如这个变成废墟的园子一样的荒芜。注173流行的说法，是说它被原来守卫它的那帮军营里的旗人掳掠并占据，这虽然为很多人坚持，但我至今并未找到支持这种说法的确凿证据。李先生与下一篇高淑瑞女士的现身说法，已使这种传说不攻自破。但是我对他们的访谈，重点却不是考察圆明园的历史，而仍然像前面诸篇一样，想了解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怎样在这里生根，怎样一代代地生活下来，居住在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重要、如此特殊的园子里，他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态，他们与这个园子，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通过对一个或几个人做如此简单的口述就可以回答的，我也只是将这篇口述，作为一个开始。
李中信先生，1952年生，原在交通队任职，现已退休。陈克明先生，福缘门村农民，2014年逝世。
李中信(以下简称李)：圆明园哪，一草一木我都熟悉。以前这圆明园是什么样儿，我们现在都记在脑子里，画都能画出来。福缘门，为什么叫福缘门，您听说过吧？福缘门是一个偏门儿，太监出来买东西的。
定：怎么让你们在福缘门落户了呢？
李：就因为成了废墟才让我们在这儿落户啊，它不成为废墟我们敢在这儿落户吗？不早给轰跑了？福缘门这儿是四大户，等于是最早形成的。
定：您说您老祖来的时候圆明园已经被烧了？
李：对。
1.福缘门怎么成了“村子”？
陈克明(以下简称陈)：(对李)最早的人家呢，是你们家，你们是河间人。
李：我们老家不是河间，是献县的。
陈：你老祖来了以后，瞎(啥)字不识。
李：对，一个字不识。他是要饭，挑挑儿过来的，我爸爸给我讲。到北京干吗来了呢？献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老祖的哥哥在这儿当太监，我老祖就投奔他哥哥。怎么来啊？那时候交通工具也不行啊，只能挑个挑子，挑个被卧卷儿，挑点干粮，跑关东似的就到北京找他哥哥来了。走了半个多月才走到这儿。还没打听(他哥哥在哪儿)呢，就赶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知道他哥哥在里头哪，就冲进去救人吧，没找着他哥哥，没想到救出一人，那人是谁啊？殷总管，大太监殷总管注174，把他给救出来了，给他换上老百姓衣裳背出来。等于要不救出来呢，他就烧死里头了。英法联军走了之后呢，殷总管把半个圆明园给了他了，那都是荒地啊。他当时也憷窝子(胆怯之义)：“给了我我干吗呀？”“该种地种地。”都归他。他一个人也种不了，得，从老家雇人，就种地，先头种地是不交钱的，大家伙儿够吃就行了，种点儿就走。我老祖从那开始就有钱，越来越有钱，就成了地主了。
陈：后来形成的这地方势力也好什么也好，都是自然形成的。(对李)你老祖我也知道，他也没有清朝的势力，也没有后来国民党日本鬼子(的势力)。就是总管老爷，总管姓殷，殷总管。当时，清末民初的时候，总管老爷就是太监哪，还有十几个太监，这太监最大。你爷爷的父亲哪，他给这太监认的干儿子(认这个太监当干爹)，当使唤小子。二次烧圆明园的时候你爷爷给他背到后山那儿避难去，就这样有功劳啦。那会儿啊，太监还有一个残余势力，圆明园都荒着呢，开始也没人管，就给你老祖，你开去吧，就这么样。你老祖呢，乡下来人了，没辙怎么办呢？你开你的地，我也不跟你要东西。所以他威信大是什么呢？有事找李玉就行了，是逐渐形成的威信。这一片大部分是这么个情况。
定：您老祖后来找着他哥哥没有？
李：找着了，我老祖的哥哥怎么死的我就不知道了。后来还把他哥哥拉到家去，献县去埋的。但是每年我们家都到太监那儿给上坟，现在也不知道坟在哪儿了。我们家原来还有一个家族的大祠堂。
定：你们李家的祠堂？
李：对对。我们家搬到这儿来以后我老祖建的。
定：(问李)您老祖来找他哥哥的时候多大啊？
李：才二十几岁，就是一八九几年。一人来的，也没媳妇，到这儿找了仨媳妇么，正经娶的就一个媳妇，他傍的两个，俩傍家儿的，都是在这儿娶的。人家有钱有势嘛。过去来讲呢，他也不娶到家里，就是包的二奶三奶，而且还管终身，纪家姑奶奶是他媳妇，田家姑奶奶也是他媳妇，都是一家子，全都跟我们是亲戚。
定：就是说福缘门四大户，这四大户里你们三大户是一家子。
李：啊，三大户是一家子。后来还有马家，是买的我们家的房。他们不是咱们本地人，他们是外头经商，有了钱，在这儿买的地。
定：你老祖不是就一个正媳妇吗？她是哪儿的？
李：估计她老家也是河北一带的，不是献县的，不是从家带来的，也是从这儿找的。圆明园呢，一家一家就这么搬过来了。
定：就是说您老祖落到福缘门了，好多人就来投奔他了？
李：对对，百分之九十，基本上都是投奔我们家的。纪家和高家是分支，是分支过来的嘛，他们亲戚，我们亲戚，他们还有亲戚呢。只要是老户，全是亲戚。
定：都是献县的？
李：都是河北的吧。基本上全是河北人，没有外边的人。我老祖没解放呢就死了，我老祖挺勤劳的，穷人出身嘛，要饭出身。
(讲陈家的事)
我这大爷(指陈克明)他们家，和我们家，这是好几辈人的关系。我老祖在这儿成事的时候，我这大爷的爷爷，是他的第一任管账先生。他们混得特好，跟把兄弟似的，是吧？
陈：那个，没法形容，是世代同居的关系。我爷爷呢好耍钱，耍钱没钱了得借钱啊，你爷爷就过来，说我告诉你，我拿鞭子我抽你！抽就抽两下呗。
李：关系就这么好。
陈：我爷爷啊是前清的过站秀才，他文笔好，你老祖呢，写文章什么的都是我爷爷写。
定：您爷爷是什么地方人啊？
陈：你问得太多啦。我们家啊，没有原籍，为什么没有原籍啊？我曾祖父5岁让人给卖到北京了，就跟北京学剃头，完了有点儿手艺了，就这么来的，这又扯出一支了。一解放人问他原籍是哪儿，他说你别问我啦，我就这儿生的(众笑)。我奶奶都是这院儿生的。我今年都八十二了。我奶奶他们的老房子，那是盖圆明园时候的工棚，那屋子一进门下去半米去，什么意思？水涨船不高。这地老长，这房子长不了啦，就这么样形成的。
李：我们一共养了最多19个长工，我妈是天天给他们做饭。我妈说那会儿斗地主，说你老祖这地主啊根本就不应该斗，他属于善人。斗什么？他没有剥削谁，没有。他受苦出身吧，有了钱，都顾及街坊四邻的。我们那儿的人差不多都靠他给救济过，只要来了没饭没钱的就都在这儿吃饭，过年过节要没有白面他挨家儿送。后来人讲话，其实我老祖说一句不用心的话，就救了好几家人。到“文化大革命”呢，也挺逗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早死了，可还有人说，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吃饭的地儿，没有住的地儿，有了他才救活我们全家。他就有一点不好，护孩子，我爸跟人打架去，只要被人打了，我老祖拉着就找人家去。别的没有什么看出他坏。说过去地主吃什么啊？天天儿也是清水窝头。也就是过年过节吃顿白面，也没享着什么福。
定：还是生活习惯。
李：不是，还是穷，那时候地主也没钱。
定：那么多地他怎么会穷呢？
李：只有地，他没有钱啊，就有粮食。那会儿的人傻，他不知道挣钱，而且那会儿扛长活的，他也不是为了要钱，他只要干了一年了给他粮食，管吃，管住，最后给他介绍一对象给他成家，齐了。过去人不讲究钱。
到最后呢，弄得我们家的地是最少的。
定：为什么呢？
李：因为我爷爷好吃懒做到最后什么都不干啊。我爷爷是有钱以后出生的，可不是八旗子弟似的。我老祖这一辈子就俩儿子，还三个姑娘。(问陈)我的爷爷，还有我的二爷，都不是一个妈生的吧？
陈：这叫我怎么说呢？你二爷跟田××的爸爸是一个妈生的。要说正统，是你们这支正统。有一次他们那支使坏啊，你老祖犯了脾气要拿铡刀。
李：这我知道，要把我爷爷跟我爸爸一块儿铡了。就说我们这支不要了，因为我们这支跟那支打架啊。
陈：后来还是你奶奶……别人谁能跟你老祖那儿说得上话啊。
定：您爷爷和您二爷都没出去，就都留在家里种地了？
李：分开了，各人管各人的一块。当初分的是一边儿多，但是人家二爷为什么落那么多房，我们家为什么落那么点房？我爷爷叫傻大爷嘛，他没心没肺就吃喝玩乐，不干，不挣，也不请人，今天把这房给你了，明天把这地给你了。结果土改的时候给我爷爷定一上中农，给我二爷定一富农。地都收了但房屋没收。
定：那你爷爷还是对了，歪打正着。
李：哼，还不如定一恶霸呢，让我也知道我爷爷他们享受过一次不是？他这一辈子，窝窝囊囊一辈子：“想当年我当棍儿兵的时候吃一大席呢……”那管什么用啊？
定：他当什么的时候？
李：棍儿兵。国民党的杂牌军来了，给他们一人发一根棍，就叫棍儿兵，不叫联保，日本(人)来了那叫联保。
定：噢，合着还不是正式的兵？
李：就跟咱们现在组织的那什么少先队似的。
我二爷混得不错，他一个勤劳一个他有脑子。就是“文化大革命”，让人打死了，富农啊。非告诉说他有枪，枪在哪儿哪？根本就没有！瞎猜的。其实还没打死，埋的时候还有气儿呢，才埋一尺多深，看他还没死，照脑袋又给一家伙。四十多岁吧。他被打死了还有他儿子呢。他要是不被打死也跟我爷爷不一样。
我接着两年做梦，梦见我爷爷跟我要钱：“又到清明节啦，给我点钱吧。”我说你给我滚出去！我虽然身上流着他的血，但我对他呢特别反感。就因为我妈给我讲的故事太多，说他就没做过好事。我妈要给您讲，得讲三天三夜。
定：您老祖生的那三个女孩后来都嫁哪儿去了？
李：都嫁城里去了，慢慢地就都没联系了。我奶奶也是献县人，她那村叫高疃儿，其实到咱们这儿就是高家庄，他们那儿叫疃儿。
定：是您老祖回老家给您爷爷娶回来的？
李：不是，不是回老家找的。我这奶奶呀也是被人抛弃的，养不起吧，把我奶奶给别人家当姑娘了，等于是人家抱养的。我爷爷不是叫傻大爷嘛，他不聪明，就给他找这么一媳妇完了。
定：你们家后来跟献县那边还有联系？
李：有联系。事实是我联系的，我十几年前就跟他们走动。10年前我就给他们出钱，我老觉得我虽然不富裕，比他们要好多了。我二爷的媳妇也是河北的，是定兴的。
定：定兴有好多人都在你们这一带。
李：都是通过我们这关系过来的。您到西苑一打听啊，那都是，全跟我们家有亲戚关系，全是沾边儿的。福缘门村现在五千多口，我们李家门连搬走的带现在在这儿的，一共二三十口。
2.见证圆明园的兴衰
李：最可气的一件事，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我们家那几块太监给的地啊，过去的地契还有呢，慈禧盖的大印，就我们一家是慈禧盖的，其他没有一家(的地)是慈禧盖的印。除了雍和宫，私人家谁也没有慈禧盖的印。最后我爷爷全交出去了，不知下落了。我说不管我们家房值多少钱，就这印值钱啦。
定：是呀，这都是应该放博物馆里的东西。您见过吗？
李：我们家全见过。交的时候我都知道。我不让交，我哥哥也不让交，我爸爸害怕，我爷爷害怕，说不交把咱们全打死了。
定：您说把半个圆明园都给你们家了，都是指的什么地方？
李：福海，还有北边的西大地，现在西部开发地区，那都是我们家的。福海以前是一片泥塘，现在划船的地儿过去是一片苇地。
定：我知道，我们小时候叫大苇塘嘛。
李：那边以前是一个湖，以前都没有地，全是苇塘，苇塘旁边呢，都是我们家让农民开出来的地，都是特别一小条，种稻子。后来稻田呢，都是后来成立人民公社生产队之后呢，大家伙儿垫地，种藕啊，种稻子。
前边这马路知道吗？那会儿还是河，过去咱们这井水啊都是自流井，那河都是泉眼冒的是吧，呼呼地水冒着，所以它一年四季不冻。直接喝就行那水，那会儿咱们这儿一点污染没有。前边一拐弯儿这边全是一片的小河沟，现在咱们摘那核桃全是在河沟里的，一下就到了场院，一到秋天特别好看，叶子都特别黄。
定：那时候101中学的自流井也特别好。
李：对对。圆明园过去好多自流井呢，那会儿我们打水就到场院那自流井就打了，现在一个都没了。那时候搞什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注175，你知道圆明园里头挖防空洞有多大困难啊，一挖就是水，一挖就是水。圆明园缺水吗？不缺水，整个海淀都不缺水。他们现在做这防水，我们俩特有意见，水又干了。他们不是要拯救圆明园，就是想弄工程骗钱。注176
那时候半个园子给我们家，不能整个园子给我们家，等于那半边还归政府。
定：哪半边？
李：就等于福海北边，长春园、熙春园，都归政府，这半边就归我们家。
定：归政府的那边有没有人在那儿种地啊？
原圆明园安佑宫的华表，后被移至燕京大学校园内
李：没有，那儿归政府管了以后就没人管了，就一直荒着。要是都归我们家了，那清华北大谁也拉不走东西。北大的俩狮子就是圆明园的，华表也是。注177清华大学里头好多好东西不全是圆明园里头的？
定：是。
李：就因为一半归我们家，那一半不归我们家，东西都是从那一半拉的。不但他们挖，我们还挖那边的呢。谁都上这儿掠夺来，不是光外国鬼子掠夺。
宋会强：圆明园烧的时候这边不都是木头建的么，都烧光了，那边都是石头的多。到解放前夕还有那高的石头的，您不是看见过吗，还有好多大墙呢。
陈：圆明园烧了以后，它并不是烧得现在这样儿，只把那砖木结构烧了，像汉白玉啊，都有呢，我来的时候都好着呢。
李：(问陈)咱这福缘门的门，您是不是也见过啊？
陈：我就跟这儿玩呀。福缘门跟垂花门一样，就是大点儿，两边有木头茬儿。这门哪，小，矮，那拉活的大车呀走福缘门这门它出不来，有时候绕着走，有时候把这门剐了有时候不剐了，已经修了几次了，解放才拆的。
从这儿上桥，那桥啊是石头的，大伙儿都上扶手那儿磨镰刀去，把那石头磨得好几道弯，都是磨的。一到六月吧，都到那儿抠着石头翻鱼去，有鱼。
李：福缘门这道口，从我记事啊，一直到1970年左右，就是我从101中学毕业，圆明园没有一个人买过一块砖，全是用圆明园的砖，圆明园的石头，我也拉过，我们家的房也没少用。
陈：现在要说呢，不好。怎么说呢？后来，英法联军烧了以后，有个一亩园，还有上地、树村、北宫门，都是吃圆明园的。注178英法联军走了，没人管理，剩下的结构啊，瓦啊，大伙儿拆。为什么一亩园有一个沙子王呢？专门上西洋楼砸那汉白玉石头去，拿这个干吗呢？拿这个磨成面，卖给人家掺米。没生活啊。
李：把石头都给砸了，砸成沙子卖，汉白玉啊。
陈：那缸瓦子王呢，是把琉璃瓦磨了，当那个耐火土，搪炉子。就这俩就挣得多了。
李：你没到我们家去过，汉白玉的桌子腿儿。我们家那青条石的石板，坐20人都没问题。我们家搁花儿的花盆架全是汉白玉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让我爸全给弄碎了。
定：你们家没搜罗点儿圆明园别的宝贝？
李：那谁敢搜罗啊。
定：你们家来的时候正大光明殿那儿还有东西吗？
李：有啊，都是那板石的大砖墙。从刚解放的时候，还没解放，就开始卖砖，专门拆城砖去卖。
定：卖到哪儿啊？
李：到西直门，专门有人买这老城砖，48斤一块。全是那大城砖。当时估计这一块砖也就卖几毛钱。那会儿生产队一年挣不了几块钱是吧？
定：那您说的这都是解放后了？
李：解放前就卖，从(一九)四几年就开始卖，一直卖到解放后，(一九)五几年。从什么时候就不让卖了？从1956年就不让卖了。1956年肃反，后来1958年不是“大跃进”吗？反右，这帮人全吓跑啦。
定：这帮人是什么人？
李：属于当时一帮叫黑社会吧。都是穷人，没钱啦，就专门抢有钱的人，抢地主啦，小商贩啦，一进门就抢，其实那会儿没什么抢的，不抢别的，就抢粮食。就住福缘门，他怎么来的？就因为他哥哥黑老五，到我们家给我老祖跪下，管我老祖叫二哥叫四哥啊，您给我块地，弄间房行不行？我老祖那人特善，一看他又是残疾人，又是河北人，得了，把现在这市场这边的房都给他了。让我爷爷管这帮人的事，我爷爷他知道他也不管，你们卖了砖给我弄瓶酒回来，得啦。这帮人后来就全闯关东去了，闯关东知道吧？有的人就死外边了。
定：1956年还有人闯关东？
李：有啊。
定：一亩园是不是也是后来才建成的村子？
李：对。全是圆明园、颐和园宫里的太监的亲戚。
定：福缘门、一亩园后来形成村子了，再往那边呢？
李：再往那边是西苑。西苑原来是一车站，没有人，车站完了变成兵营了。
定：一亩园这边还有别的村子吗？
李：没有了，就这俩村子。寒山那边就8户人家，不算村了。寒山是我姥姥家的，那全是我们家的亲戚，不是我姥姥就是我舅舅，要不就是我舅舅的干妈。等于我们家把那边的地给他们了，你可以招你们家亲戚上这儿种来，都可以，我不追究，但是都是我们家的地。
定：101中学原来也没成为村子？
李：那是圆明园的，归政府。
就圆明园这点事，我们哥俩一直在探讨，咱们能恢复一点恢复一点，不能恢复的，咱们把它保护下来，让咱们中国人知道，咱们受过多大的污辱。现在好，就想营利，就想把它改变全貌，越改越不像话。过去的桥都是石桥，现在全变成木桥铁桥啦，那有什么意义啊，是吧？圆明园这几大景区，他这么做，就是不规范的，为什么不规范呢？它跟颐和园还不一样，那是国家园林，这个呢，遗址公园……搞什么都搞好不了，为什么好不了？弄点钱，他贪点他贪点他贪点，最后就没有什么了。学坏容易，学好就太难了。
3.父亲和母亲
李：我爷爷就两个孩子，我还一叔，他是咱们101中的高才生啊，比我大一轮。我父亲还在。
定：您父亲后来做什么工作，也在家种地吗？
李：没有，他19岁就出去了。解放初期支援三线，电信，通信还有什么，反正都跟这有关系。他就报名了，报名就录取了，录取了就直接分配到哪儿呢？西安。我1953年生人嘛，一岁就跟我父亲到西安，1960年回来的，我8岁。等于下放了吧，也不是下放，就是回来当工人。我们都是西边的户口啊，那会儿粮食降低标准，生产队要接收你就得给你粮食，生产队就不接收，黑户，直到1970年才吃上商品粮。我们都是居民户口。我爸那人一点理都不讲，我跟我爸没话，一句话都没有。
陈：你爸那人一点脑子都没有。可你爸这人有一点儿好，正直，诚实。
李：我妈是从这儿土生土长的。他们老家是河北定兴县，我姥姥也是定兴的。我妈是贫农出身，也是受苦出身的，那会儿他们买不起房，也是种我们家的地，在山根底下无人区，弄了一间房。离这儿有几里地吧，寒山。我母亲他们家8个孩子，我母亲是老大，我舅舅比我还小呢。我妈是童养媳过来的。
定：你们家干吗娶个童养媳啊？
李：不就是没人用么，就少一用人么。过去人要说就傻吧，过去人脑子不快，他就是算计。有个认识的人说，寒山那儿有一家，那姑娘挺老实的，就说给我爸做童养媳了。我妈10岁就进我们家，我父亲那会儿才7岁。我妈比我爸大3岁，正式结婚我爸是14岁，我妈是17岁。
定：她现在还在么？
李：不在了，3年了。要活着今年有八十吧。我们家7个孩子死一个，还剩6个，我是老二，上边还一哥哥。我爸爸一人上班养8口人，6个孩子，加我母亲。现在的孩子绝对不会像我们孝顺老家儿那样，受苦的孩子才知道什么叫孝顺。我受过的苦您就不知道了。
定：您受过什么苦呢？
李：我们家孩子多，本身生活就不富裕，为了让我哥哥上学，能当个工人，我天天打草，打草8厘钱一斤，我背着上哪儿卖去？清华大学西门。我12岁，背140斤，我16岁，背180斤。后来有独轮车，自个儿做的，天天推着去搂柴火，我们冬天烧不起煤，烧柴火，我们把地刮得比现在保洁人员扫得还干净。后来没有柴火可烧了怎么办？烧树叶子，刨树根，掏喜鹊窝，掏喜鹊窝(里的草)就能做顿饭，而且喜鹊窝里还有菟丝，每个喜鹊窝里都有半两菟丝，知道吧？那也值钱。我每天爬多高掏喜鹊窝去。
定：我记得过去圆明园里有好多老树，树上都有好多喜鹊窝，是不是后来让你们掏得喜鹊都没有了？那时候怎么就穷成那样呢？
李：1962年。那会儿说实在的，棒子面都吃不饱。那谁他爸爸，追那喜鹊，把喜鹊抓到手里之后他就在那儿捯气儿，都快死了，最后我把他连喜鹊一块儿抱到家去，这才缓过来了，“把喜鹊给我摘了，干烧。”嘿！那可不是像现在干烧鱼似的，就是拿火那么一过，再弄点老白干来，八分钱一两的，那老头说了一句话：“我哪怕就吃了这喜鹊再喝一口就死了呢，我就知足了。”你准(觉得)值吗？他就觉得值了。要武他弟弟，吃不饱，弄那豆腐渣，就吃豆腐渣。喝那白薯干子熬的菜粥啊，肚子这么大。全村都挖甜根儿。什么叫甜根儿啊？就是牵牛花的根。老吃这个。芦苇根，熬着吃。榆树皮弄面儿，榆树钱儿，槐树花儿，一开春的柳树芽儿。
我妈一直到死，大鱼大肉吃不了，就到最后离死的前十几天：“我想吃肉。”好，我炖了一锅肉，特别烂了，“真香啊”。你说那罪还没受够？
我老觉得这辈子我谁都对得起，就对不起我妈。什么是让人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父母为了养活我们，舍不得吃饭，为我们饿好几天，我妈就这样，最后饿急了背着人偷着吃点，不是棒子面的，是糠，到那时候我实在受不了，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乾隆帝御笔题诗，为原圆明园“四十景”之“夹境鸣琴”景区遗物，后被移至燕京大学未名湖北岸
4.福缘门外——旗人营子与西苑兵营
定：圆明园这边好多旗人，跟你们打交道吗？
李：圆明园里没有旗人，旗人都住得远了，都往北了。他们旗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跟我们不来往，我们也看不起旗人。就从我们老家来讲，对旗人就有歧视。过去咱们来说，老北京人有老北京人的规矩，旗人那套规矩咱北京人受不了。
定：你们说的老北京人就是你们这些汉人？
众：对！旗人是外来的嘛。
定：你们是献县的，怎么成纯北京人啦？
李：只要在北京待一百年的人，就绝对是北京人。要说纯粹的北京人，北京没有一个，北京以前是海，没有人。
定：旗人来得可比你们长，旗人二百多年了。
李：旗人没有北京人长啊，你想啊，北京猿人，比旗人要长吧？
定：你觉不觉得你是北京人？
李：我觉得我现在是北京人，我们的祖先不是北京人，因为北京以前没有人，北京就是海，是湿地。
定：反正你们跟周围那些营子里的人不来往是吧？
李：不来往。旗人事儿太多啊，就听我爷爷讲，我爷爷是傻大爷您知道啊，说那帮人属于比洋鬼子事儿还多的人，慈禧来了，慈禧是旗人，都是宫廷里的人、衙门派的人来接待，礼仪太多，咱们家庭的人根本就接待不了。比如过去吃饭，大人吃饭孩子不能上桌，老人吃饭陪客人，是吧？这是北京人的习惯。但是北京人的媳妇可以上桌，北京人的媳妇自己不上桌，你让她上她都不上，那是她不跟你们一块儿混。可是旗人媳妇不许上桌，就有点受虐待的意思了。
定：日本人来了都住在哪儿呢？
李：西苑。西苑是日本(人)的一个军营。西苑车站从中直机关进去，拐过弯那小楼是日本(人)盖的，是日本(人)一个营盘。
定：日本(人)来的时候和国民党的时候这边打过仗吗？
李：没打过。日本人打到北京啊，气数已经快尽了，也没能力再怎么着了。我爸还偷了一个日本兵的东西呢，日本人找了好几天。吃不上啊。看人家吃那香肠，咱中国没有啊，看人家吃那面包，咱中国不会做啊，看人家喝那可乐，我爸讲话就没见过，那是酱油吗？就偷人东西去，到那军营。
定：让人逮着了吗？
李：没有。人家讲话，小孩的，过来过来的，随便地喝，不要偷。到了(liǎo)儿最后投降，留下多少媳妇啊，告诉说中国人谁背就是谁的媳妇，谁背走算谁的。一亩园现在还有日本媳妇呢。一亩园7个媳妇，西苑14个，这是我妈跟我讲的。
定：还真有人背？
李：没钱娶不上媳妇，要我我也背啊。
定：日本人怎么不带走啊？
李：不是自己的媳妇，就是跟妓女似的，他们日本人自己的妓院。现在跟日本也对话了，找着家里人啦，人家现在都发了，买楼房，盖楼房，人家给钱。
你说这社会的变化啊，过去那北京人，30多岁的，肯定是大抿裆裤，大对襟袍子，抿裆裤一抿，就是老头，30多岁的都是叫老头。今年我五十三了，还看不出老头样儿来呢。过去我小时候那冰冻那么老厚，一尺八啊，两尺啊，现在都数九了，不冻。
(二)王佟生口述
第一次
时 间：2009年1月8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百旺家园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邢新欣
第二次
时 间：2016年2月13日
地 点：同上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2016年)这篇口述做于上一篇的数年以后，牵线人还是宋会强。当时他与几个朋友经常在圆明园附近一个茶馆聚谈，谈话内容往往涉及圆明园。我就是在那里见到王佟生先生，并与邢新欣一道为他做了访谈的。由于当时《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已经付梓，这篇访谈未及收入书中，遂一直搁置至今。此次适逢本书出版，我于是将王先生请到家中，一是请他细读了前次访谈的整理稿，二是就初稿中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对他进行了核实查询。现在的这篇稿子，仍然以第一稿也就是2009年年初访谈的稿子为主，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进行了修改与补充。与李中信、陈克明的访谈对比，二者各有侧重，所述具体事实也互有歧义，由于许多问题都无文字资料可资参证，且亲历者早已远逝，发声者均属耳食，也只能知其大略而已。
王佟生在访谈中(定宜庄摄于2009年)
定：您今年(2009年)多大岁数？
王佟生(以下简称王)：我五十八了，我就生在寒山。
定：寒山这个地方在哪儿我到现在也没找着，圆明园那四十景里没有寒山啊。
王：寒山就是紫碧山房。紫碧山房实际上就是望月的，赏月的地方。嘉庆老在那儿住。另外就是皇宫里头到九九那天登高就到那儿去。圆明园总体是这么建设的，它起自于西北，然后到东南，北面是紫碧山房。紫碧山房是昆仑山的象征。紫碧山房什么时候改称寒山了？就是从1860年火烧完了以后。
定：1860年(圆明园)被烧了以后就改叫寒山了？
王：对。因为嘉庆那会儿在那儿住时，主要还是住宫里。南面不是鸿慈永祜吗？就是安佑宫。鸿慈永祜这儿属于圆明园里建筑面积最大的、最豪华的，因为它是放老祖宗牌位的地方，还有华表什么的，反正我小时候记得全是汉白玉的桥，那殿也大啊。注179
20世纪20年代的寒山，可见残存的山石旁建起的农舍注180
1.最早来到圆明园的人——奶奶的父亲
王：我有身份证为证，我是圆明园里的，我的家就在圆明园。
(出示身份证，其中住址一栏为“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89号”)
定：您生在寒山，那你们家祖上就在寒山？
王：祖上就在。因为我有一个太姥爷，就是我奶奶她爸爸。他那时候随慈禧太后西行，就是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她带了27个贴身侍卫，他就是27个之一。27个侍卫死了20个，剩下7个。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了，那时候圆明园又被第二次烧了。慈禧太后到万寿山一看，东边这一大片毁成这样了，她那会儿不是老说要建这个圆明园嘛，建不成了，后来她就说奴才们，咱们家也散了，没钱养活你们了，你们谁会种地？我那姥爷是种地出身的，他赶紧跪那儿说：“老佛爷，奴才会种地。”(慈禧)说：“小林子你会种地？圆明园紫碧山房120亩地我赐予你，你上那儿种地。”这就盖上印。我那太姥爷1902年进的圆明园，那时候他还吃着俸禄，实际上让你镇园去了。他们连种地带保护圆明园。镇园的就是这些太监们，也有的不是太监，当时护圆明园的挺多的，都是六品七品，都是这样的。这是1902年嘛，1903年就已经定了，这些管事太监必须得撤。撤完以后圆明园归谁管呢？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当时我那太姥爷不就进来了么，他们进来以后，那些人就陆续往外撤了。
定：1903年定了什么事？
王：1903年不是我姥爷他们这帮人过来了吗？管事太监后来陆续地就撤园。
定：您奶奶的父亲是旗人还是汉人？
王：不是旗人，是汉人。
定：汉人怎么给慈禧当侍卫啊？
王：就是我那太姥爷在河北惹事了，因为他武功好，砍死了几个人，没办法了跑去进宫了，进宫就当侍卫了。
定：不是太监吧？
王：不是太监，叫太监，但是他有孩子。以后就太监太监老管他叫太监，林太监，林老爷，他名叫林福长。
定：您太姥爷原来是什么地方人？
王：河北南皮。
定：噢，张南皮，张之洞的故乡。
王：对，这不都沾着亲嘛。
定：所以说你们家跟张之洞有关系？
王：我太姥爷那会儿在南皮挺厉害，武功厉害，在南皮教了一帮弟子。像张之洞的贴身侍卫叫大根，那不是他侄子嘛，他侄子一直跟着他(指张之洞)，这都是从我太姥爷那儿教出来的。王家跟张家都是15代以前的老辈了，都是从山西洪洞搬到通州漷县，从通州漷县就搬去(南皮)。
定：您说的王家就是你们家？
王：对。像王懿荣注181这都是我们亲戚。因为河北都连着呢。像鹿传霖注182，他不也是军机大臣嘛。张之洞、王懿荣他们这些都是亲戚。我们那个家族一个是武功特别厉害，再一个都是开钱庄的。那时候张之洞也好，没有民间这些钱支持你，你干什么呀？光靠那点儿俸禄，也干不成事儿。
定：那后来您太姥爷就留在那儿种地了？
王：对，就在那儿种地。
定：是不是不止他一个，好多侍卫都在那儿种地了？
王：还有几个是从故宫那边过来的，都是河北的，有献县的，太监，在宫里他岁数小啊，没有安排啊，所以都上这里种地来得了。1903年到1904年大批人撤了以后，在圆明园里最后留下的是四个太监，其中第一就是我这个太姥爷，他进得早，1902年就来了。另外还一个孟太监，好像就住在福海西沿儿，双鹤斋那儿吧，注183他岁数小点儿，来的时候二十几岁吧，进的这园子。还一个周太监，他在小宋(指宋会强)他们家的东边一点儿。
定：小宋家不就是福缘门那儿吗？
王：福缘门东边，属于新宫门，因为他那会儿也要走，后来不是没走么，他们是献县的人。后来包括到民国的时候，护园，打那些土匪什么的，(那些土匪)抢圆明园的东西嘛，都是他们这帮人。还有一个李太监，李太监是住在北边，一共是四个太监。
定：这四个太监的事您是听谁说的？
王：我爸爸那时候就说啊。
定：他们这些太监都有后人？
王：……都有后人。但是后人不一样。像李家跟孟家啊，都勾着，包括插儿他们家……
定：插儿是谁？
王：他名字叫周某某。为什么把周家弄过去？因为我太姥爷他进宫以后，就拜周太监为师傅，人家在宫里时间比较长，我那太姥爷得管人家叫师傅啊。(溥仪出宫以后)他一看这怎么办，得先把师傅照顾好啊，所以就把师傅他们家弄了过来，让他们种了块地。周某某他们家那是纯太监，没有后，他爷爷是太监抱的义子。
定：他们是什么地方的？
王：也是献县的。那时候不是有120亩地嘛，靠西边的这一片地离家比较近，就交给周家来种，然后把那好房子让给他师傅一家住。那时候紫碧山房的房子好着呢，我太姥爷去的时候，好像最早的老房就剩了9间。让给人家4间，剩了5间房子。
福海那儿啊，当时也算一个村了，后来为什么划分生产队的时候单作一个队啊，就在双鹤斋这一片这儿，也算一村，就是孟家、周家、李家。这三大家儿。
1902到一九二几年，圆明园里没多少人。后来就陆陆续续地……什么南皮的、献县的、高阳的，注184都是这帮人进了圆明园了。那时候到民国，特别乱的时候，为什么民国最乱？皇帝都给轰出宫了，园子就没人管了。真正他们进来的时候都是1937年以后了，闹日本嘛，当时整个国民党和日本打的时候，先打的河北，河北人到处跑，就跑北平去吧，跑到北平到哪儿能躲起来？就跑到圆明园里头了，在那个期间进来的。到1938年进圆明园的就100多户。
定：日本人没进圆明园？
王：日本人没进。后来进圆明园的人就不好说了，(一九)五几年又进去一批人。
邢新欣(以下简称邢)：当时进去的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
王：大部分是比较穷的……
定：那就比你们晚多了。
王：他们比较晚。我们家是最早的。因为当时圆明园不让进哪，进不去啊。原来孙中山跟皇室签的那协议，说这园子包括皇宫是任何人不能进的。园子还是皇家的园子，皇宫还是皇帝跟那儿住。政府这边是变了，特别是袁世凯以后打起来了，乱了。完了以后像张作霖从东北跑到北京来了，奉系跟直隶这边打啊，这一打，像王怀庆注185他们都属于军阀。军阀怎么着？有的建自己的园子，有的修自己的碉堡。为什么现在圆明园里头有几个碉堡。
定：王怀庆？
王：达园。那园子是拆圆明园里好多东西盖的。
邢：就从圆明园外头进去的还是？
王：从河北。这一批是面儿比较大的一批。
邢：这些是您父亲讲的？
王：对。这些都是我父亲我母亲讲的。我们家住的正好是紫碧山房正殿，因为它从中不是有条河嘛，这个河，登山有山道，我们家是在山道的两侧。
定：我记得紫碧山房都是假山石，堆得特高。
王：原来紫碧山房上面有横云堂，我们家就住在横云堂下面，这不都烧了嘛。
定：你奶奶的爸爸早前当侍卫，在圆明园那儿分的地，后来生的您奶奶，那您奶奶也是在寒山生的吗？
王：不是，她是在老家。因为我这太姥爷，就是这个林老爷，林太监，是没进宫之前生的这孩子，他就这么一个闺女，所以他就把这个女儿带到身边，好侍候他啊。我奶奶跟着他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零几年就一直跟着他，在这边种地种了9年，后来(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太姥爷岁数也大了，都七十多了，老家家里还一大堆事，那边还一大片地，那不都有钱庄……沧州那边，我奶奶就回去了。
定：那您奶奶回去了，太姥爷留在这儿，谁侍候他呀？
王：我爸爸侍候。我爸也一直在这儿。为什么我那太姥爷老说“我就这么一孙子”啊，其实是他外孙子。
定：就是说，这个太姥爷到了圆明园这儿以后就没离开？
王：一直没离开。他一直在这园子里头。我太姥爷一百多岁死的，就死在这紫碧山房。圆明园东边有4棵大的桑葚树，他埋到那儿了，就紫碧山房东边。
定：寒山那儿当时除你们家之外还有几家？
王：最早的时候就是两家，主要是林家，我们家是王家，是跟着林家走的。刘家是后来以后过去的，(一九)四几年过去的，把他们弄过来之后他们自己盖的房，就靠近东边。还有一郝家，郝家那老头是在北大教学。还有一个，我那时候管她叫姑奶奶，她在北大南面有一大院子，那是她们家的，那老太太有钱，也是没有后人。圆明园紫碧山房那儿就这么几家。
2.另一个太姥爷
王：我两个太姥爷，一个太姥爷在宫里当侍卫，就是这个林太监；一个太姥爷是张之洞。就是我奶奶那边是一支，我母亲这边是一支。
定：您老姥姥这又是一家了，不是王家也不是张家，是……
王：李家。那时候张之洞四个媳妇，第一个是石夫人，然后唐夫人、王夫人，王夫人就是王懿荣他妹妹，不是都死了嘛，然后还有我那老姥姥李佩玉。
定：她是什么地方人？
王：是山西人，太原。她一直住在太原的晋祠，她爸爸一直是在那儿教学的。李佩玉是张之洞到山西以后纳的妾。其实说纳妾他也没纳妾，张之洞不是到山西当巡抚去了么，那会儿王夫人不是死了么，到山西他就算了一命嘛，人家就说张之洞，说你这一辈子啊，你骨太硬，你以后不要娶妻，不要纳正室的人，你就娶妾。正好他在山西不就碰见我这太姥姥李佩玉吗，我太姥姥弹琴弹得特别好，她跟张之洞从感情上又特别好，张之洞又刚死了夫人，又不愿意再娶个夫人，后来不是给他调到两广去了，到两广当总督去了吗，这样，就把李佩玉带到两广去了。带两广去以后李佩玉就给他生了几个孩子，老二叫挺，我姥爷是老三，叫侃，还有老四，叫实。好几个呢，还有老六也是，叫张仁蠡。要说起这个就太复杂了，就跟圆明园都没关系了。后来这个挺不是死到湖北新军了嘛，张之洞练湖北新军的时候他死在湖北了。我亲姥爷叫侃，他是生在广州。张之洞死的时候把他弄回来了，让他回南皮去，回老家隐姓埋名。张之洞他们家的(行辈字)原来是按金木水火土走的，洞是水，然后下面是木，我姥爷应该在木字上头，这才对。张之洞就让家里以后改成“仁厚尊家法，忠良报国恩”，往下这么排。我姥爷后来单起了一名(张)丹亭，亭不也是木头嘛。实际他叫仁侃，张仁侃，是李佩玉生的。我母亲过去叫张厚贤，就是按“仁厚尊家法……”按这个排的。
定：您这个亲姥爷生了几个女儿是吧，没有儿子？
王：对，都是女儿。张之洞所有的孩子们，就是他的儿子生的，都是女孩。就是到老六，老六纳了一个妾，完了以后生了两个男孩，有一个就老到南皮去。南皮不是有一个张之洞研究会么，南皮有时候我也去，叫我过去。但是家里事儿没法说，说不清楚。因为我姥爷跟老四，他们俩就隐姓埋名了。就没跟着原来那帮清朝的人走。等于老五老六就跟着那帮人走了，到东北去了，到满洲国去了嘛。后来老五就饿死在日本了，老五没有后。老六呢，等于在满洲国也比较有名，在天津，副市长吧，那时候天津不是也归满洲国管嘛。到1953年天津镇压一批那什么，反革命，就给镇压了。天津镇压了好多人呢。他有几个孩子，有俩儿子，有姑娘，他姑娘我管她叫小姨啊。
我姥爷回(南皮)以后就教孩子去，在慈恩学堂。我母亲、我大姨都双手写字，棒着呢。我母亲是张之洞的亲孙女。她们姐妹多，亲姐妹4个，我大姨，我二姨，我母亲，我小姨，我母亲大排行老六，要是按她们4个姐妹，她排行老三。大姨也在南皮九拨那个村，我二姨(一九)三几年就参加革命了，我小姨参加革命也比较早。我大姨家是地主，老姨是老革命，我二姨也是老革命。
邢：然后你们就不和大姨来往，因为她是地主？
王：对，那会儿不是讲阶级斗争嘛，不敢来往太近，来往太近就出麻烦了。
邢：你这些姨都没在北京定居？
王：对，都在那边。我姥爷还有一儿子，就是我舅舅，属于他二房生的。他原来好像一直在十九军当兵，就国民党时候。北平解放以后到(一九)五几年，他回老家了。从小他就好吃懒做啊，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也不会种地，什么都不会，就今儿倒腾点儿油，明儿倒腾点儿粮食，1959年好像是，最紧张的时候，他好像是倒腾油，当地老百姓看不惯，生生把他打死了。
定：天哪，还有这事儿！
王：(笑)啊，侃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姥爷是1885年出生，到1956年死的。一辈子隐姓埋名，所以现在张家的族谱就跟原来1937年6月份的族谱都不对。
定：就是缺你姥爷？
王：它不是缺，它是有名没孩子，生的全是闺女，就我舅舅这么一个男孩。
定：侃为什么要隐姓埋名？
王：因为快民国了。张之洞死的时候不是被气死的嘛，主要原因就是黄兴在日本有同盟会，讲话在报纸上登，说我们革命党人要感谢张之洞，因为第一张之洞输出三千多弟子到国外去学习，一半以上全是革命党人，想推翻清朝政府。张之洞是护着清朝政府的，不能让它倒台。第二是张之洞建的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制造枪炮，为咱们革命党人提供了武器。汉阳造的那枪打清朝政府。说应该给张之洞花一百吨黄金给他铸一个大的奖牌。张之洞一看，这日本报纸，香港报纸全登了，就气死了，气死之前就安排所有的孩子，该上哪儿上哪儿。
3.父亲和母亲
定：接着一个问题，就是您爷爷和您爸爸是怎么回事儿？
王：我爷爷他一直在老家。他就不过来。
定：老家在哪儿？
王：现在不是归山东了么，东阿。跟南皮特别近嘛，隔着一条河。注186
定：那奶奶和爷爷是在东阿那儿结的婚？
王：对，在老家结的婚。我母亲是1913年生人，我父亲是1917年生人，我母亲比我父亲大，我们家都是大媳妇。我父亲结婚那会儿十七，那是1934年结的婚。
邢：您姥姥家怎么就把您母亲给您父亲了？
王：我们跟张家历史上就有关系。
邢：您母亲结了婚就跟着来圆明园了？
王：没有，那会儿在老家。先过来后又回去了一阵，我姐姐她们都生在老家。真正过来是1946年。我姐姐她们都来了，我就是在这儿(寒山)生的。
定：您父亲哥儿几个？
王：我父亲哥儿仨。父亲是老大，老大跟这边，我两个叔叔都在河北。就我父亲一个人在这儿。我父亲是1929年过来的，12岁，正好是民国完了以后。我父亲过来的时候先住的挂甲屯那园子。
定：您俩叔叔都没过来？
王：没过来。
定：现在也没过来？
王：现在都死了。
定：那您爸爸为什么12岁就自己过来呢？
王：就因为我奶奶嘛，她老跟这儿住着，得把自己这长子带在身边啊。我奶奶得侍候这林太监啊。把我爸爸叫过来了一块儿侍候。我爷爷就始终没过来。
定：那您父亲怎么又不愿意在圆明园待着又跑到西苑去了呢？
王：因为我父亲这人啊，小时候一直读书，七八岁就开始读书了，他上过4年私塾，完了以后不是我奶奶非得给他带过来嘛，那时候正好从宫里头，就是从颐和园里头，出来了好多过去的工匠，这些人到外面来开买卖，他们也得维持自己生活啊，就在西苑街那儿有一个鞋铺。是我太姥爷一看这孩子，就说：“光种地，你能有什么出息啊。”那时候种地有好多人帮着，我太姥爷说你别种地了，学徒去得了，就跟一个专门做鞋的一个太监，就跟着他学徒，我爸爸16岁学徒，学了3年。后来那太监就把鞋铺整个交给我爸爸了，我爸爸就在西苑街开一鞋号，他那个鞋号为什么改叫履祥号啊，祥就是我爸爸的名儿。我爸爸在那儿不是一直做鞋嘛，正好西苑那儿有一个兵营，不是有一个师部在那儿么，他就负责给部队修鞋，做鞋。跟那后勤处处长好着呢。做大量的鞋，给部队，系鞋襻儿的那种鞋。包括1937年卢沟桥事变，还往那边送鞋哪，推着小车往那儿送去。
定：那你家都在西苑了应该？
王：是，西苑那边都是亲戚了。那是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后来日本(人)一来了以后，整个这儿都关张了，到1945年、1946年我爸就回来在园子里种地了。
定：(一九)四几年回圆明园种地以后，这辈子就一直种地了？
王：一辈子就种地了。我那太姥爷呢，他岁数也特别大了，也动换不了(liǎo)了，得，你就种地谋生吧。反正我们家地也多啊，这都是地啊，没别的啊。
邢：您这一辈兄弟姐妹几个？
王：我先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最小。原来我下面还有个妹妹，后来死了。原来我们住在紫碧山房那儿，紫碧山房前面全是水，从北边栖云楼这么过来，原来吃水是那儿有个井，自己往出冒泉水，井外面是河，她就落到那河里去了，因为我妹妹那时候小，3岁，我母亲那会儿吃完饭就上那儿刷碗去，那孩子没回去，就掉那河里去了。
我母亲来北京后就是家庭妇女嘛。反正我大姐的孩子、我二姐的孩子、我哥的孩子、我的孩子都是她带大的，9个孩子。那时候北京电视台搞了一个片子，1986年。第一次金婚奖，50年不是金婚嘛，就找了我父母亲，他们是当时金婚奖唯一的农民代表。
邢：当时你们家是农民？
王：对，那时候还没转。
邢：您能讲讲1986年电视台找您父母给金婚奖的故事吗？
王：那是全国第一次金婚奖。
邢：怎么就找到了您的父母？
王：我父亲那会儿是海淀区的蔬菜大王，种菜棒，种的那菜有名，每亩地那白菜都在120斤以上。他不是农民嘛，总得有点特殊的，种菜种得有名，家庭历史比较……我父亲那人比较随和，乡长他们都对他特别好，典型一农民代表，就找上他了。说俩人相敬如宾，一辈子恩恩爱爱，共同吃过很大的苦。
邢：您记忆里您父母一辈子没有吵过架吗？
王：没有吵过。
邢：一辈子也没吵过？
王：一辈子没吵过。
邢：那是您父母脾气都好。
王：真的，不知道人家怎么不吵架。
邢：您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王：1995年3月份，我父亲是1994年的12月，中间我母亲跟我父亲不到100天。
4.被划为佃中农
定：那你们家算农民？不是城市户口？
王：户口是农民。后来种地了，一直没离开过。
定：你父亲是地主还是贫下中农？
王：最后给定一佃中农。1951年、1952年就有土改的工作队过去了，一直到1953年，整个是四野派去的工作队。圆明园里土改的时候没有地主，圆明园里面地再多不叫地主。最大的就是富农，因为那是皇家的地，不是说你自己买的。地契拿出来了，是慈禧给的这地，有慈禧的印，盖在地契上，赐给你的，不是剥削来的，这定成什么？我们家有一小铁盒子，盒子里是慈禧的大印，后来全烧了。这个成分不好定，土地是皇家的，地是皇家赐予的，只能说是佃户，所以我们家就属于佃户，就说给你们家定一佃中农得了。佃中农相当于下中农了，像刘家都是贫农。圆明园里没地主，地主都在外边，外边后搬去的那是地主。
宋会强：福缘门那儿有，我们家是地主，李中信他们家是地主。
王：土改分了我们家38亩地，安佑宫南边这一大片，原来有河，以河为界到紫碧山房是旱地，20亩；水地是从北边，从紫碧山房以东到碑亭北面那一片是分了18亩水田。
1956年的时候北京就把圆明园的土地给收回了，作为遗址公园进行保护，这些地就都是北京市政府的了。那会儿成立绿化队搞绿化，都种小树苗，那人山人海，连学生都到那儿种了，不让老百姓跟里头种地了，这不就跟当地农民发生矛盾了？你把土地都给收了，完了你种树了，里边住的这些老百姓吃什么？老百姓就偷偷在里面种麦子什么的，那会儿圆明园不让你种麦子，这就与圆明园发生了矛盾。那时候也是工作组吧，就组织起来，夜里去刨树、割麦子。
邢：双方有了矛盾，工作组割你们的麦子，你们去刨了他们的树。
王：那没吃的啊，地也没了，双方就发生了矛盾，北京市政府也想在这里边的土地收回来了，里边的人没得吃，就还让他们种得了。到1957年、1958年那会儿又重新种了。1976年好像是又收回去了一次。1976年收回去说是作为遗址保护。还有矛盾，但那会儿也没办法，到了(一九)八几年吧，就联合共同开发圆明园，北京市就交给海淀区了。农民种不了了，就成立联合公司，到了1989年、1990年吧，到1991年彻底解决，都给转成工人了。
邢：就都给迁出去了？
王：迁出去是2001年。1991年那会儿北京市想搞一个圆明园的微缩公园，就把建微缩公园那儿的18户给迁走了。
邢：那你们家是什么时候迁走的？
王：我们家是最后了，2001年迁走的。
邢：从1958年到1976年近20年时间里你们家一直在那儿种地？
王：对。
邢：“文革”期间也继续种地？
王：对。圆明园比较大，5700多亩。原来最早没有严格的划分。1958年以前都是互助合作社，没有队，生产队的正式划分是在1958年、1959年那一段。那时候就两个队，一是福海，这是一队，二是西大地是一队，就东西两队，后来一亩园这儿成立了一个队。那时候圆明园里就一个食堂，就是福海，我小时候上学，我父亲那时候有病，我天天上那儿打饭去。
定：那得跑多远啊上福海打饭去。
王：那没多长时间，几个月就完了。后来划分，圆明园里面分8个队。
定：8个队，那人口也不少了。
王：一亩园划分一个队，西大地划分一个队，福海划分一个队，西宫门划分一个队。这在圆明园里头就开始。福缘门这一片是福海队了，算7队、8队。1队在西宫门，3队、4队在圆明园外，1队有一部分在圆明园里，一部分在圆明园外。3队是畅春园那一大片。4队是西苑，西苑街这一片。
邢：你们家当时属于哪个生产队？
王：我们家属于西大地队。西大地是靠西边这一片。后来我当兵回来跟着叫5队了。那会儿1队是西宫门，2队是挂甲屯，西苑那操场是3队，西苑是4队，就是从颐和园外头一直到中医研究院这一块儿，5队是西大地队，6队是一亩园队，7队是福海。福海那是两个队，7队、8队。7队是从北远山村算到南边福海这儿，8队是福海以南。这生产队在圆明园里边的是5队、6队一部分，5队全在圆明园里边，6队一部分。圆明园这几个队的事我讲清楚了，没错，因为我一直在公社啊，它怎么变更的，包括海淀镇怎么建立的，刚开始海淀乡怎么建立的，我相当清楚。“文革”期间圆明园毁得比较厉害。我当年就当兵走了。
邢：您什么时候当的兵？
王：1968年。
5.圆明园及其附近
定：你们家和李中信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两家有亲戚关系吗？
宋会强：他们都是亲戚。
王：解放前吧。他们是献县的吧，(一九)三几年他们过来的。李中信他们家他妈姓刘，是我姥爷给弄过来的，我们是沾远房的亲戚。李家也算大户啊，在圆明园周边，他们家主要是通过鹿传霖，鹿传霖的家不是献县的么，鹿传霖他弟弟原来是几师的师长，跟徐世昌他们后来进的宛平。
宋会强：那陈克明他们家呢？
王：陈克明他们没进园子啊。
定：他(陈克明)属于福缘门，都属于圆明园外头。进园的没多少户。
王：他们都在墙外边，那会儿进圆明园很严格的，谁都不敢进，那大高墙，有门，进不去。圆明园整个是18个门。
圆明园那时候是两道墙，就是西、南都有，靠南面一道墙，城墙特别厚，墙跟墙之间隔了12米。里面是虎皮石，中间是走巡更的，更道，走大车的地儿。我小时候因为就靠那个圆明园西路，这条路就在老的圆明园外围墙的那个墙脊上建的。我小时候没有这条路，老是在外围墙上走，外围墙有4米多高，这道墙后来就没什么遗迹了。现在内围墙种树的地儿原来全是道儿。就是现在修的这条路，原来在墙基那儿修的，这边全是河。
定：我没见过那两道墙。
王：(一九)五几年就没了。中间后来种树了，原来好像没有树，原来全是道儿。
邢：当时圆明园里有旗人吗？
王：圆明园周围比较复杂，辛亥革命以后你不能再叫旗人，那姓整个都改了，这一改姓，旗人跟汉人就分不出来了。过去旗人比较多的一个是大有庄，再一个是肖家河北边，属于正黄旗。原来是肖家河南边这河为界，分河南河北啊。北边是正黄旗，往这南边叫河南新营。那时候有河北新营，河南新营。注187整个儿八旗的设置啊，它是由西苑这条直线，从香山一直到蓝旗营，这是弓弦，弓背在哪儿？就在北部。是一个半月形的，从东边数，蓝旗开始，然后镶白旗、白旗，然后镶黄旗、黄旗，红旗，大有庄那儿就是红旗，镶红旗，哎，就到头儿了。过去叫营子。
定：对，都叫营子。
王：因为它是由五营产生的，圆明园原来不是由五营来管理吗。嘉庆以后把五营就给变了，由五营衍生的这八旗。注188
定：大有庄住的是汉人还是旗人？
王：当时都是旗人。它不是西所东所嘛，就是皇子们住的地方，叫所。它为什么是两个所，因为是两个皇子跟那儿住。
邢：这两个皇子是谁的孩子？
王：是乾隆的。圆明园里也有，像十三所，都是他们住的。就是那十三个皇子分别住的。
然后像北边的骚子营，最早是屯兵的地儿，南边是火器营，北边是骚子营。骚子营的八旗子弟后来都没了，有些文人墨客就跑那儿去了。
定：骚子营和大有庄这两个什么关系？
王：它是两个概念，过去老的叫大有庄、后来等于让红旗给占了，红旗刚开始设置的时候等于就是伺候皇帝的，最早它为什么叫哨子营啊？它是巡更的。后来演变成甩那鞭子，就是这个鞭哨啊，以后还叫过哪。到咸丰以后叫烧纸营，为什么？死的人太多啦，这人好像就成堆地往出埋，骚子营北边这一片全都是坟，死的什么宫女什么，多啦，你不能埋在圆明园里啊，都得埋外面去。
定：您说的这是什么时候啊？
王：就是咸丰以后啊。后来八国联军以后又改回来啦，慈禧完了以后就改回哨子营去啦，中间改过好几次名儿。
定：它跟大有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王：大有庄这名儿一直保留啊，一些贝子跟那儿住，骚子营在后边，就是红旗。为什么好多人问：“正红旗跟哪儿啊？”没人知道。就都知道镶红旗跟哪儿。注189
定：大有庄现在还留着呢吗？
王：村还留着呢，下一步也要拆。党校想把那片全给占了。
再像东北义园注190，原来分东静园西静园。它中间是达园。注191西静园在达园的西边，按照原来的规制，老军机处什么的都在那儿，后来张作霖来了，把那一片地都给买了嘛。后来到1928年张作霖死了，张学良回东北了，他们死的将领太多啦，好多打仗的将领死在北京了，那里都埋着东北军的一些将领。西静园跟东边现在不是全都是坟嘛，特别大那大棺材。
定：现在东北义园归谁管？
王：民政局。
定：已经不是陵园了吧？
王：没动，还是陵园。好多大的那个(坟)没人认领，你不敢动它。
宋会强：想修一个现代化的陵园，修半截儿，不让动。
王：你不敢动，因为很多大的那个什么也不知是谁的，也没碑。
定：碑是都砸了还是原来就没有？
王：有的是上面写着谁谁谁，有的是没有。达园西边是老的一些墓，原来有桃树。“文化大革命”小孩子去了以后扒出鼻烟壶往碑上摔，摔不动就砸。
紫碧山房这儿有3棵特别大的树，那杨树将近有400年的历史了，都长得特别棒，从下边到上边十几米没有一根分叉。每棵杨树都有一条蛇，那是帝王树，那蛇每到这个月的十四、十五月亮圆的时候就下来上那井上喝水，我那会儿小时候我也不怕，一直到(一九)六几年还有一条那么粗的大蟒。1957年、1958年锯树，那时候不是大炼钢铁么，上那儿弄这树烧那什么，炼钢去嘛，这3棵树就给干掉了。101中学那儿也有3棵树，我说这边是帝树，那边是妃树，帝妃。现在那3棵树为什么破坏不了？那会儿都想锯了，这是青杨，那时候不知道，上那儿一锯去往出流血，吓得这帮人赶快跪下了。现在唯独我们家住的靠西边还有棵树没锯掉，因为锯的时候它流着红的汤，害怕呀，这都是，这帮锯的人赶紧跪了，树神。
定：听说您写了几本书，我能看看吗？
王：还没完全定稿呢，我这儿老是事儿多。
定：您写圆明园主要是写什么呢？跟我做的这东西不一样吧？
王：不一样。我是写我从小时候的记忆，另外也查一些史料，从圆明园山、水的形成开始写，因为圆明园像寒山这个地儿呀，它不是像咱们好多专家写的这个，是石叠起来的山，不是，它是砾石结构，从大青山山脉下来以后，分4个叠次下来的，包括像玉泉山，它不也是砾石结构的一种产生吗，突然间它就起来了。像万寿山，也是。像紫碧山房这个，它原来是一个山包，围着这个小山包啊，周边全是水，就突然起来这么个山包。清朝时候绕着这个山包呢，特别是到了嘉庆朝的时候，就大量地在这儿建筑，原来北边这一片就有横云堂，这是主殿，横云堂，齐云楼，都是在山顶上起的这个楼，本身跟圆明园它是隔开的。从它往东这一片，全是平原，是绿洲，这么设计的。北部全是马场。从雍正开始，外国不是进了好多马吗？没地儿放啊，北边包括树村南侧，就全是马场，皇上和太子都上那边骑马去。
定：您的意思就是说，后来修圆明园的时候都是根据它原来的地势，不是人工地把它造出来的？
王：不是人工的。因为你一看它北山啊，就能看得特别清楚。
十、西苑一条街
[访谈者按]前面说过，北京西郊系因清代皇家园林的建设而发展起来，其中有名的是三街三镇。三镇是海淀，清河和青龙桥。三街则指西苑街，成府街和蓝靛厂街。其中的西苑并非皇城之内的西苑，它距京城28华里，位于颐和园东南。如果乘公交车，在颐和园和圆明园之间的路上，就有名为西苑的一站，从车站往南再往西，就是这里所说的西苑街了。
西苑街与圆明园隔万泉河相对，与我少年时读书的那所北京著名的重点中学101中近在咫尺。但在我当年的同学中，却极少有人是从这条街考上的。我总听人说这条街是个藏污纳垢之所，所居多是国民党逃走前留下的散兵游勇，总之均非善辈。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误解持续多年，直到我走进这条街的居民中间，倾听他们的故事之后才彻底扭转。
西苑在清代是绿营兵的驻地，也是圆明园八旗护军营的校场。清亡之后又有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先后驻扎这里，据《海淀区志》记载，就有军阀的近畿拱卫军、禁卫军、陆军第13师、16师，国民党的29军37师师部以及110旅，还有北平警备司令部第二分区指挥部，等等，注192据说当时这里红楼栉比，极其壮丽，是“我国首屈一指的豪华兵营”。但在与兵营仅一墙之隔的西苑街上，住的大多数却都是从山东、河北等地农村入京谋生的流民。他们因家乡遭受水涝灾害无以为生而辗转入京，为在京寻求一小块立足之地而历尽艰辛，始终是京城最贫困最底层的人口。即使在1949年之后那个穷人当家做主的年代，他们也并非各个都像坛根儿下的王春茂师傅那么幸运注193，而往往因“来历复杂不明”而成为被批斗、被关押的对象，我当年听到的那些误传，源头就出自这里。而我选定这条街上的居民来做访谈，正是因为这条街在京城边缘那些以外省移民为主的街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说句题外话，1933年著名女作家冰心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冬儿姑娘》，就是以京西西苑一带为背景的，文中描写一个内务府旗人家的女儿冬儿，在清朝灭亡之后家境衰落，父亲离家出走，母亲靠着从圆明园遗留的汉白玉石柱上砸些碎石卖给米厂敷衍度日，冬儿自幼泼辣倔强，在与兵营中大兵做生意时从不吃亏，等等。这是冰心先生的一篇重要作品，论者认为它表明冰心的创作由此进入新的里程，开始深入到社会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进入到普通劳动者家庭遭遇和境况的深层。而我则发现，这篇小说中提到的几乎所有故事，都可以在京西的这几篇口述中找到影子，这很可能是冰心先生在燕京大学时接触到的真实生活，因为燕京大学亦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所在地，距西苑一带实在很近。同时亦可知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与周围居民的关系，很可能比我上学的20世纪60年代还要密切一些。
冬儿姑娘的性格，是典型的旗人女儿的性格，这在我做的口述中多有反映。可惜的是，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我还没有见到哪个评论者从这个角度来注意和评判这篇小说。
(一)周桂芳口述
时 间：2004年1月16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太舟坞颐阳山水居周桂芳家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在前面刘子扬先生的口述中提到，通惠河自大通桥至通州之间设闸门五道，其中第四道叫花儿闸，周桂芳女士的祖上，就是从山东沿运河到花儿闸，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花儿闸的小金鱼，过去在京城中很是有名。不过从周女士的父亲一辈起，又离开花儿闸西迁，最终定居在海淀区西苑到颐和园之间那片水域，仍以养鱼捕鱼卖鱼为生，亦可知当时这一带有着何等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周家大概是本书的访谈者中最贫穷的一家了。尤其是在日军侵占北京时期。这篇口述重点讲述的问题有三：一是她这种穷人家孩子为生活所做的挣扎；二是日军占领时期疫病流行的状况；三则是她以及她所在的西苑街道1949年以后的经历。而尤以第一个问题讲述得最为生动具体。
周女士称自己是“男性”，她是非分明，性格中有一种饱经磨砺之后的刚强和粗豪，即使她一再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给人的感觉也只是拿得起放得下，而不是消沉。这在本书所有女性的口述中独树一帜。总之，在我为北京女性所做的大量口述中，无论她们属于哪个民族，都以爽朗泼辣能干者居多，而鲜见温柔婉约者，这确实不是因为我专好这样的女性而有意挑选的，而是很可能反映出了北京女人的某种共性。
高淑瑞(右一)与周桂芳(中)(定宜庄摄于2005年)
1.从朝阳到西苑
周桂芳(以下简称周)：我是1936年生人。2月1号的生日，阳历。周岁六十七了。
定：您是什么时候住到西苑的？
周：我什么时候住西苑？我是这儿生这儿长。我跟您说，原来，我的爷爷奶奶是朝阳的。我父亲他们都是北京，都是朝阳生的，(我父亲)16岁到西苑。我父亲1969年死的，是78岁，现在活着多大岁数了？他们祖上是山东的，根儿是山东的。我们是汉族。
定：你们家老根儿是山东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的朝阳知道吗？
周：那我倒查不着了。我爷爷是打鱼那么过来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别人带过来的。过去不是有个什么道，就是拉河船知道吧？
定：不知道，您讲详细点。
周：水运道，运河啊，冬天要是冻冰，要运输不是得使人拉么，人拉，那叫河船。运输哪，运人哪，都是拉，拉纤似的，冬天那是。夏天就打鱼捞虾，到河床子捞螺蛳啊，捞鳝鱼啊，捞螃蟹啊，都是在运河，那会儿打鱼摸虾哪儿都去。我爷爷那会儿拉河船，从通县拉到建国门，往这拉过……
富强爸注194：这个我知道，就是拉纤，我也拉过。就这么一块板，底下两个沿儿，拴上绳。解放以后我还拉过烟草子。
周：反正您现在到朝阳，您要打听高碑店花儿闸，花儿闸找周家，卖鱼的、养鱼的，都是我们本家，姓周的都是我们本家。原来我父亲他们老哥儿们多呀，而且来的时候就是本家跟本家。因为那边都是坑啊，家家那会儿都是鱼坑，花儿闸嘛，花儿闸上边都是鱼坑，河西喽，河东喽。像我们没出五服的亲戚，西菜园子的，我们叫二爷，那会儿我父亲他们家就有二亩地，种庄稼干什么，不够就给他们打工去，扛活儿，就是给他们养金鱼去，都有棚啊，都是个人的，都是亲戚。都是那红金鱼啊，养啊，到时候就到北京卖金鱼。那会儿北京城卖金鱼的都是朝阳的，高碑店的。注195
定：都是养的小金鱼儿？
周：对，就是观赏的。那会儿的金鱼没现在的好看。就一个尾儿，很少有那个尾多的，最后发展起来龙井什么的，那会儿就是红金鱼。种类也不多，就是一种，黑的，红的。我父亲16岁就卖金鱼儿，到鼓楼啊，就“小啊小金鱼喂——”，吆喝那个。
卖小金鱼的
定：你们家还有2亩地？
周：对，还有3间土房。那是我爷爷那会儿。我爷爷他们是哥儿俩，我这个二爷，他没结婚。
定：多大没结婚？
周：岁数不小了，你想都有我了，我爷爷那会儿就没了，他(二爷)起码也有50多岁了。他有点斜眼儿，就是眼睛有点斜，叫老斜，我老听他们叫他老斜头，斜头。他也没什么专长，就能种庄稼，干累活儿。家里再穷，那谁跟呢？没有。我们那会儿也困难。我爷爷没了，我奶奶一天打柴火，你看这小叔子，又没地方住，又没吃的，也是。所以生活所迫，自个儿做工去吧，也是找出路。结果让日本(人)抓劳工抓走了，抓劳工嘛，那会儿不管你什么，是男的就抓呗。带到哪儿去就不知道了，据说掉到白灰池里烧死了，我听我父亲这么说的。
定：您父亲哥儿几个？
周：我父亲就哥儿一个。到我父亲就一无所有了，就给我们西菜园子二爷扛活了。后来就因为吃饭要点香油，人家说了一句什么，我父亲就不高兴，因为我父亲特别有志气，就出来不干了。不干就挑着挑儿到这边来，就到北京西郊来，就是到西苑。
定：您父亲到西苑之后您爷爷奶奶没跟过来啊？
周：跟过来了。我奶奶就是朝阳的，她们都是北京人，她们家就是种地，我奶奶就是打柴火，背柴火，烧火，给我们做饭。反正我们家最后就卖鱼了。有别人打了鱼虾了我们就收购，收购完了就卖，小商小贩似的。人家那块稻地那会儿就租给我们了，就挖两个坑，挖两个坑养鱼，那俩鱼坑就是租的。那儿收购活鱼没地方搁，就得有水啊，有斛啊，护起来，把鱼搁那里头，第二天捞了再去卖去，或者在门口摆一摊儿，一个木床子，上头搁着大盆，把鱼搁到里头卖。我们小时候就一窝棚，我们没有房子，住窝棚。
定：我还没太明白，您说您父亲到这边来，就在稻地挖两个坑，怎么又说在西苑？
周：在西苑有鱼铺啊，我爸爸在西苑跟人搭伙租了两间房子。后来人家都单干了，都不跟我们了，我们就落到窝棚那儿了。
定：窝棚在哪儿？
周：就在现在颐和园小学后边。在玉泉山也住过窝棚。注196窝棚就是捡那碎砖，连泥这么堆起来，上边就用那苇箔铺上，上边抹上泥，完了搁点树枝插上窗户，糊上纸，前面就弄一门。一进门一个锅台，锅台里边一个小炕，进门上炕，这炕就睡俩人。这儿是一窗户，这儿是一锅台，贴饼子做饭烧火。多大呢，四方也就一个半双人床大。两边是鱼坑，后边还是沟。
定：那多潮啊。
周：那怎么着，要不老得烧火呢。那会儿我们穷得那样，外边下雨都不下了，屋里还下呢。我们一家子就我爸爸一人单一被窝，我们几口人一个被窝，破被窝。
2.母亲这头
周：我妈叫刘小云，这名字还挺好听啊，刘小云。我妈比我爸小10岁。我妈3岁，我妈的母亲就没了，没了以后把她就给人了，给的哪儿？给的黄村，就是大兴那个黄村，给的这个姥姥19岁守寡，给人看坟，那会儿黄村还有坟呢，给谁看坟我就不知道了。她就一儿子，也是抱的，又抱了我妈。后来我这个舅舅也是卖鱼的，他在城里头，西直门菜市场，死了。我那舅舅跟我爸不合，因为他做买卖老不实实在在的，他老想多弄点外快。比如这鱼卖了多少钱，他不说实话。
我妈就从小就记得她是抱来的。她还有一(亲)哥哥，男孩嘛，就没给人。那会儿她小啊，人家劝她认去她不敢呢。东坝，东坝西坝知道吧？那儿有一个单店，他就在单店西头，姓吴，单店砖瓦厂。注197最后我妈60岁那年跟我聊啊，我说您小名不是叫招弟吗？您是由哪儿来呀？您家就没有人了吗？这才说，找也找不着了，他们也不一定有了。就这么着我们就通过派出所，找单店西头姓吴的，找着我们舅妈了，我舅舅没了。这舅妈还知道，当初姑奶奶给的哪儿，在哪哪儿，就对上茬儿啦！来吧，认一认。60岁，你算算，57年哪！我舅妈还来住了些日子。那会儿也穷啊，我这舅妈守寡，守一儿子，哎哟这老太太给人佣工去，当老妈子去，就养活这儿子。那会儿齐化门哪，就是朝阳门，有老妈作坊注198，到那儿找活儿，当老妈子去。把我表哥送到哪儿学徒，学的是掐丝作，后来我舅妈到那儿瞧去，就瞅一大锅水啊，他正端那锅呢，我舅妈这心里轰一下子，这要烫着了(怎么办)，说咱不能干了，说我守着你，算了。就回去了。回去时候在车上，他一伸胳膊，衣裳耷拉下来，紫一道红一道的血印子，说刚打完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啊你？后来我舅妈不叫他干了。做小买卖拿筐，卖鸡蛋去，不会约秤，全都赔了。那会儿难哪。后来我这哥哥有仨儿子，仨闺女，现在都在单店，他的大儿子50多岁了，姑姑、姑姑叫得亲着呢。
后来就把我妈给我爸了，我妈反正个儿矮，一米五五也就。我爸的个儿有小一米八高。我爸那会儿也穷，长了一脑袋黄水疮，后来就是秃子，没有头发，周秃子周秃子，你打听吧，那就是我爸。
定：您妈什么时候给的您爸？
周：记不清，反正我爸肯定得二十多了，我妈也就十多岁。我妈特善，我奶奶欺负我妈，骂我妈。我妈的手跟男人手似的，什么活儿都老干，纳底子。我妈也不认字。我奶奶那会儿就脾气不好啊，反正也是穷，她自个儿摔了，就往河里出溜……反正就是特别刚，急性子，说话就没小声儿。其实就是穷的，叫你你没过来，急了就骂你，就那么一人儿。
周桂芳之母(右一)在周家窝棚前(周桂芳提供)
想想我奶奶那会儿，什么世面也没见过，但是对我们，早晨起来，赶紧把炕烧热了。
定：对孩子挺好的。跟你们也急吗？
周：也急，不过她不打，没上手打过，她吓唬。我妈脾气好，没打过我们。我那姥姥也脾气好，她们亲戚俩打架，我奶奶那拐棍一棍子就给我姥姥的脑瓜子给开了。
定：啊？！
周：我记得还这么一档子事呢，很早了，我小。
定：她们俩怎么会打起来呢？
周：都在我们家嘛，在门口，就给一棍子，那老太太就那样，说着说着急了。
定：您姥姥也在你们家住啊？
周：就来这儿住来了。我姥姥是解放以前死的。
3.卖鱼、挑鱼
周：我爸爸到西苑这边来干什么呢？就给颐和园挑鱼，颐和园有好多工人到河里去打鱼，打上鱼来以后我父亲挑走去卖去。到哪儿呢？东单西单，菜市场，完了以后作价多少钱，就回来，给人家卖鱼的。开始挑的时候，那渔场是一天给他5斤老玉米豆。
定：颐和园原来还有渔场？在哪儿？
周：就在颐和园西堤啊，就是几间房子，现在已经都没了，反正老人都知道。我都跟着挑过。我不到11岁就跟着我爸挑去了，解放以后还接着去挑。起五更，就比如现在的4点钟，要是夏天就是3点钟，我挑的是俩圆桶，我父亲的是方桶。怎么走啊？由东宫门，就是现在的正门，进去，通过长廊，过半步桥，这么绕过去到西堤那儿，这条路现在还有，知道吧？弄上鱼以后再绕回来，出颐和园这个大门，路北就有一口井，把那水倒了再换水，不换水鱼就死了，活鱼啊。完了挑着呢，就在现在广场那儿知道吗？那儿有小车，有时出大门那儿就有小汽车，拉炭的车，把俩桶搁到那车上，搁一个棍搁到人家座儿底下坐着去，到西直门下来，再挑进去坐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到西单，下了车再挑进去，挑到西单菜市场，我是那么挑。
定：您从那么小就挑？
周：就那么挑。我爸弄鱼吧，还给人剥点螃蟹肉，给颐和园听鹂馆，就是高级饭馆，解放后就给高级党校。比如说我要十斤肉，就得煮螃蟹，煮得了就剥，盖是盖肉，腔是腔肉，腿是腿肉，夹子是夹子肉，就剥啊。擀那个螃蟹腿，刀把这么拿着，拿着刀背，这么一切，刀往这儿一擀，就把肉擀出来了，完全都是整腿肉。我爸是剥盖和夹子这两样，我妈就擀腿儿，那刀的把儿都擀瘪了，都短了一块儿。我是负责剥那腔的，你说啊，就整宿。我那会儿还给党校宰鳝鱼，(鳝鱼)和那长虫似的，一宰就十斤二十斤的。那会儿什么鱼都得宰，元鱼、鳝鱼，要不说这都是报应，你把它杀了它将来也有可能杀你，循环。可是生活所迫，没办法。
我爸卖鱼那会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亲跟国民党的官儿打架。那官儿是买一条鲤鱼，这鲤鱼活的，过去拴鲤鱼是上边，脊梁背的脊那儿，起那儿系，使马莲系着，提溜这鱼是站着的。就因为价钱，比如说跟他要两块，他给一块八，他提溜着鱼，我父亲正在那边呢，说不行，他拿着鱼就给我爸拽过来了，我爸那会儿也小啊，拿着鱼“叭”就拽回来了，当时别人就拉就劝呢，这可是了不得了，到夜里带着兵啊，就到我们家去砸窗户，说我们家藏逃兵了，就给我爸爸弄走了。弄到哪儿啊？就弄到街政府那儿去。我妈就急了，托的徐会长，就弄的鲫鱼啊，送上人家去，连请安带那什么，这才把我爸爸保回来了。还有一个也在颐和园卖鱼的，是我们一个老爹，我姐姐的干爹，不是和爸爸一块儿的吗，也把他抓走啦。后来他跑了，他跑到哪儿呀？就是现在颐和园那二龙闸，现在它把桥扩进去了，原来桥在外头，藏到桥洞里去了，藏了一宿，没逮着他。
我爸爸这说是九死一生在哪儿啊？过去我爸爸卖鱼，你比如说那打鱼捞虾的吧，偷点鱼呢，叫我爸爸带着给卖去。都穷啊。我爸爸就挑着给卖去了，结果一块儿给抓住了，也给送监狱啦，我爸倒没挨打，在那儿就给倒马桶在监狱里头。后来托人给保出来了，就得了一场病，过去叫霍乱哪，差点死了，都发昏了，本来就说预备了，人家大夫都不给开方子了。九死一生啊。
我爸也没文化，可是慢慢能拨拉这算盘。他认得那老字码，咱们这四是这么写，六是这么写，再一个两横七，知道吧？
定：不知道。
周：这事你也不懂啊？(当场演示)：这四就是一个叉儿(〤)，一到两横就是七(〧)，三道是八(〨)，九是这个九(〩)，我爸他们记账就这么记。注199
我爸爸这一辈子刚强，穷有穷志气。他爱玩牌，他不会，输了，输了怎么办？家里养一猪，这猪一宰我妈就哭，怎么也舍不得，结果还是给人家还账了。我爸说了，人死了不能赖账，是一根草根，不能拿。
1969年我父亲死的，就得了痴呆吧。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借的棺材，借的我们老干爹的棺材。回老家埋的，就朝阳高碑店。
定：你们还认为那儿是你们的老家？
周：啊，我们那儿不是有亲戚吗？我不用去，打一个电话，亲戚本家啊召集了给打一坑，后来到我妈这儿也是，不愿意烧，也是埋的。那儿离火车道近，现在都平了，找都找不着。但是他们的要求我们达到了，他们的意愿，不愿意烧啊，愿意回老家并骨啊。
4.三生三死
周：原来我们哥儿俩，姐儿五个。哥儿俩都死了，到解放的时候就剩姐儿仨了。没解放之前，一个月就死两口。我大姐是17(岁)，本来要结婚了，都放大定注200了，是给我表哥，姑做婆啊，出天花，3天就死了。我二姐怎么死的？按现在说就是肾炎，浑身都胖(ｐāｎｇ)了，不是16(岁)就是15岁。一个月死俩，我妈哭得后来眼睛就不行了。日本(人)进中国，扔炸弹，我哥哥跑啊，跑就摔了，起那儿就死了，不是炸的。他比我大得多，要活着得80多岁了。我那个小哥哥四五岁就死了。我三姐七十三了，比我大6岁，她是中关村医院口腔科的，退休了。我是老四。还一老五，属兔的。老五怎么死的呢？她15岁的时候得的肺病，没钱治啊，那会儿打一支油西林就两块钱。后来政府照顾，送到温泉三疗(第三疗养院)。住院吃药到死，一分钱没用我们花钱。她1969年死的，死的时候21岁，就埋到中直机关南边那儿。那俩姐姐埋到圆明园那边，西苑商场知道吧，后头就是。我哥哥我姐姐都埋那儿了。
定：您小时候读过书吗？
周：小时候我念过几天书。这还有一个说法呢：“短期小学，煤核大爷，早起打粥，晚上上学。”就是原来编的这么一个顺口溜。你琢磨这意思呀，就是捡煤核的这位大爷，就是说你呀，是捡煤核的，穷啊，你能上得了真正的学校吗？上学校交不起学费您就甭上了，就这么哩哩啦啦地上了点儿，今儿去明儿不去的，没钱哪。
定：您捡过煤核吗？
周：捡过啊，捡煤核。我们家不用买煤烧，都靠捡煤核。明儿您问我姐姐，有那机关哪，就人家倒煤灰哪，机关的厨房扒那炉灶灰，到那儿扒拉去。冬天打柴火，今儿说刮大风了，夜里起来，背上那麻袋，搂柴火搂树叶去。打粥，青龙桥过那桥路南往南一拐，在那儿打粥。
要不说呢，我那会儿苦力啊，什么没干过啊。到颐和园那儿拉冰，拉一筐冰给一铜板儿。还给人卖大碗茶去；扛大个儿去；起菱角秧子去，菱角秧子两头尖哪，起下来好栽呀；到菜园子给人家薅草去，一天5斤老玉米豆儿；给苏家起稻苗，颐和园外头都是稻地呀，他们那儿三大户，苏家，谭家，葛家。给张广伍看孩子，一大的一小的，抱着一孩子，还得挑三挑水。在街上给人挑水。给519军队卖货去，还让人打一回，就是大耳刮子。
养猪得掐猪菜啊，一早上就掐猪菜去，到河里洗去，过水一会儿，那叶就支棱起来了，洗完把衣服裤子拧干了再回家，怕挨打。开鱼床子，起五更，跟着挑(鱼)去，哭也不行，哭也得给你打起来；玩也不行，玩让我爸爸瞅见了大嘴巴就抽过来，打我。我妈没打过我。我跟高淑瑞的妹妹一块儿挖野菜去还哭呢，说咱怎么那么穷啊。
我的经历要写能写本书我跟你说，我经历得太多了，三次死我都没死了。我那年出天花……
定：您这说的是哪年的事？
周：我说的是(一九)四几年的事。1946年，1947年这个时间。我快8岁了。我们在西苑街里不是有卖鱼的房子嘛，这边是鱼坑，窝棚，我跟我奶奶我们在窝棚住，我爸爸就不让我们上西苑这边来，不能(与病人)接触，可是我们就来了，来了我就躺在一进门的炕上，我爸爸回来就给我一耳刮子，说不让你来你怎么来呀，打一耳刮子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发烧，就出天花了。你说这是不是传染的？因为种了花了也没管事儿。我妹妹也种了，也出了，很轻，我是重。我姐姐的花三天没出来，死了。注201得了天花日本(人)就给我弄走啦，把我妈把我妹妹都弄走了。
定：把您弄哪儿去了？
周：北京地坛吧。那会儿西苑这街上不让走，都拉着绳子呢。我们住在窝棚那儿，鱼坑那儿，离这街里头远点儿。我奶奶上街里去了，人家问说你家孩子呢？我奶奶说回老家了，结果(被人告发了)，我奶奶还挨一大嘴巴，“乒”就扇她嘴巴。要不说这汉奸呢，就这么嚷着：“起来起来快着，穿上衣裳赶紧走！走走走，跟着走！”当时我就挺害怕的，我妈说：“上哪儿呀，这孩子有病了，怎么走？”“走吧走吧，去给你治病去！”
定：把您一人带走了？
周：大人得跟着啊。把我妈，我妈背着我，拉着我妹妹啊，就走啦。带走不少人呢。家里害怕，以为得拿白灰给烧死了呢，结果不是那样，就是囚到(地坛)那里头了。告诉说是医院，实际上没吃过药，就老给你试表。广和居张家，那孩子3岁，到那儿死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死了，刘家的，西苑的。死了以后就叫你抱着，走出挺老远去。
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大人每天给那么一小盘切的窝头片，黑了吧唧的，一碗杂面。我们小孩儿呢，给那么一碗挂面，反正比他们的白点，饱不饱不管。我去了八天八夜不能吃东西，后来还真活了。那会儿就有自行车了，我爸就骑自行车送鱼嘛，就去给我们送点吃的。送什么吃的？就那棒子面啊，贴饼子，我奶奶贴的饼子，搁点枣啊，哎哟可好了，我就高兴得了不得。“咣咣”桶一响啊，我爸就来送吃的了，我就老惦记着听这桶响。后来慢慢就出院了，回来的时候也没钱，(我妈把我)背一段抱一段的，走到哪儿呢？可能是四牌楼，就找那卖鱼的姓刘，跟人借点钱，坐车回来了。
我日本时候(日伪时期)没死，后来又得了白喉，给东西啊，就嚼着嚼着吐了，嚼着嚼着吐了，喝的水由鼻子出来，饿得都成皮包骨了。我奶奶跟我妈说，别抱着了，活不了了。后来你知道我又怎么活了呢？颐和园后头有两棵松树那儿有个常家，现在他们还有后代，这个大夫呀就到我们家，找两个鹅翎，要了两条鲫鱼，他拿鹅翎裹上那鲫鱼黏子，沾上不知什么药，几人就摁着我，捅进去搅，我当时也记事了，搅出来的都是什么啊？黄的，就跟那鱼肠子似的，起那以后呢，好了。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饥饱劳碌，生气差点没气死了，住了5个多月医院，起那儿出来我就不生气了。
5.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
周：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我那会儿才3岁。日本人往我们鱼坑里头撒白灰，结果白灰把鱼都给烧死了。
定：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不让养啊。我们(躲日本人)跑了一天哩。
日本(军队)刚进咱们这地方来的时候没敢杀，就是日本宪兵队杀人。我们不是有俩鱼坑嘛，我奶奶在鱼坑那边带着孩子呢，我爸爸想去接我奶奶去，一瞅那边有俩日本兵，头喽走一老百姓，我爸爸就没过去，就在鱼坑那儿，把刮到鱼坑的烂纸往出捞。结果西苑街这儿的刘二，他走到我爸爸跟前，(对日本兵)说：“他的明白。”就这么一句话，日本(兵)就：“耶，你的你的，过来。”就把(我爸爸)带走了，带到颐和园北边332路车站后头，日本宪兵队那是。
定：这是怎么回事？没听懂。
周：其实是有一个逃跑的，是逃兵还是八路军呢，反正跑了，实际我爸是看见了，所以刘二说“他的明白”。你知道把我爸打得呀，跟血人似的，这儿(指前胸)一刺刀，跟燕儿窝似的。也是托人给保出来的。后来我爸回来说，说我为什么知道我死不了呢？他们叫那狗咬我，那狗闻了闻它没咬我，我就知道死不了了。我爸说我就说不知道，没看见。
我父亲从监狱回来以后就发昏了，(屎尿都)顺屁股流了，我奶奶死活在家哭啊，背过气去了都。我妈说怎么办呢，二道街那澡堂子的裴二大爷，在张家茶馆给他找了一点大烟，去了，说：“五哥五哥，你抽口，你抽口。”叫了半天，最后醒过来了。我爸就说做了一梦，梦见过一桥，就一独木板，怎么也过不去，我就连爬带蹭啊过来了，过来之后有三间房，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有一女的，看不见上半身，老看见底下，来回转，我一生气开门就出来了，出来我就听见你二大爷叫“五哥五哥，抽一口”，以后就醒过来了。
你知道日本(人)那杀人啊。颐和园头里那儿不是俩桥嘛，北边一个桥，南边一个桥，就在北边那个桥，用刺刀给扎死一个。牌楼那儿也扎死过人，就是日本(人)扎死的。还跑了一个光着眼子没穿衣裳的，一下子给刺死了。这些当然我都没看见，也许我小点儿，可是我姐姐都记住了。住在牌楼南边的那李德华，那会儿日本(人)不是发烟嘛，(牌子)叫黄狮子的，老百姓就跟日本兵换烟，那天他问到一个官的手上了，他说这句话你不懂吧：“勾嘎”(一句日语)，意思就是交换，好，就要打他，撒腿他就跑，可他一跑不要紧，当官的“嘟——”一吹哨儿，街上走的日本兵全跟着追，追了一大圈儿，就追到330车站这儿，这通打，他媳妇在旁边这通求情，才算是饶了。这我看得真真儿的。
西苑街那里头有一个集中营，就在现在中直机关进去以后往里走，路南，再往西，有个大房子。注202日本时候都有电磁网，那死猫死狗多了，电死的。里头吊着人嗷嗷儿的，我在那窗户外头搂过柴火，那会儿倒是，也不知道害怕。后来不敢去了。
六郎庄有个葛雄，就一条腿，那条腿就绑一木头，就一根橛儿似的，葛瘸子，一打听葛瘸子都知道，有名的。棒着呢，就颐和园那大墙，噌地就能上去，一条腿，偷日本(人)偷得棒着呢。偷钱板，钱板是什么？就是铁板，他抽白面，偷了好卖钱好抽。进去的时候没有电，出来时候有电，给吸到那儿了，这通嗷嗷叫，后来人家一关电门，他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嘿，抬回去就死了。就说那会儿，唉——(沉默)
那会儿可惨了。拿着盆到中直机关外头等着去，等着说车来了，日本(人)吃剩下的，他们你吃几口剩下的“哗”那么一倒，我吃几口剩下的“哗”那么一倒，萝卜了白菜了什么都有，叫日本汤饭。拿回家就热热吃。所以说不受苦中苦就不知道甜中甜。我说我现在什么都知足，真的，而且我什么东西都怕糟蹋，谁吃都行，就是吃不了别糟蹋。
抢西苑你知道吧？两次抢西苑，这我知道。
定：什么叫抢西苑？
周：日本投降啊，老百姓抢日本营盘。日本兵待的地方，有仓库，什么蚊帐了、燕麦了、粮食了。
定：那时候日本的仓库在什么地方？
周：现在的中直机关哪。国民党时候是208师地下部队，也是在那儿。日本投降时候老百姓也是报仇，家里也没吃，就抢啊，燕麦，麦子，整袋地扛啊。瞅日本人晒的被卧褥子卷起就走，不是换粮食嘛，××他妈不知怎么抢了几个蚊帐来，拿那蚊帐换老玉米嘛。可是我爸不让去。后来看着路边上(粮食)扛不了的，都撒到那儿啦，比如说一口袋他撒了半口袋，我们就在那儿往家里胡噜点儿，就那我爸爸都说我们。
第二次是国民党，老百姓也是穷，抢东西。
定：国民党那次是怎么回事？
周：国民党投降啦，都撤走啦，没人啦。那老百姓还不进去抢去啊？其实中直机关这儿解放就4个小战士，进去就都解决了。就有几个看仓库的跑，不投降，有一个腿打伤了，后来抬回来了，有一个没打伤就给俘虏了。其他就空空的，那老百姓不就抢嘛。
6.婆婆家是满族
定：您婆婆家是满族？
周：满族。黄旗，他们就是肖家河的，肖家河就是正黄旗啊。原来在大有庄坡上村，知道吧？就是国关(指国际关系学院)那儿，后来又搬到骚子营。注203姓高。我结婚的时候老头那小辫儿还有呢。
定：您结婚是哪一年？
周：1953年哪。
定：那时候还留着小辫？
周：后来就剃了。我在他们家还翻出一个箱子，里头有两双鞋，花盆底子，带云头，那做得相当不错，后来孩子们就穿着玩儿呗在院子，那不就穿坏了。
定：他们怎么跟你们家结的亲呢？
周：他们在大有庄，我在西苑哪。我们老公公叫高子舟，在附近有名的啊，过去是瞧风水的，瞧阴阳宅，而且小楷写得相当好。我那个老公公的父亲就在颐和园，那会儿就是看一个殿哪或者看一个门儿，就是干这个的。到我老公公也是这样，他原来是画画的，颐和园长廊，他在长廊画过，专画牡丹芍药。解放以后画那风斗，画俩蝴蝶画一牡丹，或者画一芍药，那蝴蝶跟真的似的。后来人家颐和园不画了嘛，他就转业了，就瞧阴阳，也可能是学的这个。他还有罗盘呢。你要看这地儿干净不干净，一搁这罗盘，干净它就不动，不干净它就“呜呜呜”……后来就“文化大革命”。
定：“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看(风水)？
周：就是给比较亲近的，求他看。罗盘后来交了，儿子也不干，儿子是警察呀，我们老头(指周的丈夫)是警察，不让他瞧啊，说迷信。其实这罗盘要看定位还是……现在有啊。
定：现在又兴起来了。
周：是不是？嘁！老头那部书，毁了。它能天相，云彩天相，什么云是什么相，什么云有什么灾，十三陵哪个陵坐在哪儿，哪年坐的，它怎么盖的，它的出气孔在什么地儿，都有。我看了，都是小楷，这就是文物啊。后来老头跟我要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我没在家，全给弄没了。
我老公公不言语，他也不好串门子，不好跟人聊大天儿，没有，没什么话。他跟我父亲可不一样。老家儿(指周的父母)没跟他们来往过，就没上我们家来过。就说过去满族人哪，礼儿比较多，吃饭一碟一碟一碟的，规矩礼数特多，解放以后就全免了。我那会儿就说我汉族人，我可什么都不会啊，他(指丈夫)说我们家什么礼数都不讲了，他就这么说的。
定：那您进门以后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讲了吗？
周：没讲。我也没给他们磕过头也没给他们鞠过躬，没有。我婆婆也不厉害，连句“他妈的”都没给我带过，那老太太。那老头子也没有，都对我特别好。我特别孝顺他们。我老给他们买吃的，我妈没吃过的东西我都给他们买到了。困难时期我老给他们粮票、钱。
坡上村那儿满族人不少。过去都有财神楼，有的家里闹黄鼠狼以后弄一财神楼，就是做一小房子。五道门。供黄鼠狼长虫刺猬什么的。
定：是不是就只满族有，汉人有吗？
周：汉人？……没发现过，估计跟满人一块儿他也得有。反正我们的前后院都有。可他们家(指婆婆家)没有，我没发现他们家有，我们那老太太不怎么信，我那婆婆。
那会儿老讲说这都是迷信，可我总解不开这个。有的搞附体，就说那人死了以后呢，就附上活着的人了，活着的人说话、声音，有时还有口音，就跟死了那人一模一样，外头纸一烧，他这儿就不言语了。这我倒听说过，也见过这人，真是，是真是假我没考察过，因为我也不注意这个。
我觉得这财神楼本身就是取吉利似的。现在说白了，刺猬也好，长虫也好，它属于自然的动物之类的是吧，是在大自然里边，那就别祸害它。有的人吃它，阅武楼注204那儿去年有一大青蛇，我们街坊那个王福山说：“哎哟，我可没见过那么一条蛇，真漂亮！”他们愣给拿走了吃了。我说吃了不好，要犯事儿。我就这么一说，结果他儿子也有毛病了，闺女也有毛病了，子宫肌瘤摘除，他本身也有毛病了，半瘫，吃着饭筷子拿不了了，突然地。除了儿媳妇，没一个没毛病的。
7.我看破红尘了
周：甭管怎么着，从我心里说，我念共产党好。从解放，我等于翻身，共产党对我是有恩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一解放我们成立一个文工队不是嘛，每年初一、十五演节目去，演那大话剧呀，两个多小时呢，各处还来请哪，我老去(即“扮演”之义)男的。我还参加宣传队，儿童团，站岗，就说有没有特务，检查。那时候肃清一贯道，叫我搞宣传，我爸爸特别支持我。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也是，我爸爸就教育我，说你要算账去，怕人劫你呢，你把公家钱搁贴身了，把自己的钱放外边，说国家的东西你别给丢了，你个人的无所谓，是不是？……我就老记着我爸爸的这句话。
我家窝棚那儿那块地，解放以后政府给我们了，要不我说共产党有恩。给我们了我没能力盖房啊，我献出来给职工盖了宿舍了。
定：给你们的时候你们算农业户还是城市户？
周：那会儿就是养鱼，没有农业，算是居民。
后来我还做过民工，修马路，给解放军前线工程看孩子连做饭，我什么都干过。解放后到合作化，我就搞街道社会工作，宣传员，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啊，土改了，合作化了，工商联合会搞合营了，帮助政府就干这个。合作化以后叫我干了几天农业活，后来人家把地占了，出来以后我就干商业，从1956年就一直到退休。到商业我是什么全干过，卖菜、卖肉，那会儿还搞技术表演呢，女同志我也劈肉啊，拉肉啊，蹬三轮，收购鸡、鸭、兔，各种药材，农副产品，就没干过理发和食堂。我还学过兽医，发展养兔，怎么配兔，怎么发展。后来又搞农业化肥，卖生产资料。完了以后在菜站卖菜，又搞过百货，搞服装卖布，又卖小百货，文具搪瓷，全卖过。当过会计，又当过经理。我也学过会计，我这读书都是自学，一般来讲，初中高中毕业的，算盘都比不上我，我口算也行，当然笔算我不行。这都是多少年了。
困难时期我家老的老小的小，我要把我那份拿到那儿吃，家里不够啊，所以我不在那儿吃一顿饭，早起就喝一碗粥，中午吃一碗土豆，要不就是豆腐渣。晚上有时候在家。那时候我特累，过去盘货都是下班以后，就是不盘货，下班以后搞卫生也得搞到什么时候，有时候我吃完饭抽根烟，坐到那儿就睡着了，把单子都烧了。
你说那会儿日本逮人也好，国民党逮人也好，解放以后枪毙犯人，我都瞧见过。要说解放时候枪毙反革命什么的，我都各个儿瞧，我也不害怕。就在颐和园小街后头枪毙的，现在不都拆了嘛，在那儿看枪毙的时候我踩那一脚血！那人姓赵，没死，又给他扎了17刀。那会儿刚解放，要是这会儿不就死不了了嘛。那会儿刚解放，跟国民党有牵连的就什么。所以要不说我一直都是“男性”，不知道害怕那会儿，真的。
后来运动来了，什么“五反”啊“四清”啊，没人整我。问题是什么呢，你别占便宜，你心里很踏实。你把我当运动的动力，但是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干，我不能冤枉人，怀疑人。这怀疑人顶损了，你怀疑我我怀疑你，这不是就净掐了。说这汤我端走了，我什么时候端走了？谁瞅见了？你瞅见了吗？没瞅见你怀疑你算干什么的，你审案哪？“文化大革命”时候人说：“走，上天安门那儿看看。”我不去，我看不下去。
人要是知道寒碜二字、羞耻二字，什么坏事都做不了，真的。“文化大革命”整人，一个是公报私仇的，一个是嫉妒，我穷你阔，嫉妒你，还有一个是单位里我就想当官，我踩你我就上去了，就这三种人。
我爱打抱不平，四季青那李墨林，劳模啊，注205上那车我跟着，你斗行你不能打，谁打也不行。还一徐××，他是外科大夫，我管他叫徐大爷。谁有点小毛病，上医上药，没钱的他不要钱。(把他)撅起来挂铁丝儿，完了还给撵回家去，单位都没有了。你没瞅哪，在中关村一小，拿鞭子打我们那书记嘿！我说这是批判会啊是打人会啊！我才不怕呢，大字报给我贴，你贴！你打我一个试试！
定：您那时候出身好，所以您不怕。
周：说实在的我跟你说，我都看破红尘了，为什么我现在修(行)啊，我都看破红尘了。
定：您现在信佛？
周：我敬佛，不能说我信佛。因为什么啊？我是党员哪。我1986年入党。我应该是1964年的党员，填了表了，组织谈话，因为我这人比较正直，他们排挤。
我说我原来杀生太多，我也应该反思，那会儿杀生是生活所迫，那时候什么都吃过，狗肉还吃过哪，现在我不吃狗肉，兔肉、驴肉、马肉都不吃，我不杀生了。土鳖虫是药材，可是活着都给它焙了，我舍不得，我不行。
我父亲跟我说这话，谁对我们家有恩，后来我都报。像我们那些老街坊，岁数大的，死了我帮着给穿衣裳，一点都不害怕，没事儿，不觉得什么。
我净给穿衣裳了，老舅妈、老舅死，都是我给穿的衣裳。还有五叔，这老头焊洋铁壶，那东西做出来真地道，什么汆子、盆、铁壶，特好。老头这一辈子就“吭吭”打这铁啊，颐和园的门槛包的那铜，都是他包的，他给颐和园做了不少活儿，老头子的功劳不小。他闺女不是他亲生的，是她妈带着她3岁嫁到那儿的，闺女在那边玩牌，都是我给看着这老头子去，就他这闺女，他要想吃鸡，她都不给买。我说你这亏心不亏心呢？老头子吃只鸡有多少钱哪！所以他闺女现在糖尿病。老头99岁死的，死之前我给包的馄饨他吃了。他姑爷和街坊的一个小子，俩人给他穿不上去这衣裳，移过来移过去，后来我去了，我给穿的衣裳。后来他那姑爷给老头子磕头啊，我说磕吧你，你应该磕，因为老头子这份财产你擎着了。你说我要是不给他做到了，我这心里怎么能平衡啊。
我们对门儿有个赵二叔，卖油盐酱醋的，我这算盘就是跟他学出来的。他跟我父亲是对门熟户啊，父一辈子一辈的。人家怜惜过我们，大年三十我们没有饺子吃，吃不上，他给我们拿了3斤白面两棵白菜去，让我们吃顿饺子。这人我后来也报(报答)了，坟地我给找的。
我在中关村副食店干了4年，现在人见了我还喊妈。人家没老人的，没妈的，到年下我接他们到家，给他们做顿饭。谁结婚了我也去，养活孩子我也去。我就觉得我当这个领导，就跟那托儿所的阿姨似的，我不能叫人受委屈。
就一辈子来讲，咱们就与人为善。我不坑人，我也不说瞎话。涨工资给我涨我不言语，不给我涨我也不说什么。一分钱这是我的就是我的，一百块钱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送礼的事儿没我，那不踏实。现在我退休我多踏实啊，你们都他妈的占单位的便宜，又吃又喝又玩儿去，我没有，我凭我自个儿劳动挣的，我劳动换来的钱，我玩儿去我多踏实。
我刚解放的时候学打腰鼓，进城啊，庆祝公私合营啊，那会儿年轻。(现在)我们就组织一个腰鼓队，我就教他们，老有所乐吧。每年我带他们玩儿去，哪次都超过20多人，最多达到32个人。都六七十，最大的80多岁老太太，我就带着，16个省市，海南、桂林、丽江、大连，就差没去九寨沟了。都是自费。过年儿子给点压岁钱，就留着去玩儿去。每次我自己都得付出一千多块钱来。我给别人照相不要钱。我都想开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给人家开心，我也开心。
(二)高淑瑞口述
时 间：2005年3月9日
地 点：颐阳山水居周桂芳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周桂芳等
[访谈者按]与周桂芳同住在西苑街上的高淑瑞女士，被她周围的朋友们戏称为“大家闺秀”，但在我看来，她不过是爱美爱打扮，不爱出门凑热闹而已，其实是个性很强、很有主见的人。她的家境比周家好得多，曾经是西苑街上数得上的富户，这也许应归功于她父亲的能干。她从女儿的角度讲述的父亲一生，最富感情，那个只身闯荡北京、凭自己的勤奋和才干在西苑街上惨淡经营，终于置起一份像模像样的家业，却终于在一场与他全然无关、他也完全不明就里的政治风浪中结束一生的小人物的命运，正是生活在底层社会的诸多北京移民的缩影，这样的故事，我们看得实在是太多了。
高淑瑞女士被访时(定宜庄摄于2005年)
高女士还讲述了母亲一家从河北农村迁移来京并落户于圆明园的经历，可以与上篇“圆明园变成废墟之后”参照来看。
高淑瑞(以下简称高)：我叫高淑瑞，82岁了，我属猪。打小儿我就住在西苑。
定：那时候西苑是个镇是吧？我听说原来海淀区有三道最有名的街，其中一个就是西苑。
周桂芳(以下简称周)：西苑原来是兵营，军阀、国民党、日本，都是在西苑那儿，都是营盘。日本营盘。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来了，就是208师，最后是208师在那儿撤军的。解放的时候革命大学在那儿，后来又变成安全部了。注206
高：西苑街那时候繁华着呢，小街呀，繁华着呢，买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卖什么的都有，好几个澡堂子。那时候都有收音机了，天天晚上的铺子吧，喇叭都唱，都放着戏。就没那么安静过。好几条街，一二三道街，和平街、同庆街、宣化街。我们家在一道街。就二道街东头那儿，小戏馆儿，说书馆儿，好几个戏馆子，唱小戏儿啊，戏馆子唱的不是大戏，其实就是评剧，河北梆子。靠马路那边一个戏馆子能盛一千多人呢。西苑商场是后来公私合营的商场了，那后盖的。阅武楼是西苑东边，练兵的地方，地方挺大的，高，现在拆了，还有那底座儿。妓院，妓院是日本过来弄的，日本的时候都是“花姑娘的有”，日本的时候。注207
定：那时候西苑这街上旗人多吗？
高：旗人不多。
1.从南苑到西苑
高：我们老家是河北省定兴。要说我们老家的事儿呀，我爷爷是过去的秀才，在定兴县城做工作，他叫高超则，他的为人，是整天一大片人围着他。谁到饭馆吃饭，一提高超则，吃完饭抹嘴就走，他的人就给人家付账。也是年轻的时候劳累多吧，死得早，50多岁就去世了。
我爸叫高维钢。他们哥儿六个，姐儿仨，我有3个姑姑，我爸爸行四。我大大爷、我三大爷都是念书念得多，我父亲也念过书。我大大爷考秀才没考上，让人顶了，就病了，神经了。三大爷就教书。
我奶奶寡妇，那老太太，困难哪。我爸爸那会儿净惦着挣钱养家，摸虾米也干过，到南口也打过工，给那个谁牵马坠镫的，那个头儿叫什么我记不得了。我爸爸12岁就跟着他们瞎跑，12岁打定兴到南口，16岁又到南苑，那不是部队驻扎的地方嘛，兵营嘛，我三大爷有文化啊，在南苑那儿教书，就给我爸爸找个事儿，买了几打袜子，在兵营那儿摆个地摊儿。我父亲呢，人都喜欢他，长得也挺什么的。后来在南苑那儿不行了，部队又迁移了。我三大爷在福缘门注208那儿教书，又给我父亲弄到西苑这边来了，就是安全部的那儿，在那儿摆摊。我五叔也来了。
定：您三大爷怎么会找到这地方来教书呢？
高：这边有我们老家那边的老乡，都投奔老乡呗。
定：老乡是在这边做什么的？
高：在西苑开一豆腐坊，姓王，也是我们那边的。
定：西苑一条街上你们老乡是不是挺多的？
高：都是老一辈的，我爸爸他们那一辈的。小辈的都是这儿生的。(老辈的)都是没有钱的，都是在老家生活不下去了，到这儿来找事儿做，做小买卖呀，做点小吃小用的什么东西。
我爸爸过西苑来还是摆袜子摊儿。那会儿一打是12双，10打袜子就在人家煤铺门口摆那么一个摊儿，没有门脸儿。那个煤铺的老太太姓冯，人家心眼儿好也是，说风吹日晒的，给他们腾一间房吧，给腾了一间房，我爸爸和我五叔就在那里住上了。后来又添点牙膏牙粉的，那会儿都是牙粉，又添点裤衩背心呀，慢慢儿地租个门脸儿，就不在外头卖了。
定：您父亲的袜子从哪儿批的？
高：打人家卖的地方批来呀，人家有批发店哪，就跟这会儿似的，总厂。有时候给一半钱，该一半钱，卖完了挣了钱再给人送，完了再拿。袜子卖得挺好的，当兵的穿得多呀。当兵的都文明着呢，风纪扣不系，逮住都打，都罚。
定：您这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
高：国民党啊。国民党的29军、53军都在西苑驻过，反正挺严的，不让骚扰，买东西少给钱不行，都有人跟着，有稽查队跟着。
定：您父亲一直就挣他们的钱？
高：挣他们的钱。后来就做起来了，买卖越做越大了，又添百货了，我们就是做买卖出身哪。后来正好姓周的房子要卖，我们就想买姓周的那勾连搭三间房。可是哪儿那么多钱买呀？就大伙儿帮，煤铺掌柜的说我们给你们凑点，多咱(什么时候)有钱再还给我们，就买了那房子了，把我妈也接来了，带着我们仨孩子，就住在那儿，我妈也帮着，给锁锁扣眼，钉钉扣儿什么的。后来越闹越大呀，我们又找的房，把老家我表哥他们都弄来了，就都帮忙。
2.日本进西苑的时候
高：我刚才跟(周)桂芳还说呢，我老记得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日本(人)来的，我记得大概是那会儿，是六月份嘛。
定：您说的是阴历吧？
高：对，阳历是7月也不是初几，七七事变是在卢沟桥，日本(人)过来就到了卢沟桥。起先是我表哥给送信儿，他住在圆明园里头，说上(我们)家躲躲去吧，日本(人)要炸西苑。我妈说没那么些事儿，西苑这儿哪儿有这么多事儿？我爸爸说还是在院里挖一窖吧，别都在屋里头，在屋里万一房子塌了能砸死。就在院里挖了一个防空洞似的。结果第二天就扔了炸弹。飞机就由城里头绕着城过来的嘛。那会儿我们正睡觉还没起呢早晨，就听见飞机，8架飞机，“rou，rou”吹哨似的就往下扎呀，好像就扎到房顶上似的。注209我爸爸一听不好，赶紧起，都穿着背心裤衩呢，天热么，一胳肢窝一个一胳肢窝一个，夹着我二妹妹和我就出来了。
定：果然就扔啦？
高：我们街上扔炸弹就扔了六七个，整个把我们那屋子炸了个大深坑，倒是没炸着人。要是头天炸，我哥哥他们就死在那屋了，那不是做买卖有栏柜嘛，栏柜，就是柜台呀，他们两人从栏柜里给人拿东西，买东西的在外头，就弄大被卧把栏柜盖上了钻到底下，这是头天，幸亏头天没扔炸弹，要是头天扔炸弹，就把他们俩人就都炸死在那屋了。我们那天晚上就跑了，一炸那房子我们就跑了，跑反。往西跑啊，先上的天龙沟，天龙沟不是法国人住的嘛，挂着旗子就不扔炸弹。
定：天龙沟在哪儿啊？
高：天龙沟就从309医院往这么来。
定：往哪么来？
高：就往这边，我长这么大吧就没转过来向，东南西北老分不对。……29军不是退到那儿了吗？说老乡，你们是不是逃难的呀？说是逃难的，说你们别往西走，往西有敌人嘛，敌人都过来了，你们还是赶紧往东走吧，我们就奔成府了。成府那儿有我们街坊的一朋友，在那儿开百货铺，卖百货的。燕京大学东门外头么。我们就跑到那儿去了。我们在成府那儿的房上，就看见西苑那边着火了，炸了一个大煤油庄，卖煤油的地方，整个着火。说(着火的)是青龙桥，其实是西苑。
在成府住了一宿第二天我们就进城了，我表哥在城里开煤铺么，他那煤铺也做得挺大的。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那会儿我才12岁。在我表哥那儿一住就是半年。那是庙里的房子，地方特大，高台阶儿。东北都是跨院儿，跨院儿里头都是三个门，三个大院子，都是房子，都住着人。那庙有名的，南池子的马噶拉庙(玛哈噶拉庙)，我们在那里租了一个院儿，一下就三家儿：豆腐坊一家儿，我们一家儿，我五叔和我老婶他们(一家儿)，一家住3间房，9间。注210
定：那时候还有和尚吗？
高：有啊。那里边还种的藏红花，有一个小花园……住到腊月二十三嘛，回家过年来了。
定：你们回来的时候这边还有日本鬼子吗？
高：有哇，有日本鬼子啊，那会儿我就14岁了，就不怎么让我出门了，我也不张罗着出去玩去，老在家里帮我妈干点零活什么的，日本人瞅见就“花妞妞，花妞妞”，就追嘛。
定：有被追着的吗？
高：没追(着)过。可是在农村他追呀。日本(人)哪，他就怕你偷着瞅他，你要跟他走对面儿他没事儿，你要扒着墙偷着看啊，他就说你是坏人。我们老家到八月十五都吃炖肉，吃好的，老盼着这节，我二表哥他就扒墙头，想看看日本人来没来，他就这么扒着一探头，日本(人)一抬头瞅见他了，踹开门就进去，把我表哥揪出来就用枪挑了么。我二表哥身体棒着呢，以前常上我们这儿来。
定：这是在哪儿呀？
高：在我们老家呀，定兴。我五婶的娘家婶也让人一枪打死了，就杀了这么俩人。可是在我们那儿，在西苑街没伤过人。
日本人在这儿8年，走的时候好家伙，连大有庄的带肖家河的人，都跑西苑街抢营盘去了。北边的人都野蛮着呢，就抢人家东西，被卧什么，什么都有，最后没的抢啦，煤都给人拿走。日本(人)走的时候也挺惨的，看着也挺可怜的，卖大袍，把衣服扒下来卖，拿衣服换吃的。一个袖子就能做一大棉袄。
周：我们西苑不是一条街么，东头的人就厉害，敢干。
定：东头什么人啊？
周：也都是老百姓，摆摊儿啊什么的。人跟人不一样，贪财呀。
定：是恨他们啊还是想占点便宜？
高、周：可不是占便宜呗。穷呗，没吃没喝的。谁们家不是那样啊。
高：我们小姑娘，老太太都不叫去呀，我们可不敢抢人家去。我爱人上桥头那儿去，瞅见了我都给拽回来，说走吧别看，让人看见说你也抢东西。
3.说说母亲这边
定：您再说说您妈妈那边，您妈妈是怎么给您父亲说的？
高：就在这儿，在这儿说的。我姥姥他们就在圆明园里边住。
定：您姥姥是北京的？
高：我姥姥是这儿的。可是也是从河北省逃过来的，我姥姥跟我姥爷两个人出来的。他们来得早，跟什么周太监啊，李老公啊，孟老公啊都是老乡，都一块儿来的，那时候都叫老公。
定：也是从定兴？
高：啊，我舅舅也是在北京结的婚。
定：他们俩来的时候带着您舅舅？
高：啊。带着我舅舅，带着我妈，我妈14岁过来的。他们逃过来就种地啊，就在圆明园里面租人家颐和园的地啊。
定：在圆明园里租颐和园的地？
高：啊，圆明园那地属于颐和园管，给颐和园里头纳粮啊。原来圆明园里头可比颐和园阔。圆明园里头48处宅子呢，宅子啊，48处呢，大宅院什么的。人家盖的这一处那一处的房子，就像现在似的。圆明园不是让八国联军给烧了嘛，还有金窖银窖呢，(八国联军)没看出来，那东西能挪地儿，埋在地下它会走，走了。
定：那金子银子自己会走？
高：(笑)我也没地儿挖去啊，就听我姥姥他们一说。(圆明园里头)也有庙也有什么的啊，我们小时候还到山坡底下拿小镐扒拉过，有烧的那灯座，珠子，我们还弄一小盒，一小盒一小盒地捡呢。八国联军把好东西拿走不少。
定：您姥姥姥爷来的时候圆明园已经烧完了吧？
高：啊，刚烧完。在那儿租地就种，盖上房子。圆明园里头原来有个大山，石头山，叫寒山，注211在寒山住，乍来了也是租院子，就是太监们的房子了，就租他们的房子，后来租来租去有点钱了，那里头的砖随便捡，捡点儿砖弄点什么，我姥爷他们后来就盖了三间房，三间大北房，那场院大着呢，在寒山这边点儿，原来是一座庙，扒了，在那上盖的房子。
我舅舅那人老实，特老实。他们就哥儿俩，我舅舅就一个妹妹，我妈就这么一个哥哥，我舅舅比我妈大13岁嘛，特疼我妈。开豆腐房的我们那老乡(在西苑)盖了一煤厂，我舅舅挨(在)煤厂那儿给人家摇煤。我爸爸跟那儿摆摊不是么，累了歇会儿聊聊天什么的一块儿说话，都挺好的，跟亲哥儿们似的。我舅舅瞧我爸爸长得挺帅的，我爸爸那人特正直，特本分，我舅舅说我给你说个媳妇吧，我爸爸说反正我这人没家没业的，刚有这两间房，我舅舅说指着做买卖也养得了家，我爸爸说说就说吧，说哪儿的？一打听，他才说是他妹妹。
后来我舅舅就跟我姥姥商量去了。我姥姥说不行，太大，大8岁呢，我爸爸比我妈大8岁，说不给。我舅舅说，凭人吃饭，人家挺能干，又干净又利落，我舅舅说他就包办了。说让我妈看看，她也愿意，哎这么着给了。我妈那会儿刚14岁，16岁就结婚了嘛。那会儿女的都是十几岁就结婚。
他们在这儿订的婚，得回老家结婚去呀，我奶奶在老家呢，就带我妈回老家结婚去了。回老家过了几年，有了我哥哥，我哥哥底下有个女孩儿，生下来20天，也不(知)是感冒啊还是抽风死的，要不我哥哥怎么比我大3岁啊，我哥哥吃接奶吃了一年，那个死了他就吃她的奶，要不身体怎么好啊，我哥哥身体好着呢，死的时候整八十。那女孩底下就是我，我是老三。我来的时候3岁，还不会说话呢我就到西苑来了。
我母亲结婚不几年，我舅舅就死了。要像这会儿吧，就好像是浮肿病。穷，娶正经八百儿大姑娘没有，就娶了一哑巴。那祁家也是一大户吧，有一菜园子，就在和平街，西苑车站您知道吧，西苑车站路北的房子都是祁家的，一大溜。那哑巴给不出去，就给我舅舅说了。那哑巴还挺好的，会做饭，会做衣服，穿的那衣服都干净利落着呢。长得也挺好看，双眼皮大眼睛，白胖白胖的，就是不会说话，见了什么人，怎么请安怎么的，礼儿多着呢，旗人。那时候我们也小啊，拉着我们上河边洗东西去，那时候洗衣服什么的都上河里洗去，她还捧点水给我们洗洗脸。都懂，什么都懂，就是不会说。她跟我妈特好，我妈一去想吃什么，她就做什么，我妈也老护着她。她比我妈大不了多少，也就大个三岁两岁吧。她爱骂人，说话一急了(就骂人)，也不是成心骂，她解恨哪，老是“叽叽叽”，我姥姥一说她，她就跟我姥姥那么干，我妈老说她：“这样不好。”
定：她跟您姥姥不好？
高：我姥姥上岁数的人，又怕糟践这个又怕糟蹋那个，反正事儿多点吧。就现在这时候也有媳妇跟婆婆过不到一块儿去的嘛。
我舅母跟我舅舅生了两个儿子，我那表弟刚两岁我舅舅就去世了。我妈就跟我姥姥说，说别让她走了，孩子还吃奶呢。后来她娘家怕什么呀？她是哑巴啊她不是没心眼儿嘛，别待会儿让人家给诱了，再跟别人有了孩子。娘家怕丢人，就那么把她给弄回家去了。弄回家又给她找了一个，后来又嫁人了。他们祁家都在那边种稻地，农村，“文化大革命”就打成地主了，都受冲击，她差点儿没死了，有兄弟什么都死了。
定：您姥姥后来那房子还有吗？
高：他们后来就一直在那儿种地。房子盖得就多了，盖得都挺好的，我表弟表哥他们都有房。后来抗美援朝，我表弟就参军了，属于老党员，现在退休拿一千多呢。这不是前年占的吗，圆明园不是都占了嘛。注212
我母亲特会过日子，自个儿养一猪，乱七八糟的剩饭什么的喂猪，一年卖一个，一年宰一个，就那么过。
周：那老人就没出过大门，街坊都没去过，一天到晚的就做做饭哪，坐那儿纺线哪。老太太小脚。
高：我妈也没少生孩子，不懂得节育什么的，生那么些个，一共生10个，我们生日大的差两岁，生日小的就差3岁。我上边那个殇了嘛，第三个就是我，这是9个。后来我哥哥没有了，我二妹妹没有了，刨去这两个，现在不是还剩7个么，有我小弟弟，我二弟弟，我三妹妹、四妹妹、五妹妹、老妹妹，都在呢。要不我妈说，我16岁进你们高家门儿，受多大累呀。
4.“大家闺秀”
高：我小时候就老是要好。梳小辫儿，那头绳老得买绒绳儿，绒绳儿其实就是毛线。要是线编的就不扎。我烫过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烫着呢，怕让人给铰了，都不敢出去。
我呀，大累我没受过，小累我受过。9岁就跟着我爸爸他们干活儿，帮我妈钉扣，锁扣眼。要不我怎么没什么文化呢？我上学好几趟都上不了，家里边舍不得，老得帮家里干活。人家给我起个外号叫什么呀，“大家闺秀”，我就没那么出去玩儿过。我干活儿反正干净利落。
周：老这么利落，老太太。
高：挣点钱就积攒积攒，攒来攒去的就够一块钱，大头啊，都是我到柜上换去，换回大头就扔到柜子里头攒起来，就那么攒的钱。
我那时候，柜上的人我表哥他们都吃肉炒菜吧，我们娘儿俩就买条黄瓜拍拍呀，拌拌啊。我说他们怎么吃那么好啊，吃肉，我妈就老哄我，我妈说你怎么那么傻呀，咱们没房，咱们得置房子。
定：您表哥他们是因为给你们家干活所以得吃好的是吧？
高：是呀！那可不是么，早上起来得干活呀，蹬机器，做衣服，做汗衫什么的，都卖给当兵的，就得吃点好的。他们要打夜班吧，我就给送衣服去，从小戏馆那儿过，就抱着衣服听会儿戏再去。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你们老吃好的，老让我们吃家做的饭，我不干，你们吃什么我们娘儿俩也吃什么。我爸爸就买了10个烧饼夹上肉，说拿回去跟你妈吃去吧。我妈说你这傻东西，你要钱啊，你干吗非得要烧饼啊，妈给你烙芝麻饼，不就跟烧饼一样嘛。后来我就要钱，我爸爸说要钱干吗呀，我说我妈让要的，实话实说呀。(我爸爸)就给钱，给钱就攒。攒了8年半，后来700多块大头呢买那房子。
打买那房我们家就惹事儿了，大伙儿都算计我们那房。说就老高，配买那么好的房子？！连他们开饭馆的掌柜的都跟我们那么比着。
定：你们家的房那么好啊？
高：是好啊，太监新盖的房，还没住过呢。
定：那你们后来在西苑就做得挺大的？
高：一直就挺大的。日本(人)炸了那房子以后，我爸爸又把那房子盖上了。盖上那房子，我们又买了这房子，宫门前，我们就搬到那儿，那就有钱了那会儿。
定：您说的宫门前就是北宫门？
高：不是北宫门，是颐和园东门。颐和园那儿不是有个牌楼么，我们就在牌楼南边住，颐和园小学还往东边。瓦房，我们那房子现在还保留着呢，没拆，还是我们家的房。
党校那时候叫建设总署，建设总署的时候天天儿到我们那儿买东西，找什么锅了碗了笤帚了扫帚了，我爸说干脆咱们上点货吧，就卖这个山货，我也帮着在柜里。我爸的能耐就是来回倒腾，什么能干就干什么。后来那儿不行了，不行就织袜子。
定：怎么叫不行了？
高：买东西的少了，铺子也多了。我们家养那么多人，我三姑家的表哥，我大姑家的侄子，都在我家帮忙，帮忙到时候得给他们开钱哪，我爸爸说怎么着也得想法子吃饭。后来干吗呀？织袜子吧。不是卖袜子吗，自个儿连发带卖，织袜子。我打线打得这腰直不起来。
定：那是什么时候？
高：解放以后啦。我父亲挺能干的一个人，挺能吃苦的。我老是跟我爸爸好，我爸爸老实，不打人不骂人，脾气好。我妈有时一急了就说我们，我爸就不让我妈骂孩子：“骂自己孩子等于骂自己。”我爱跟我爸爸手底下干活儿，那时候我爸爸不是做买卖么，给人家送货什么的，得请人吃饭哪，我爸爸都自己弄，不买。他有事就叫我，弄这个弄那个，什么黄瓜旋皮儿呀，拌粉皮呀，那会儿的菜都那样，包粽子，我就跟我爸爸手底下学炒菜弄菜，后来我妈妈炒菜也好吃。到我们自个儿单过的时候，我孩子、同学什么的都爱吃我做的饭。
5.不愿出嫁
定：您嫁到这家也是做买卖的？
高：他们家是农民。姓任。
定：他们家是旗人吗？
高：他们不是旗人，是山东人。我们老爷子(指公公)啊哥儿六个，他是最小的一个，他在农村的时候也不正经玩儿活，打打闹闹的，就让他当兵了，老军阀的近卫军，当兵就上这边来了。后来我们老太太带着孩子追过来了，这么着，租的一个老公(太监)的地，后来圆明园种的地都属于颐和园的了，给颐和园纳点租子，30亩，一亩地一斗半米。我公公婆婆他们还包了3亩菜园子，就在西苑没拆的俱乐部后边，那儿有一坡，底下是地，上边是一(个)场院。后来他们不是划了一个富农嘛。
定：您公公他们家挺有钱的吧？您不是说开菜园子有钱吗？
高：嗨，开菜园子有钱也没剩下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上他们那儿白吃白住的。到活儿忙的时候给别人干活去了，没事的时候到他这儿帮着喂喂牲口锄锄草什么的，就养他们这帮山东人了。
定：干吗这么养着？
高：不是养着，都是穷人，奔来了嘛。
定：怎么给您说上的？
高：我五叔。我五叔说我们不能够给在旗的，在旗的婆婆事儿多嘛。还说要找一个有房的，别寻房住去。
周：旗人要找旗人，不是旗人的话那规矩受不了。再一个要有手艺，甭管别的，得有手艺。
高：我五叔上菜园子那儿串门儿去，回来说人家家里那实诚，老太太也实诚，我们老太太(指婆婆)那真是挺实诚的。还说有房，省得找房住了。又说他有技术，有手艺，会做烟囱会做炉子的，那也是个缺门儿，就等于是(我父母和五叔)包办了。
那时候我是耍猴呢，真跟我妈耍。他们仨人嘀咕这事儿，就打发我推磨去，过年了，推点年面什么的。我走了没在家，他们就给放定去了，讲究定亲的时候得放定啊。注213后来我回来一瞅，不对劲儿啊，我什么都看得出来，他们挤眉弄眼儿的，要不老说我猴儿呢。他们就乐嘿，我说你们都没安好心，乐什么有什么好乐的！我就问我妈，说把我诓去推面去了你们在家做什么鬼事呢？我妈说没做什么鬼事呀，甭听他们的。还瞒着我呢。我一瞅有东西，我说这是谁买的呀？我妈还说瞎话呢，说我大姨给买的。我不信，我说你们不说实话我不吃饭了。我妈就跟我说，多大了也得找主儿，也得娶，我不是16岁就进你们高家门了吗，那年我十六。我就不干，一瞅那东西，还有蒲包呢，里头那龙凤饼，我都给扔地下了，扔地下我还踩了一脚，我说你们都没安好心，就惦记着把我给弄出去，上南屋我就哭起来没完了，谁叫我也不听。我爸爸就说得了吹了吧，等大点儿了再说吧。可是吹了我五叔怎么当这个人呢，就说人家要娶，他们得用人做饭哪，我妈说那就等到18岁吧。
(到)18岁(人家)说娶，得买衣裳吧，拿来一包衣裳料，打开让我看，我就跟我妈闹，说那都是什么呀，做装裹注214的，都给胡噜到地上，我妈就捡。我爸就在屋里转弯，说这东西怎么弄啊。我嫂子那会儿帮着他们说话，我就踢她，就不理他们，还是不干，耗到19岁，结了婚了。
定：还是得嫁。
高：那会儿咱们这儿就困难了，我哥哥上西安了，我上被服厂了，也是做服装啊。我爸爸就哭了，说你不听话怎么行啊，你哥哥也不在家，说早晚不都得有这么回事儿，这不是离家近么，你不愿在他们家你还回来，回来吃饭。就这么糊弄我。19岁嘛，他们给我穿衣服什么的，我又哭又闹啊，那会儿还坐轿呢，俩钟头也没上去这轿子，不上啊，哭，后来我爸爸把我抱到轿子里头的，一边抱一边我还踹我爸爸呢。我们那口子后来说：“真能耍猴儿，把我冻得都站不住啦。”
定：是冬天啊？
高：冬天哪。腊月二十七结的婚。就在万香居办的嘛，西苑有名的饭馆，万香居，会仙居。合营(公私合营)以后都倒闭了，万香居掌柜的“文化大革命”也受冲击了。死的死，散的散。
定：您干吗那么不愿意嫁出去？
高：谁愿意嫁人哪，在家里多舒服啊，到人家那儿得给人做饭弄什么的，我什么都不会呀，我不会笼火也不会做饭，我们家里都是我妈跟我嫂子做饭。
定：您后来呢，嫁过去还闹吗？
高：(笑)嫁过去就别闹了。嫁过去应该3天回门，第二天我就回家了。老太太山东人哪，做的农村饭我吃不了。我是爱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回家，大年三十还回家呢。人说大年三十不能回娘家，回娘家死公公，我说他爱死不死，反正我得回家。我爸说这东西怎么弄啊。
定：您到婆婆家也不受气是吧？
高：我没受过气。家近，我瞅着不什么我就回家了，没打过架。后来就为我们小姑子，瞅我有什么她要什么，瞅我有什么她要什么，胡搅蛮缠的。小姑子把她妈弄得五迷三道的，她听她闺女的话，我们娘儿俩就不对付了，就闹别扭，我们就单过了。小姑子后来嫁了一个也是做服装的，她也不跟人好好过，后来她也离婚了，上东北了。我们跟她没来往。现在也不知道活着没活着。
后来我们就出来了，我爸爸就供我们，买锅碗瓢盆都是我爸爸给我们支的，吃粮食，(我爸爸)给我们一粮店的折子，菜铺，连卖菜带柴米油盐的，油盐铺，也给一折子。我的孩子都是我妈帮着，做棉衣什么的，我都不会做，都是我妈给弄好了。我爸爸说不能让她受气啊，受气她到家得反去，她得反了天。
我妈56岁去世的，也是脑溢血，高血压。我离了我妈就不会过了。
定：就是说您一直到挺大了还得靠着爹妈呢。
高：是啊。我妈死了半年以后我们就不上(娘家)那儿吃饭去了，慢慢地我就自己做饭了。我哥哥就不干，说在一块儿都吃惯了，到底是为什么呀？我嫂子也不干，我说没有妈了，就不回家吃去了。我不是有高血压吗？我嫂子3天看不见我，就让我哥哥去看看。我嫂子现在还在，八十四了，属鸡的，她比我哥哥小1岁。也是我们老家的人。
我爱人比我就差多了，小时候没受过什么苦。他16岁就学徒，学的白铁工，做壶啦，做烟囱啦，在北大东门外头，没给他划(富农)，我们要不怎么是居民呢。
6.“反革命家属”
定：您后来在哪儿上班呀？
高：嗨，我后来上班都吃了我弟弟的亏了。先上中关村计算所，在那儿干了3个月，后来一调查，我弟弟不是当过军统么，就说我们家有反革命。
周：她那二弟弟当过文书。那会儿不是有个街政府么，他当户籍员，管户口。没多少天，也就一年吧。那会儿也没伤过人也没害过人，也给弄一死刑。后来给缓刑，缓过来了。
定：您弟弟什么时候被镇压的？
高：刚解放。他够悬的，他也就是被逮走了，要是没逮走就麻烦了……
周：就枪毙了。都判无期徒刑了，后来一查他没有血债也没抓过兵，没有什么坏呀什么的。他们家确实是老家庭，没听说打过架骂过人的。那会儿呀那些人就是嫉妒。
高：上我们家翻去呀，翻得乱七八糟，还说翻出手榴弹来了呢。还说我是坛主，其实我没设过坛。
定：您参加过一贯道？
高：参加过一贯道。注215
周：我还参加过哪，那会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知道是做好事，能保护自己，保护穷人，就是这样。
定：那时候你们都参加了？
高、周：啊，一人交5块钱，烧香拜佛，后来那头儿他们不地道了是不是？
定：坛是什么意思，怎么设法？
周：坛就是佛堂，有点传师，跪着，受戒。别人都准备好了，有个空台子，那么一念，他那儿用墨笔写什么，他这儿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么着。男的女的都有。那不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知道不？就是信佛，我爸爸也参加了嘛。
定：那时候是不是这边设的坛挺多的？
高、周：对，不少家。我记着××家南屋还设一坛呢。还一个刘××，老实巴交的那个，他们家在北屋也设的坛，后来进监狱了，死了。他们背后搞什么活动咱们不知道，刚解放的时候就说是一贯害人道。
定：海淀区那次是枪毙了23个。
周：23个那次是在东大院毙的，对不对？就是现在中关村的四通。
定：23个一块儿毙的？
周：啊。整个海淀区23个，不是光西苑的。没告诉你我从西苑走着去走着回来，没告诉你我还踹了一脚血？！还有一个没死，拿大刀砍。还有一次是在海淀三角地，在那儿审判了一个，是西苑姓荀的，听说是国民党特务，枪毙的。
高：都说他挺老实挺窝囊的，怎么他还……
周：他媳妇还(把尸体)给拉回来了，还请和尚了我记得。要说那会儿呀你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高：那会儿的事你知道得多，我知道得少，因为我不出门，从15岁(跑日本以后)回西苑住就没怎么出过门。
后来我就上军委三部的幼儿园，干了一个月，因为我们家(出了反革命)的事又不让我干了。后来不是说让白手起家不吃闲饭么，注216几个人凑点儿钱，就在鞋厂做鞋，一天才8毛钱。后来鞋厂不行了又转铁厂，我都做细活儿。
定：您还有这门手艺，跟您老伴学的？
高：不是，我是跟他们学的。后来中关村那儿给我考了个三级工，一个月工资是99块钱，比我爱人挣得多啊，他后来在六建，才挣45块钱。“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就把工作辞了。
我生了五个男孩一个女孩，老大属猴的，六十一了。老二是女孩儿，今年五十八了，底下都是男孩，最小的四十五了。都挺好的，孙子今年都三十五了。
7.那场“文化大革命”
高：那场“文化大革命”，我爸爸是自杀的。过年就七十三(岁)。
定：怎么，斗他啊？
高：怎么不斗他啊，他当过伪保长，当了半年。
定：是日本的时候还是国民党的时候？
高：国民党。
周：这保长有好有坏不是？当保长也是派的。她爸，没伤过人。没说上你家勒索过，什么开会讲话，没有。
高：我爸爸净干好事，净给往外保人。谁家没吃的了给人端点儿，谁家死了人抬不出去，我爸爸带人抬去，钱不够了我爸爸出。那时候我们家就有点儿(钱)了，还开过粮店，卖过面呢。说我们家这个那个的我特生气。反革命家属啊，我二弟弟。
定：西苑这条街上怎么那么多事儿？
周：这斗啊还不是因为跟他们家有仇，不是，就是气人有笑人无。你要比他强点吧恨死你。
高：要把我爸爸遣回老家去，怎么跟老家说呀，没做过坏事啊……那会儿也是傻，愚昧，缺心眼儿。没回过家，不敢回家，也不认得家里的人，我大爷什么的都死了，就剩下弟弟了。走到半道，有一桥，往下一迈腿，下去了……
周：老头子是受不了折磨跳河了。
高：我爸爸走的时候儿，要往回送的时候儿，我找派出所去了，我说把我爸爸送走我不放心，我得跟着走。田所长说：“哎哟喂老高喂，你别说那个，你没瞅那大字报贴的我吗？我都要被抻出来了。”那里头的警察就他好，旧社会留下来的警察，挺懂事儿的。他说你饶了我吧，那谁谁拿着棍子老在院里转悠，我都不敢出门。说你先回去吧，多咱老头老太太回家呀——他是跟我后妈走的呀，有人接你再去，没人接那边也红卫兵多着呢，到时候你照顾他再让人打你。我说打我我也得跟着呀。后来说不能跟着，我爸爸他们就走了。
(我爸爸再婚)是我同意的，那老太太干净，脾气也好。对我老弟弟老妹妹，对他们两人特好，自个儿都舍不得吃给他们吃。我后妈跟着我爸爸也受了委屈了，她一瞅我爸爸跳河，她也跳了河了。跳河了水浅，让人家村里的警察给捞上来了。走的时候我给他们换了300斤粮票，连粮票带钱都湿了。(村里)还要给我后妈判个什么，后来我弟弟不是在村里当村长么，就不让动，就让我后妈扫街去。
后来我带着我那小儿子，5岁，我就回去了嘛。去了一下火车，没坐过火车，上哪儿走啊都不懂。回去一问呢，就说我爸爸跳河了，跳的是哪个河，我哭起来就没完哪。我二大妈就说：“得了闺女，就别哭了，再哭你怎么弄这孩子走啊。”我在家待了11天，给我后妈买的锅，让她跟我二大妈单吃啊。我二大妈有儿子，人家照顾着，买点心也给我妈吃，我妈就不落忍，说我老这么吃算什么呀，儿子说我妈是妈，您也是我妈呀。我后妈特得人心，跟人家闺女那儿给人归置屋，给人做点活儿。
定：后来您这后妈呢？
高：死了，死在老家了。后来不是又开了一个什么会呀，公安局问她以前那男的做什么事，那男的是个军官，过去那老军阀的军队的，他死了她就又嫁人了，就都牵扯着，不敢回来，后来回她娘家了。她娘家在西陵那边，叫什么你看我又忘了。
定：易县？
高：啊，易县。你看嘴边上的话就想不起来了。她去年三月份得的脑血栓，就这样了。一提(“文革”)那事儿呀我就生气。您是没赶上，没影儿的事就给你胡诌。我也有点爱面子，让人家说这道那的我特生气。
8.兄弟姐妹
高：说我们家人的事啊，桂芳都知道，我们那时候发小儿。我起小的时候也是厉害着呢。
定：您那个姐姐死了以后您在家里就是大姑娘，那可不是厉害嘛。
高：可是再厉害跟我嫂子也没犯过厉害。我嫂子也是半大脚。
定：到您这岁数都没有裹脚这一说了。
高：没有了。到我老家，姑娘长得多漂亮啊都不算漂亮，脚底下是大脚就没人爱要。我二大爷来接我们回家去，因为这个(我妈)没让我们回家，没回过家。我妈不愿意让我们裹脚，我妈就怕这裹脚。北京那会儿也有裹的，就咱们这北边，农村里边，都是小脚人。
定：您那几个妹妹也跟您这么厉害吗？
高：嗨，厉害的是我二妹妹。我脾气不好吧，我没打过她们，我二妹妹是真打她们，打我那三妹妹。
周：她二妹妹后来结婚，那人是山东人，过去是开粮店，后来解放了，工商联的，还是头儿呢，他也挺拥护共产党的，挺好的吧。他有一个大婆，她妹妹去做小，两口子挺好，跟大婆也都挺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也给遣送，也跳了河了。她二妹妹后来又找了一老头儿，老头儿又死了。她怎么办呢？她去了睡一宿觉，完了脑溢血，脑袋这么一歪，就也死了。现在留下一闺女一儿子，那儿子在前门开一家利群烤鸭店，特能耐。
定：他们家(指高的妹夫)开的粮店原来特大是吧？
高：不小，就在青龙桥，过了桥往南一拐路东，三间门脸儿，叫悦来粮店。家里有磨坊，自个儿磨(面)，后来也不知归谁了。
周：他们家就是小的(指最小的妹妹)上学，现在在美国呢。
高：她是最末一个了，今年六十七了吧，属虎的。我妈为什么供我妹妹(上学)？就是迷信，说属虎的妨人，不是没儿女呀就是妨男人。说我奶奶就属虎么，所以我爷爷死得早。我妈说好好让淑清念书，完了让她自己找饭吃去，不让她嫁人，就那样。她上了高中，高中完了不是考大学么，考不上，其实学习都挺好的，就是考不上。她也当老师来着，后来跟她丈夫上美国了。
定：也没妨她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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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笑)没有。俩儿子呀，俩儿媳妇，俩孙子一个孙女儿。
我哥哥比我们老实，那真跟大姑娘似的。他也没怎么上学，上了两年私塾，上了两年民政学校。我小弟弟六十多了，属蛇的，我母亲死得早嘛，他毕业就教学去了，教书教了40年。
十一、京北回族第一村 黄炳成、李守勋口述
时 间：2003年5月23日
地 点：阳坊大都饭店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西贯市是个村子，位于昌平区阳坊镇，注217与海淀区接壤。清代碑文中对它的描述是“山川环拱，形势秀雄”，今又有京密引水渠贯穿全镇。这已经属于北京市的远郊区县，按说离本书的主题已经有些远，我之所以将它收入这部书，是因为这个村子实在太不一般。
首先，这个村子是京郊最有历史、最著名的回民村之一，有“京北回族第一村”之称。我在京城做回民的口述，每每听到与这个村子有关的故事，这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外城编”中的满恒亮以及本书中的金宝琴口述中都已经多次讲到。该村村民习武，传说康熙朝著名镖师神弹子李五就出自该村，从清朝到民国年间前门西河沿的著名镖局东光裕、西光裕，也都由这个村子的李姓所开，可知它并不是一个与北京城市生活两不相干的村子，我因此想用这篇口述提供的信息，为前面诸位回民的故事加个背景。
其次，西贯市村之著名，还在于它与清朝的关系非同一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师，次日清晨西太后携光绪帝出德胜门西逃，当晚的落脚处就是西贯市。据说这个村的回族村民热情接待了西太后一行，不仅预备了三乘骡驮轿载太后与皇上一路西去，而且派镖头杨巨川护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贯市一夜”。西太后回京后，感念村民“滹沱麦饭”之恩，封杨巨川为四品引路侯，其余随扈者也各予五品官，注218并为该村的清真寺题写匾额，西太后题的是“灵感昭著”，光绪帝题的是“忠输亲上”，肃亲王善耆题的是“清虚味道”，成亲王题的是“奥妙无穷”。这4块匾，20世纪60年代修京密引水渠时，都被劈成包饺子用的案板了。
在前面金宝琴的口述中，讲述了一个与此大体类似只是细节并不相同的故事，事实上这样的故事远不止一个，而令我备感兴趣的，是从北京回民口中讲出来的，是与我们平时看到的大多由汉族文人记载的并不相同的历史，以及对同一段历史不同的评价。
30年前我从内蒙古插队返城，曾在紧邻西贯市的苏家坨乡前沙涧村(当时叫大队)当过几年孩子王，闲来无事，经常与同事结伴骑车去阳坊游逛，也经常听当地人讲起与西贯市回民有关的故事，可惜全未往心里去，如今一个完整的也复述不出来了。30年后故地重游，那条京密引水渠旁的小树已经成林。那时候年轻，觉得30年漫长得望不到头，如今回首，方觉30年仅仅是一瞬间。如今，这个在“文革”期间最穷的村子之西，已然矗立起在昌平乃至京城都赫赫有名的“大都”“胜利”两个涮羊肉的饭店。村内的清真寺焕然一新，并且还在扩建。清真寺内有村史展览，文物、图片与说明词俱全。我做口述，并不想重复村史展览已经讲述的内容，而是与前面诸篇一样，想了解村民对这个村子的历史与自己的生活状况，有着何等样的表述。
我对西贯市诸乡老的访谈，正式做了三次，找了梁阿訇、杨学敏、李
西贯市清真寺(定宜庄摄于2003年)
俊臣等诸人，但都不太成功，可用的仅仅是与黄炳成、李守勋二人的那次交谈。感谢阳坊大都饭店的老总周竹旺先生，在“非典”猖獗之时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安全、僻静的角落和这样有意义的采访对象，使我在那个举国惶惶的非常时期没有荒废时间。
按，黄炳成先生当时是西贯市的民管会主任；李守勋先生是阳坊中学的教师。
1.有关西贯市由来的传说
黄炳成(以下简称黄)：西贯市这儿是交通要道，往南就是北京，往北就是张家口。北京城里好多回民都是西贯市过去的，本村跟北京城的联系也不少，相当多呢。
定：我对西贯市一直特别有兴趣，我知道这地方是一个回民村。我想问问您这里什么时候开始有回民的，把你们了解的情况从头讲讲好吗？
李守勋(以下简称李)：这村怎么来的，咱们县上区里编了一本书，这是一本书上介绍的……
定：书上的事咱们不着急，咱们说你们听说的。
黄：要说一开始可能追溯到隋唐，唐朝可能在这边驻过军。我们这个地区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这儿离南口30里地，从这儿往西去有一个叫白羊沟，它也奔怀来，那边从关沟走也奔怀来。注219可是形成这个回民村，大概其在明朝。常遇春他们的军队在这儿驻着呢，可能就留下来了伊斯兰教这回民，这村就留下来。注220
李：我也是听说的吧，那书叫作《十三陵风物人物记》，说原来西贯市这儿有一个叫石鹰头，就在防化学院这儿，大石头，我们叫它石山头，他们管这儿叫石鹰头。有那句话说是“北京有个石山头，南京有个石山尾”。有那一说法。当时金朝的时候有个金章宗，他爱上这儿游玩来，跟石头上喝酒，喝完酒把酒倒在石头上头，灌石头，所以取名叫灌石。后来一来二去这边慢慢就形成一个小村落，灌石村。这儿不是属于山区跟平原的一个交接处么，这样慢慢就有了集市了，又改成灌市了。据说当初是这么来的。这就是一个说法，也没法确证。
位于西贯市村附近的石头山(定宜庄摄于2003年)
还有一个说法，这村原来叫凤凰村。回民跟汉民不是有一个民族界限么，当时都有一些个，反正风俗习惯不一样，有仇视什么的。我们这儿有俩村，叫前白虎涧(剑)、后白虎涧(剑)。那边还有前沙涧(剑)、后沙涧(剑)，四面的剑都射你。咱这儿老人就说，这凤凰要这么射哪儿受得了哇，后来说是改叫贯石，你这剑来了以后我给你接住，我这也不太清楚啊。
定：这传说我原来也听说过，我在前沙涧教过三年书……
李、黄：(笑)您还跟那儿教过书哪？
定：我那时候就知道西贯市，还知道你们老跟前张村、后张村的汉民打架，是有这事吗？
黄：有有，民族都有一个矛盾。周围都是汉族村，中间夹着一个回民村，有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李：这个传说不是书上的，就是老百姓里头说的。金章宗的那个是书上的。
黄：金章宗这个历史它是有。他没做皇上那阵儿，在这边巡游采猎。我们这地方有个地名，石山头那边，我们小时候上那边玩儿去，都管那地方叫皇上宝座。在防化学院里头。石鹰头上头有一民国将军刻的大字，相当漂亮。还有一个横着的，西贯市阳坊联合着刻的村约，不许开发山头的，也是民国时候的，字也不太清楚了，但是能看出来。注221还有一个地方叫石桌石鼓，有个夹层似的，里头多少坑，你要敲吧，这儿当当当，那儿咚咚咚，各种坑的声音都不一样。(石桌石鼓)“文革”时候不知道让谁给
(推之义)下去了。石头形成各种各样的仪态，多少石头好像堆起来似的，跟别处都不一样。
明朝那几个首领不都是回民么，常遇春，胡大海，沐英，闹不好连朱元璋都算，反正我看有个材料朱元璋都算(回民)。他是凤阳人，那个地方南边是回民村，北边是汉民村，他们姓朱的一大户，他父母去世的时候是用白布裹的，回民用白布裹。因为什么他改了这个(汉族)呢？这是对民族的一个保护。
定：这怎么讲？
黄：他要不说他是汉族，那汉族群众起来反对他做皇帝，末了儿还不得连你整个民族都给反了。他一个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一个为了保护他的民族。
定：也真是啊，他的皇后姓马。
黄：是呀，马是回族姓。他们的把兄弟哥儿七个，大部分都是(回族)。而且他成事之前，当过海里凡，汉民说他当过小和尚，不是，他是到清真寺当过海里凡注222，我们叫海里麦。牛街那儿有人写了一本书，说朱元璋写过一个百字令碑，在南京可能是，刻了100个字，圣赞，赞扬穆罕默德圣人，他为什么特别崇拜穆罕默德，也说明这个。
定：可是他当了皇帝没有表现出来啊。
黄：他不能表现，一表现就麻烦了，他这统治就不成了。常遇春他们后来就退了不是？庆功宴完了就死了一部分嘛。注223
定：你们这是个大村是吧？
黄：都往这儿集中不是？反正回民就都奔这儿来。明朝还不怎么太兴盛呢，清朝最兴盛。而且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有一个神弹子李五，就是西贯市的，《施公案》有这个。它写的是“家住千逢山凤凰村”，它那儿过去叫千逢山，这以什么考证呢？这儿过去不是起会吗？进香起的那个会，阳坊庙会呀，妙峰山庙会呀，各种各样的文艺吧，起会的时候那小旗上都写的是千逢山。阳坊跟西贯市挨着，分不出来。
定：神弹子李五是真有其人吗？
李：真有这人，而且这人是西贯市人。
定：那你们谁是他的后人呢？
李、黄：这就不好说了，没有那么直接下来的。没有记载。
定：村里都知道这个神弹子李五吗？
黄：好些老人都知道，往后这人就知道得很少了。
定：我听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以后慈禧出逃，第一站到的就是你们这儿。
黄：对，这是第一站。第一站的原因有什么呢？可能她父亲在西北哪个地方做过王，在那边有宅子，她选宫的时候是坐西贯市骡驮轿来的，就是两个骡子中间驮着一个轿，人赶着，后来传说说成是骆驼轿，那是错的。然后她这次一逃走呢，她又想起西贯市来了，就愿意上这儿来。
定：说她到这儿来你们祖上对她还挺好的。
黄：对。
定：我还听说一个故事，说你们这儿有个李家特别穷，他们因为护送慈禧到西安就有功了，被赏赐了好多钱，后来就特别有钱了，有这回事吗？
黄：这事反正是有，具体怎么回事儿不太清楚。因为有一个叫李福的，他是给西太后赶脚，一个康玉保的父亲给光绪赶脚。那阵儿不是轿车啊，都是坐骡驮轿走，李福他们家就是赶轿子的。他们原来穷，给人干工作，当小工。给人佣工那哪能富裕得了啊？末了儿西太后认他们两个人为干儿子，那肯定少赏赐不了。李福是哪户的李就不知道了。
骡驮轿注224
位于今天阳坊胜利饭店前的骡驮轿模型(定宜庄摄于2003年)
慈禧从西安回来以后就问北京城的情况，说除牛街以外别的地方全都烧杀闹事，就是牛街平安无事，因为牛街有个王匡阿訇，带领众乡老组织团练，保卫牛街，结果就没闹事。牛街没有受到侵害。慈禧到西贯市清真寺住过一宿不是？也有这体会。后来就捎了三套琉璃瓦，从河北无极县捎来的。给了西贯市清真寺一套，给了牛街清真寺一套，给了朝外下坡清真寺一套。又写了“忠输亲上”注225的一个匾额，对回族还是有点感情的。
2.东光裕、西光裕
李：据我表弟李守信说，咱们村有一部分回民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山东德州。山东德州有一个石村和黄村，现在就叫石黄村，是从那儿来的。就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反正就追到那儿。
黄：也追到那儿呀，也追到沧州。
李：对，沧州那支也是从南京过来的。
黄：由南京过来哥儿四个，哥儿三个留在沧州了，哥儿一个落在咱这儿了。据说最早形成东光裕这个镖局的就是那哥儿四个里头的这一个。后来又分出什么西光裕呀。又有老西光裕，老西光裕又分出新西光裕来。都是那哥儿一个又分下来的。
定：东光裕是什么？
黄：它是镖局呀。过去叫保镖呀。它属于长途运货。
定：噢对，原来李家是特有名的镖局。
黄：北京八大镖局里头西贯市就占了两个，东光裕、西光裕。
李：根据我表弟考证的，是先有东光裕，后来又分出西光裕。从西光裕又分出同和裕、路和居等，他说都是从那儿分下来的。都是镖局。
定：它怎么发的家做镖局呢？
黄：年代久远了，就传不下来了。
定：你们村到底有多少户啊？
黄：老户主要就是两户：李家，李家就分好几户；黄家；还有一个康家，康家是后搬来的，据说是从京东康营来的，具体什么时候搬来的就不知道了；大户还有一个海家，海家也是后搬来的。
他们姓李的过去也分三户，后来又有搬迁来的，以前就分三户。一户是梢门李，一户是板子门李，一户叫红门李。就是根据家庭状况，以这门定的这三户的根源。这家安一栅栏门，那叫梢门，树梢的梢，编的那个。这家安一红门，还有一户钉的板子。现在红门李找不着根据是怎么回事儿了。就是板子门李最大，路和居，同和裕，西光裕，统一都属于板子门李。后来就是东光裕，它算板子门李。
3.李守勋家的人和事
(1)奶奶的父亲这边
李：再早有些事，咱不清楚。就说我们这门吧，我奶奶就是西光裕的。有些人物应该提一下，有个人叫李恩涛，李恩涛是我奶奶的父亲，挺有名的。注226
黄：这是号，正名叫李锡伦。他算新西光裕的，西光裕后来又分支，他们叫新西光裕。到他们这一代就不是镖局了，他们就属于栈房，修好京张铁路以后就是栈房，你来了东西，我在这儿给你存着，货栈，然后完了我收你钱，我再给你送走，挨着火车站。
李：实际上京张铁路修了以后这镖局就不成了，后来就等于开栈房了，是不是？
黄：对。镖局就不成了，这线铁路一通就不用你再走镖局给他送货，火车就走了。所以他们就改开栈房了。他是以这个为领东，掌管这一摊儿，由这儿到张家口，到大同，这一段上基本上大站头都有他的栈房。那阵儿北京不是有集成，合顺，西光裕吗？集成栈房，合顺栈房，西光裕栈房，这三家栈房跑这京张线。西光裕还算最小的呢，他是西光裕栈房。李家这镖局走的就是西北路。
定：那就是说他实际上还是走的这个路？
黄：还是走的这个路，走的这个路线，到张家口。
定：(问李)您奶奶的父亲是做这个？您奶奶也是这个村的？跟你父亲都姓李，那不是同姓吗？
黄：(替李回答)不是一个门啊，不是一个支系。同姓的这个呢，我们这个伊斯兰教超过五代，可以通婚，过去说出五服不是？出五服以后血统上就远了。
定：(问李)您的奶奶要活着有多大岁数？
李：也得照着百十来岁了，日本时期她父亲就六七十岁。这个李恩涛算有名的绅士，我听说过他的几档子事，挺好的。日本时候有一次八路军杀了一个日本人，日本人非要报复，把阳坊西贯市人都给弄到大庙前头去了，当初那儿也有戏台子，都架上机枪要屠杀，就这个李恩涛出面找的日本人，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的，反正最后免除了一场灾难。还有一次听说是土匪还是逃兵吧，要抢阳坊地区这些个商户，他知道了，自个儿就带了好些个银圆到那儿去，给他们一人俩银圆几个银圆吧，给这伙人搪走了，没抢成。他老做好事，只要有我们叫要乜帖的，一般说就叫要饭的，只要他要瞅见就把他请到家去，好吃好喝地(招待)。
还有一个，就是李恩涛的儿子，叫李宝清，是我的舅爸爸(ｂǎ ｂǎ)，我奶奶的弟弟，也是一个开明绅士。
黄：他们是4个，姐儿俩哥儿俩。还有一个叫李宝华。
李：就说这个宝清我知道一点事儿，这人特别开通特别开明。他最大的一个事儿，西贯市小学当时没有房舍，他捐出房子建这个小学，把家里起码是多一半捐出来给小学。
黄：他家捐给小学16间房。我们村原来就有小学，后来才成立中学，1954年。
李：要不然他得弄一地主，因为这个后来弄一上中农。这人特别不把这些当回事，要说过去也是有钱人家的，解放以后自个儿卖菜。
黄：解放以前他就自个儿卖菜。
定：他也读过书吗？
黄：他文化不错。他没有(栈房)了。他就种园子了，就是种菜地。
李：他也没在外头干过。
黄：干过，没待多长时间。他跟张作霖那儿管过一段军需。
定：那他跑东北去啦？
黄：对。人家给介绍过去的，介绍过去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哪，不行，事情太大，管不了，出点错咱们担不了这事儿，他怕出错，出了错他受不了啊，连命怕都得搭上。从那儿回来以后就扎到家里哪儿都没去。
定：他爸爸跟张作霖还有关系？
黄：对。他们跟这几个军阀过去都互相利用啊，过去那阵儿来兵，散兵游勇过来了，到这边就想吃地方不是？李恩涛就出面了，你哪单位的啊？你军长是谁啊？把这事应付了，末了儿一人给两块钱，走吧。互相照应互相利用。
李：李宝清就是自食其力，周济穷人。我听说有这么一事，他瞅见一个要乜帖的，就给让到家去了。那会儿家里雇了几个人，他把雇的人的饭给了(要乜帖的)吃了，跟雇的人说我给你们钱，你们回家吃饭去吧。心眼儿特好。他后来住到酒仙桥，他儿子在那儿住着，跟人家合用一个厨房，他那油罐跟人家的油罐都跟厨房那儿搁着，有一回他一进去瞅见那家人正使他那油罐往自己锅里倒，他怕让人家发现，他倒赶紧退出来，就那样。你要一般来说，你怎么使我的油啊？得问一声吧，不价，赶紧你使吧，不让你知道，就像是我不知道。
黄：这是性格。你要说两句呢，伤了和气了，伤了和气都不合适。为了避免这个，所以把事情搪开了。
李：还有一个李宝清的姐姐，我叫姨奶奶。我这姨奶奶终身没嫁，她就跟我们家，最后到去世。她就是性格不那么什么吧，不愿意嫁人。反正我听说的，过去不是比较封建么，给她说了一个是麻家，麻瑞的父亲。有一次因为下雨，麻瑞的父亲跟我奶奶家避雨，别人告诉她，说赶明儿你的丈夫就是这人，当时这人淋得落汤鸡似的，挽着裤脚子，挺狼狈的，她一看，哟，就给我嫁这一人，我不干。不干，她父亲就说你要不嫁给他你就哪儿也甭去了就，父母之命不是？(她说)我不去就不去，这么着后来就一直没嫁。我听说有这档子事，当然还有没有别的事就不清楚了。
像我们家呀，我的爸爸(ｂǎ ｂǎ)就是我的爷爷呀，回民管爷爷叫爸爸，管父亲叫爹，管奶奶就叫奶奶。管大爷叫伯伯，大伯二伯三伯。
定：汉人也叫伯伯。
李：但是回民叫得多，在我们这块儿呢，汉人叫大爷的多。管比父亲大的(姐姐)叫姑妈，管比父亲小的妹妹叫娘儿，不叫姑，你们一般都叫姑，这就有区分了。回族老姑娘不多，回族不许可，必须得出嫁。
定：那您这位姨奶奶呢？
黄：这是个别的了，太个别，太少了，就挺各色的了。她不嫁就没辙呀，结婚得俩人同意不是？你不同意这不行，这得算一条件不是？注227
定：满族的老姑娘特多，而且结婚也晚。
黄：那都属于佛教的感染。
定：回族妇女性格是不是也挺刚烈的？
黄：挺刚烈的也是，因为这属于民族的关系。我们婚嫁里头有几个条件，解放以前我们读的历史上，我们就写证明，这证明归谁写呢，归当地清真寺阿訇，都得通过他。他给写阿拉伯文的证明，叫伊札布，就是婚书。这里的条件，头一个呢，就是伊斯兰教说，凭着真主的命令，真主撮合你们两个成全这事；第二个条件呢，双方父母的许可；第三个条件呢，是两个人的同意；第四个条件呢，男方得给女方一定的聘金，这给她本人。这个聘金起到什么作用呢？提高女权，是相当重的一个礼物似的。为什么要这个呢？在阿拉伯社会那阵儿妇女没有地位，伊斯兰教兴盛起来以后它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如果男的抛弃女的了，或者有其他别的事了，这笔钱起码够她，最多的时候能够她这后半生的生活费。从这方面就提高了女权了。现在社会发展了，这成了象征性的了。但是这几个条件必须得有，现在也都有。领了结婚证以后，然后请阿訇写这个。
定：伊斯兰教特别重视婚书是吧？
黄：对了，阿拉伯世界也那样，到中国还那样。现在也有不写的了，现在就根据自愿了。还得有一个条件，有证婚人，还得有当场来给祝贺的人，这是附加条件。俩人偷着办不行。我也是解放以后结的婚。
李：缠足是受汉族的传染。我奶奶就没缠足，我姨奶奶也没缠足，回族人对缠足不像汉族那样。小时候缠足不是疼嘛，我奶奶的父亲说不缠就不缠吧，就没缠。那阵儿汉族妇女缠足就是为了限制妇女。妇女上外头去的很少，再说吃喝也不方便。
西贯市清真寺中的女盥洗室(定宜庄摄于2003年)
(2)爷爷这边
李：我奶奶就不价(不像姨奶奶)了，我奶奶就嫁这村了。按我们家这边我父亲写的家谱，就是世系了，就到我太爷，他叫李朝元，然后就是我爷爷，再往上就不知道了。回民经商的不是多嘛，我有一个叫五老爷子的，在岔道那儿开店。在八达岭往西有一个地方叫岔道，按现在说是一个驿站，是官家的。注228在那儿落了一支。现在他那儿又分了好几家，又有一支了。
我家的特点是这样，我们村有一个叫康玉书的，是国民党算是比较高级的将领了，就跟国民党马鸿逵注229似的，后来到台湾了。他是这村人，回族。他带走了一伙儿青年，带到西北，这伙人后来反正都干点事儿吧，那阵儿我们村去了好几个呢，我那爷爷也跟着走了。我爷爷后来算起义人员，归八路军了，起义以后还不错，原来当县长，在贺兰县什么县。后来我听说在一个县里头当过一个供销社的社长吧，那就不清楚了。我听说在那边又寻了一个，又分下一支来。我爷爷后来一直就没回来，1960年还是1961年，无常(去世)在那儿了。
我的姥爷李常亮也是跟着一块儿去的。我听说他后来专门管马鸿逵四姨太太的后勤。马鸿逵有一个四姨太太挺宠的，他给她当后勤，算马鸿逵的副官。后来是算是起义呢，还是投诚，反正解放后回到西贯市无常(去世)的。
我爷爷没回来，我奶奶就带着我父亲、我叔他们哥儿俩，还有我一个娘儿，一直在这村。
定：您爷爷走了您奶奶靠什么生活呀？
李：他从那儿给寄钱呀。再一个家里有点土地，种地。后来我父亲和我叔就在富成兴还是什么在那儿学徒，在阜成门外，粮行，也不算太大。
定：您父亲要在的话应该是多大岁数？
李：今年应该是八十四、八十五。我叔叔也不在了，他先走的。我父亲当过民管会主任，干了20多年，他好记点什么，他也有文化，我父亲好像上过初中。
黄：他是西北中学没念完。因为“一二·九”运动，后来回来的。那阵儿北京有成达跟西北这两个回民学校。成达就是现在的回民中学，那阵儿叫成达师范。注230西北(中学)也离那儿不远，具体地理位置我不知道。注231
定：你们这儿的孩子是不是都上那儿上学去？
黄：也得家里有俩钱儿的，没俩钱儿你也念不起，说实在的。
定：(对李)你们家算是有俩钱儿的？
李：我爷爷在外边到时候给寄俩钱儿来。我父亲那阵儿跟西北中学念书的时候，有时候钱寄不到，冬天的时候没的盖了，就当被卧，钱寄到了再把它赎回来。后来搞“一二·九”运动，家里头害怕，后来就没让念，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务农了，在商业上干几年。后来(解放后)咱们这儿占地盖研究院，地占了给了点钱不是？用这钱就拴辆车，搞运输。解放前我听他说也跑过买卖，骑自行车往城里边运货。
黄：交通不方便不是？就骑车由这儿带粮食往北京带，由北京看百货什么合适再往回带，做点儿小生意。回民特别爱做买卖，因为回民的祖先就是波斯那边，阿拉伯那边的商人，还有俘虏，元朝那时候先打小亚细亚不是？从那边征过一部分兵来，帮助他征服了宋朝以后呢，把兵就分散到各地了，大分散小集中。在那边他们就爱做买卖不是？爱跑商队不是？由沙特奔叙利亚呀，奔埃及呀，自由随便那阵儿。
定：我听说你们李家有在北京城开买卖挺大的？
李：反正有经商的，开的是粮行，卖粮，到底多大咱们不太清楚。还是板子李的，他们人员比较兴旺。
定：我听说有一个在城里头开钱庄？
李：应该有一个钱庄。因为慈禧逃亡的时候不是在西贯市待过吗？回来以后给西贯市写过匾，后来又专门给西贯市清真寺拨过银子，也不知是多少万两银子，这银子就存到咱村一个钱庄里头，叫银号什么的。
黄：钱庄比银号小。
李：后来就因为动乱哪，慈禧给拨下来了，没修呢，这笔钱就没了，最后这清真寺也没修成。
定：哪场动乱？
李：北京后来不是挺乱的嘛，段祺瑞什么这来那来的。这都是传说，不是那么太清楚。
我一直当教师，也是不容易。我们这个成长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史。我们属于农业户，我那叫回乡，属于居民户的都是上内蒙古插队。我在生产队干了10年活儿，1977年恢复高考，我头一次就考上了，上的北京师范学院分院，白广路18号。500人嘛，全是岁数大的。然后分回来了。
4.黄炳成的家世
黄：我姓黄，叫黄炳成。我们家可能都是随军过来，就是明朝。那阵儿不是燕王扫北，随着燕王过来的。那就是从南京。
定：你们家在这儿多少代了？
黄：具体多少代不清楚了。反正我们家坟地占了好几片了，都埋满了。
定：没有李家大吧？
黄：没有他们的户大。我们在西贯市村啊，户数没发展起来，现在还是十来户。
定：我看您这长相不像汉人的血缘。你们原来是汉人呢，还是跟着他们(阿拉伯人)过来的？您知道一点儿吗？
黄：您根据我这长相啊，这深眼窝，这高鼻梁，我这血缘就好像还算西亚那血缘似的。我这胡子没有一根直立的。全带弯儿。
定：汉人一般不这么留胡子。一看就看出来。(对李)您就看不出来。
李：我就不好看了。可我那表弟一看就看出来，大连帮络腮胡，皮肤也不一样，好像有点发红呀什么。头发也卷着。
黄：有相当一部分从眼睛上能看出来，他那眼睛呢，是黄眼珠，他那黄眼珠呢，是黄蓝相间的，不是纯黄的。
定：你们这一支是不是都是你们这长相呢？
黄：按说我这个支系是属于昌平的，不是西贯市黄家的。因为我的祖辈是昌平的姑奶奶给的这村，给了这村呢(她)没生养，回家要了一个内侄来，就是我的祖爷爷，从昌平过继过来，继续黄家这支，所以我与那边有关系。为什么有人还保留原来那个(相貌)，有的就瞅不出来了呢？就是当兵过来以后，有的跟当地的汉族姑娘是这样(通婚)。所以现在就都不好说了。
定：您爷爷上边的事您听说过吗？
黄：不太清楚了。我那(太太)也是本村人，她父亲到张家口经商去了，又回来的。我爷爷跟西光裕给他们栈房跑了一段缉查。那阵儿也叫缉查，天天由这儿到那儿由那儿到这儿，给跑这个，有不法的呀，不合适的呀给改改，纠正纠正。因为这样呢，我爷爷性子比较耿直，得罪了一部分人，后来人家上我们家房上扔砖头去，把事就辞了不干了，就在家里待着。我奶奶也是这村的，姓冯，是从南边搬过来的一户，(她家人口)也是不多。
我父亲是眼神不好，重度近视，一直就没出去。所以我们家从我记事就务农了，祖上传说的也很少。从我们黄家这门说，就是都比较不富裕。有做小买卖的，有种地的，做小买卖就是天天儿早上起来出去，后半晌买回二斤米来够吃的就完了。没有离开过。
定：你们这个村后来就都种地了？
黄：都以农为主了。一个种地的，还有一部分到城里边经商，当学徒啊，经商啊。
定：您父亲他们哥儿几个？
黄：一样一个，我父亲和娘儿。我爷爷也是一样一个，我们家一直就兴旺不起来。(我娘儿)嫁的也是李家，同姓不同宗。一样一个，嫁出一个娶进一个不就单传嘛。我们这辈我们哥儿俩，就算人多了，娶进两个，人就兴旺不是？我哥哥不在20多年了。我生了5个，4个儿子，一个闺女，就兴旺起来了。可是这一代计划生育，(人口)又下去了，就大儿子生了一个小子，那哥儿仨生的都是姑娘，还是单传。
我母亲姓海，我姥爷也是上宁夏的。
定：你们西贯市都是在本村里这么来回来去通婚吧？
黄：有这关系，反正原来大部分都是，回民愿意给回民。
李：回民愿意找回民，生活习惯方便。这两年给外边的才多了。
黄：过去回民不往外找，信仰不同不能通婚。就是娶进一个汉民来，你也先得入教，入了教以后才能通婚呢。现在有不入教的，也得了解伊斯兰教的习惯。
我们跟沙河那儿通婚的多。那儿有4个回民村，定黄庄，南一村，北二村，也不算回民村，就是都有回民一二百家。再远了就是小辛庄。海淀那边过来的少，因为它都得有引线不是？得有人给介绍。我们村(跟)哪儿(通婚的)还多啊？张家口那边的多。张家口那边有个叫小西贯市的，从这村走的，上那边去的，有一部分。都是经商。然后跟那边落户了。过去交通不方便，张家口是一个大转运站。皮毛商啊，这边的东西往北运哪。回民主要都沿着交通线。
那阵儿我写过家史，就是说“回民两把刀，一把卖羊肉，一把卖切糕”，就是在解放前后，解放以后也是，好些做小买卖的，什么挑八根绳的呀，卖面茶啊，卖青菜啊，卖水果啊，卖烧饼啊，多啦，几乎家家都要做点买卖，做小买卖维持这生活。
定：往哪儿卖呀？
黄：阳坊这一带呀，阳坊这一带属于集市呀，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山里这三四十里地的东西，果品什么的，都得通过阳坊集市转不是？所以阳坊地区商业比较兴旺。我们村老人说，早起什么都没有，现去买点米买点面，回来做完烧饼一卖，得，吃喝全来了，一天的生活就全来了。也有一部分人是直接上面铺，约(称)10斤面1斤油，先不给钱，然后就做，后半晌回来再给钱。给了钱以后呢，再约一份(10斤面1斤油)，剩下的节余就够一天的生活费。
定：你们解放以后都务农了是吧？
黄：经过合作化以后，这一限制这个，整个都给改成农业了。1956年合作化以后就全给限制住了，干什么都不行了。
定：没有限制之前是不是这村也挺富裕的？
黄：那阵儿还可以，刚解放两三年三四年那阵儿比较都不错。那阵儿甭管怎么样，有地方弄去，有法儿弄去。一合作化以后呢，什么都没有了。
定：一让种地就不行了？
黄：哎对了，就不会种地嘛，现学不是？我给谁呀，给沈玉河，他有二亩坟地，找我父亲去了：“二叔，我有二亩地，您给我豁上去，家里有驴有人。”哎，给豁上了。豁完这地呢，苗出来了，又找我爹去了：“二叔二叔，二斤高粱您给我撒了一地，您让我怎么弄啊？”不会种。“我不给您撒地里我给您埋一堆成吗？”注232这是实事，还不是笑话。
定：那时候靠着阳坊的集市还有吗？
黄：没有了，集市都给撤了。过去是挺大的集镇呢。由后山三四十里它是一个转运点。要说过去那阵儿拿画地为牢比方啊，不恰当了，确实就到那个程度，养俩小鸡子都算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是？注233
定：我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前沙涧教书，那时候你们的村子穷得呀叮当乱响。
黄：特穷。穷就是因为不让做买卖。不会种地，也不喜欢种地，就拆房，卖祖宗的房。反正就是(一九)六几年，“文革”前后，甚至七几年。那二十来年困得可以，什么都发展不起来，什么都不让你弄啊。后来一改革开放，西贯市很快就跟别的村不一样了，就发展起来了。
［另一村民的插话：我们西贯市村几百年的历史当中就那一小段的时候穷，开放改革以后我们率先富起来了，在这以前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那一段我们就已经率先富起来了。那时候的月值已经达到400块钱，相当于八级工啊，邓小平被打下去以后注234我们这个没变，坚持邓小平这种政策，真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富起来。你们都看了，大都、胜利(指两个涮羊肉店)，南口都没有这样的楼，沙河都没有。回族人民确实是聪明，聪明能干。
定：(20世纪)50年代强迫你们在这儿养猪。
村民：强迫。可是那时候对我们很照顾，卖猪的时候不用排队，我们卖破猪他们当好猪称，送小猪的时候都不跟我们要钱：“养去吧。”］
定：(问黄)您现在是在管委会？注235
黄：每一个伊斯兰教回民聚居区都有管委会。就是管理一些清真寺的事务，宗教事宜。开斋节的开支呀，乱七八糟的收入。阿訇就管教务。要是无常人(指有人去世)有好多风俗习惯都得去做。我们清真寺原来有一个铁柜，就在东光裕搁着，1958年宗教改革以后搁到供销社了。
1958年伊斯兰教有一个宗教改革呀，礼拜寺都关门了，不让做礼拜，给人都轰走。我们这个清真寺是(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建的，那阵儿让大队给当了库房了，搁粮食。没当库房的(建筑)都给拆了，过去那四合院，前头有俩井亭子，特漂亮，那黄琉璃瓦都是宣统三年官窑制的，有历史的。院里头还有一个大过厅，我们小时候在那儿念过书呢。北边有北讲堂，南边有南讲堂，都拆了，就剩大殿没动了。北京市就剩了东四和牛街两个(清真寺)。将近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的。
沙河注236也有清真寺，建得也不晚，现在还有，你走到马路上能看得见，是后来重修的。我们这个没动。
定：信仰也不让信，买卖也不让做，混同于汉人了，可是还让你们报回族。(众笑)
黄：这也是一个矛盾事，国家有些政策是照顾少数民族，比如学生考学给加分，回民还能够埋(土葬)。可是有些政策少数民族就难充分理解，比如早先学校里头，回民应该讲点回族常识，现在不让讲，回民小学就按照教学大纲，不超过18周岁不许可受到宗教的感染。实际上伊斯兰教的常识和宗教离不开，三句话就连起来了，因为它是一个系统。现在就靠家传。
李：比起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就好多了。
黄：好多了，那阵儿宗教职业人员归公安局管，属敌对性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成民政局管，就和缓了。注237
我们家没出过阿訇，正式的阿訇都是外边请，因为伊斯兰教的规定就是由外边请。我们村清真寺现在有两个(阿訇)，都是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毕业的。北京现在有两个经学院，一个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牛街的。一个是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在天桥。
定：你们现在还做五功吗？
黄：我还天天坚持。
定：(对李)你们这个年龄的还去礼拜吗？
李：像我这个年龄的有一部分去，但是还有好多也就不去了，我就是节假日去。老人去的比较多，年轻的少。
定：你们村的人还像过去那样练武吗？
黄：现在基本上绝了。过去挺多的，过去保镖你没武术成吗？过去有老人教，解放以后还有人教呢。回民里头我听说好像一个是查拳，查拳在回民里挺流行的。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是弹腿。注238李五的号叫李公然，他就是打弹子。还有一个高八爷，挺有名，轻功特别好，他是咱村请来的，后来就跟这儿落户了。
定：那时候妙峰山走会，你们村里热闹吗？
黄：我们回民不走会，信仰不一样。伊斯兰教呢，是不拜人不拜物不拜像，所以它没有会。有的时候四月庙不是？庙会就凑凑热闹，练武术，那叫出风，就是出出风头，表演一次，它不往那里头去，不算走会。五虎棍是阳坊(汉民)的，那会儿是朝拜，拜娘娘庙，沿路都是烧香磕头的，一直往那么去。
后记
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
注释
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注2我见到的，如尹钧科先生著《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相关的几篇论文。但作为国内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却似乎仅此而已。
注3朴趾源著，朱瑞平点校：《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104—106页。
注4潞河中学在通州区。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创立第一所教会学校，始称八境神学院，后改称潞河书院、潞河中学。
注5在从通州到京城这条古运粮道上，过去有“五闸二坝十三仓”的说法。明朝正统三年(1439年)在京城东便门外修大通桥，从此这里成为北京通向通州的通惠河的起点，大通桥上的大通闸为头闸，庆丰闸为二闸，高碑店闸为三闸，花儿闸为四闸，普济闸为五闸，就到八里桥了。所谓二坝，都在通州，有石坝、土坝两座，详见刘先生下面的正文。
注6自明朝修通惠河后，粮船不再过闸，漕粮都是由人力搬运到上游停泊的船中，运至上闸。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初十日《实录》：“通州向有游民，专恃漕粮抵通盘坝，负米为生……”刘先生的爷爷从事的就是这个营生。
注7石坝与土坝通称二坝。旧日凡正兑漕粮(运京)都向石坝交兑，改兑漕粮(贮通)都向土坝交兑，有坐粮厅收米。
注8基督教在中国的教派当时有十余个之多，所谓4个，可能是指美国在中国的4个基督教会，即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和圣公会。也有说是指美国的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会，英国公理会的。
注9潞河医院是美国的教会医院，始建于1878年。
注10庆王府位于定阜街3号，定阜街东起龙头井街，西至德胜门内大街，呈东西走向。庆王府现被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后勤部占用。关于庆王府，可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对张寿蓉的访谈。
注11《野火春风斗古城》是196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一部反映城市武装斗争的电影。通州鼓楼已于1968年10月被砸毁。
注12刘子扬先生这里说的是他自己，清代秘密社会是刘先生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曾参与策划编纂公安部组织撰写的《中国秘密社会》一书的全过程。又与张莉合作著有《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全四十册，包括研究与档案整理，线装书局2006年)出版。
注13通惠河漕粮的最后停运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注141886年，美国传教士富善来通州布道传教，他的夫人富善慕柯·撒拉于1904年，在通州新城南门外西侧，护城河南岸建“安士学道院”，专门向妇女传经讲道。1914年“安士学道院”扩建，改名“女蒙馆”，开始招收女童入学。1923年改为六年制小学，同时开设初等中学教育，招收中学生，另有师范一级。1927年正式定名“富育女子中学”，在河北省教育厅备案。1941年日军侵入通州，学校被迫转移西迁，改称“河北省立通县女子中学”。1946年复校原址，1951年改称“河北省通县女子初级中学”。1960年改称“北京通县第二中学”。刘先生解释说：“男校女校，都是教会办的。有的是美以美会的，有的是长老会的，闹不清楚。听我姥姥说，东边是潞河中学，西边稍往北一点顺着城墙就是富育女中，当时教会学校是对等的，潞河—富育，贝满—育英，崇实—崇慈，崇德—笃志，汇文—慕贞，都是对着的(这10所中学都由美国基督教会设立)。”
注15道济医院，最初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5年创办的妇婴专科医院，1912年更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至今。
注16八里桥距京城20余里，是由通州进入北京的咽喉之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于1860年(咸丰十年)攻陷天津大沽，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马队、步军从天津撤防到八里桥，以少有的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但仍遭惨败，结果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注17这里说法有误，沙窝门指的是广渠门而不是复兴门。老北京人对城门往往用元代的旧称和俗称，将广渠门称为沙窝门就是一例。而复兴门是清亡之后在老城墙上新开辟的通道，所以没有旧称。
注18跨车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中部，北起太平桥大街，南至辟才胡同。清朝时称为车子胡同，相传是由于胡同中有造车厂而得名。跨车胡同原来的13号是齐白石故居，现在临近辟才胡同的路边。跨车胡同现在是北京最短的胡同，长约40米，只有一个门牌，即齐白石故居。
注19这里说的小西天位于北京海淀区，积水潭与铁狮子坟之间。此地原为旷地，西北有庙名“小西天”，周围的地方就都泛称为小西天。小西天之庙是一个小庙，现已不存。不知刘先生这里提到的是否就是这个庙。
注20老虎洞位于海淀区中部，东起娘娘庙，南至果子市、菜库、香厂子，西至西大街，北抵军机处、娘娘庙。因街西口原有两尊石虎而得名。与旧时的燕京大学(今北大)仅隔一条街。自清朝以来，老虎洞街非常繁华，两侧铺面林立，成为北京大学师生经常出入之地。
注21安东在辽宁省，今称丹东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义州市隔江相望。
注22参见下篇《“勤行”的手艺——张强口述》中有关西直门外的“坑口”部分。
注23关于京郊的坟墓和看坟的坟户，已有一些专著与文章发表，可见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重点在实地考察清代诸王坟的地点、规制与变迁。另有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第三部分“园寝附近的满族”，重点讨论他们先满化后汉化的民族认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81—92页)。其他的则以介绍性为主了，此不赘述。
注24他认为的三个点，一个是外三营，本书后面有专文提到，一个是王公园寝，还有一个是庄头。见《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页。
注25戴鑫英先生所述内容与这篇访谈略有出入，可互相参照，不过此篇应该更为准确些。
注26肃武亲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顺治帝福临的长兄。他的坟俗称老坟，亦称架松坟，位于今劲松三小的位置上。
注27富寿是豪格第四子，顺治八年袭爵，改号肃显亲王。温郡王猛峨是他的弟弟。当地人称富寿为大王，猛峨为二王。故有大王坟、二王坟之称，位于老坟西北。
注28显谨亲王衍璜是第四位肃亲王，他的坟墓称“新坟”，在报觉寺东侧。1965年以前一直是架松小学校址，直到1966年才将学校迁到老坟，新坟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见图)。
注29最后一个肃亲王善耆，1922年病故于青岛，灵柩运回架松村，墓地用显谨亲王阳宅改建。因肃王府在这里栽种果木并建花洞子一处，故称花园。以上参见冯其利：《清代王爷坟》，91—95、99—100、105—106页。
注30老北京一般说“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城门。“内九”是指北京内城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南面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外七”是指北京外城北面的西便门、东便门，西面的广安门，东面的广渠门，南面的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皇城四”是指皇城北面的地安门、西面的西安门、东面的东安门和南面的天安门(见图)。
注31“九门八点一口钟”与“内九外七皇城四”是连在一起说的。过去京城夜间要关城门。关门前都要打“点”，点是一种古代的打击乐器，用铜铸成，类似桃形，呈扁平状，中间隆起，边穿两孔，悬而击之，敲起来声音很响。关城前要敲三遍“点”，第一遍“点”敲过，关上一扇城门，敲第二遍“点”时，另一扇再关上一半，敲第三遍“点”，门关得只留一点儿缝隙。赶城的人从很远处就能听到打点的声音，这时都使足了劲儿奔跑，跑得气喘吁吁，有时跑慢一点就被关在城外进不了城，或关在城内出不了城。在拙著《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就有鄂凌英女士对打点的叙述。九个城门有八个城门关城时都是打“点”，唯独崇文门关城时敲钟。至于原因，因多涉故事传说，而无准确说解，此处不赘。
注32这里说的运粮河其实不是通惠河，而是萧太后河。
注33杉树树干砍去枝叶后制成的长而直的杆子。建筑施工时用于搭脚手架。
注34李先生是我去拜访白四先生之前，在楼里见到的除程先生之外的又一位老人，详见本篇下文“汉人的坟户”一节中的访谈者按。
注35宪度之即宪容，字度之，肃忠亲王善耆的第十九子。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
注36程老人之妻70岁，据白四说，她并不是架松村的人，这里说的当然是她听来的传说而已。按清朝的确有“选秀女”与“选宫女”之制，所有旗人之女出生之后都要入册，及岁之后需参加阅选，这是有一整套制度维系的，而不像程女士所说见女子便逮。将程妻的话原文附录于此，是因当地百姓有这种说法，是很有趣的现象。
注37滴滴涕(DDT)，是有效的杀虫剂。20世纪上半叶曾普遍用来驱灭蚊蝇。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滴滴涕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70年代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白先生这里所说的火绳，是用来蘸滴滴涕药水的，当时家庭多将这种饱蘸滴滴涕药水的火绳悬挂于室内以灭蚊蝇。
注38日本亡国的说法当然不准确，这里指的是日本投降。
注39全聚德，指的是全聚德烤鸭店。该烤鸭店的创始人确实姓杨，名寿山，字全仁，河北冀州市杨家寨人。十多岁进京谋生，1864年(同治三年)创建全聚德。杨寿山也确如李先生所说有三子，长子名杨庆长，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全聚德，三子在天津南市开了全聚德分店。
注40对于架松的包衣和坟户，橘玄雅先生在读过这篇口述之后，有一些重要的补充，兹引录于下：首先如口述中所说，“哈一党，夏一窝”，哈家和夏家都是肃王府里重要的包衣。先代肃亲王的侧福晋里，有不少是他们两家出的。如肃良亲王隆懃的三侧福晋哈佳氏，在宗人府《红名档》里写的就是“镶白旗包衣人，哈二保之女”。再往上，显密亲王丹臻有庶福晋夏佳氏(夏成格之女)，肃恪亲王华丰有侧福晋夏佳氏(三保之女)，她们应该都是王府包衣出身的，但是否是架松的，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关家，记录并不算多，有可能属于人口多但是并不太得势的。除去哈家和夏家外，我所了解的主要是佟家和唐家。佟家是架松包衣，其家的姑娘入府里伺候，被肃忠亲王收了房，后来请封了二侧福晋。这位二侧福晋是肃忠亲王一辈人里最后去世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位葬在架松坟地的肃王府的人。至于唐家，也是架松的包衣。他们家与肃王府的管事处人事有关。1922年，肃忠亲王家眷大半随灵柩回京，这时期肃王府的“大管事”即由唐家出任。最开始，唐家只是坟上的普通包衣人，因其家里的姑娘被肃忠亲王的长子宪章收了房，而老王爷去世后，长子宪章袭了爵位，宪章之嫡福晋又早已病故，这位唐侧福晋的叔父便成了肃王府的“大管事”。结果，宪章与唐姓人不能服众，家内矛盾很大，以至于1925年时唐家便失了势，其后肃王府的后裔便逐步前往东北，北京肃王府的管事处便仅存虚名了。在日本东洋文库存有肃王府在昭和五年(1930年)时东北的一些财务记录，其中记有两位家臣，以嵩泰居首，傅宽居次，有专门给这两位的工资，并写嵩泰为“第一家臣”，应该即是当时东北肃王府的“大管事”。可惜这两位的姓氏并没有记录。个人推算，嵩泰和傅宽的年纪应该相当大，因为老人说过，傅宽是随着肃忠亲王在庚子护过驾的。肃忠亲王在1912年年初前往东北，数日后家眷便都随往，到肃忠亲王1922年病故于旅顺的10年间，北京的肃王府是一座“空府”。即便如此，依然需要人来打理、看守，于是管事处也随之分为东北和北京两部分。口述中提到的“哈奉迁”，大概是1912—1922年期间肃王府留京的大管事，二管事则是高姓。同时，在东北肃王府还有另外一套管事机构。因为“主子”们都在东北，所以留京的管事官大概都是“等而下之”了。
注41拜唐阿为满语bɑitɑnggɑ,意为服役者、执事人。
注42本段内容部分引用了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第六章“宗族制度”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271—273页。
注43关俊民先生在博客中提到，他的伯父关宗典，是冯其利先生有关肃王坟的资料提供人。
注441901年善耆随慈禧皇太后回到北京时，肃亲王府已经被八国联军烧毁，只存垣墙。肃亲王不得不在东城北新桥南船板胡同内(今东四十四条西头路北)重新建造王府。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新府原为道光年间大学士兼四川总督宝兴宅，后由荣禄所得，荣禄复卖给(或云赠给)肃王善耆。新府规模不大，仅由几个大的四合院组成。新肃亲王府在日伪时期由日本人占用。1947年被善耆十九子宪容和善耆长子宪章一起出面卖给了法国天主教作为神学院使用。1949年，新肃亲王府被政府没收，一部分被某公司改造后用来制造袜子，一部分成为居民住宅。
注45肃亲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顺治年间建，历代袭王俱以此为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沦为日本使馆，只存垣墙。其地现为北京市政府。肃亲王名豪格，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以功晋封肃亲王，是清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因太宗死后，曾和多尔衮争皇位，当多尔衮得势后，备受迫害，顺治五年(1648年)将豪格削爵囚禁，害死于狱中，顺治皇帝亲政后，复肃王爵，追谥“武”。此后，豪格子孙均以显亲王袭封，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恢复肃亲王封号世袭。
注46董海川，原名董明魁，清朝河北省文安县朱家务村人。八卦掌拳术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者，记叙他生平和经历的文章书籍很多，但都莫衷一是。有关董海川生卒年月及诸行状，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一说是生于清代嘉庆年间，卒于光绪八年。据说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后，董海川因触犯刑律(一说是因故犯有命案)，受腐刑，废为宦者，北来京城，供职内朝。后因得罪了首领太监，被告到总管内务府主管民政的肃亲王那里，肃亲王见董海川相貌不凡，器宇轩昂，将他留在自己府中，从此董海川便在肃王府当差。据光绪九年春二月立于万安公墓的董海川墓志铭所载：“后因老乞骸，始得寓外舍。请艺者自通显以至士贾与达官等几及千人，各授一艺。”也就是说，他离开肃王府后还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大弟子，就是关先生这里所说的尹福。
注47这里出现一个错误，可能是关先生的口误。华丰并不是善耆的父亲，而是他的祖父，所以也应该是川岛芳子的曾祖父。感谢橘玄雅先生为我指出这一点。可参见本篇附录《历代肃亲王世系简介》。又，按一般说法，鹰掌为八卦掌中的第二掌，而不是与八卦掌并列的又一种类。
注48雍正五年(1727年)，赏还鳌拜一等公爵，加封号为“超武公”，令其子达福承袭。官至散秩大臣，前锋统领(都是二品大员)。达福后来阵亡于和通呼尔哈诺。达福的儿子岱屯袭一等公，也担任过散秩大臣。达福的孙子德成、德胜都承袭骑都尉(由于达福阵亡而获得的爵位)。另外，鳌拜的孙子达礼善曾任副都统。
注49关先生讲述的他祖先的故事，在正史中未见记载，也就是说，在《清圣祖实录》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官方文献中记载鳌拜获罪后，其后人的情况时，均记鳌拜仅有一子，名那摩佛，亦称“纳穆福”。至于巴哈，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有长子塔哈，原任三等侍卫；次子苏尔达，任领侍卫内大臣；三子拜思哈，原任头等侍卫兼佐领；第五子能图，原任三等侍卫；第六子拜音珠，原任郎中；第七子讷尔都，系和硕额驸；第八子瓜尔察，原任领侍卫内大臣兼佐领；第九子郭罗，原系副骁骑校；第十子开保，原任二等侍卫。该书鳌拜条下还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圣祖仁皇帝追念鳌拜巴图鲁功绩，恩赐一等男，以其亲弟巴哈之孙苏赫承袭。”从中可见，在这十子中，第七子讷尔都，应该就是恭悫长公主的夫婿，是鳌拜的侄子而非儿子。此其一。十子中有名有姓有职位的提及了九个，唯第四子迄未提及，难道就是被过继给鳌拜的那个？存疑。此其二。鳌拜的一等公爵在康熙五十二年由巴哈之孙苏赫承袭，但氏族通谱书中列举了巴哈十子后又列举若干孙子甚至曾孙，却无苏赫之名。而他本应该是巴哈孙辈中最应该被提及的一个。此其三。综观这三点，关先生所述可能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他的祖上有可能真的是巴哈那十子中被过继的一子，即第四子，后来承袭一等公爵的，也可能就是这个第四子的孙子。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而已。《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6—7页。又按，橘玄雅为我提供诸多建议和线索，特此致谢。
注50据北平市社会局印行《北平市工商业概况》“鸡鸭业”：“平市养鸭之户，皆属沿河居民。以沿护城河所养之鸭为最佳。海淀一带次之。乡间所产者，骨大体瘦，品质最劣。当清咸丰年间，鸭户约有三百余家，嗣后逐年减少，现约有一百四十余家，大半分布于崇文门外。原有行会，今改为鸭业同业公会。”1932年(民国廿一年)版，309页。
注52龙潭湖的袁督师庙，是张伯桢(1877—1946)修建的。张伯桢，字子干，号沧海，又号篁溪，广东东莞市篁村胜和村人。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曾两度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四年回国后，先后捐资在北京左安门广东新义园(即今龙潭湖公园内)建造袁督师(袁崇焕)庙，又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即今东城区东花市斜街袁崇焕祠旧址)重修袁督师墓。1919年又在袁督师庙南一里许修建袁督师故居，自建房屋于旁，时人称为“张园”。 张伯桢撰有“佘义士墓志铭”，与康有为的“袁督师庙碑记”一起，都立于龙潭湖公园的袁督师庙之内。佘义士的事迹得以彰显于世，首发轫者就是张伯桢。详见笔者所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外城编第一篇张先生口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549—555页。
注53戴鑫英，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戴鑫英的口述，其中称：“我祖母的娘家是瓜尔佳氏，在北京也是大户，她们家是肃亲王家的包衣，包衣出身。肃王府就是豪格那支儿，在北京的坟地在架松。我记事的时候，我祖母家就沦为架松坟的坟少爷，世世代代世袭给肃王家看坟，一直沿袭下来，繁衍成一个大族。架松关家，都知道，在当地势力也挺大。现在架松坟还有他们的人居住，但是大部分都有职业了。坟地有陵产哪，有树木，有田地，有建筑，看坟的都拿钱粮。坟家要生一小孩儿，都要到宗人府报户口去。可是我祖母他们那支儿虽然属于肃王府的包衣，他们家是内务府发俸禄。”(376页)本篇口述中关俊民先生并不认可“坟少爷”的说法。
注55莲花池位于北京丰台区六里桥东北的西城、丰台、海淀三区交会处。辽、金时均建都于此，池则为都城重要水源。明清以来是士贾郊游之所，后荒弃。20世纪80年代之前成为养鸭场。
注56所谓“豪格那个正妃是被多尔衮霸占了”一说，学界尚有不同说法，此处不赘。
注57纪新先生，即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研究员。该篇口述中所有的“冯先生”，指的都是冯其利。
注58陇驾庄村是门头沟区唯一的少数民族(满族)村。和硕显密亲王丹臻的坟地坐落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二六八野战医院。现在还保留一块驮龙碑，在医院住院处一排和二排之间。
注59永锡(1753—1821)，显密亲王丹臻孙，丹臻第二子、奉国将军成信的第五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肃勤亲王蕴著逝世，永锡以丹臻之孙的关系承袭肃亲王爵位，其父成信亦被追封为肃亲王。道光元年(1821年)卒，朝廷予以谥号“恭”，长子敬敏承袭肃亲王爵位。
注60位于道口的是永锡长子敬敏的坟，敬敏是第七代——和硕肃慎亲王。位于十八里店的是丹臻孙永锡的坟。
注61南王坟是第六代肃亲王蕴著的坟，其父拜察礼是富寿第五子，在蕴著被袭封为显亲王时，他被追封为显亲王。拜察礼的坟位于北侧，俗称北王坟，坟址位于今左安门中学。
注62即第九代肃亲王——和硕肃良亲王、华丰第三子隆懃的坟墓，位于十八里店乡陈家村，即关先生这里所说的陈村。
注63据橘玄雅先生补充：“完颜麟庆公的坟地旧名麟家坟，道光年间由麟庆公亲自选址后形成，在架松肃王府‘老坟’北面偏东。此处坟地1948—1949年被麟庆公后裔出售。”
注64参见白四口述：“哎，有江家、夏家。也有的人都绝了。到这边新坟呢，马家、白家、王家、前河沿后河沿江家。架松圈里头，东边拉，东门里头，姓夏的，夏庆福，老辈不知道叫什么啊；西门一进门到南里头，姓钱，钱祥慈，九十多死的，刚死，没有二年。道北里头，关家，关家后头，姓曹，曹松庆……你看佟家都不是咱们架松的人，佟××他妈是架松的姑奶奶，是左安门佟家的，他们是做轿子的。外潘家窑是大苇坑，大苇坑都是关家的。”其中提到钱祥慈，就是关先生这里说的钱兴存；外潘家窑大苇坑的关家，指的就是关俊民家。
注65张子余，系永定门外二郎庙住持，绰号张老道。早年以经营长春堂中药店卖避瘟散起家，后相继办起长春东号等木厂，亿兆百货线店等大商号。致富后，办理道教事业，收容、组织贫苦青少年参玄学道、学经，有所建树。但他是否为满族，尚未见说明。
注66金受申(1906—1968)，曲艺史家，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原名金文佩，又作金文霈，字泽生，北京人，满族。六岁丧父，十岁丧母，家道衰落，由叔父抚养。他十七岁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即为报刊撰稿，以稿酬弥补生活和购书之用。十九岁考入华北大学读书。二十一岁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读，至二十五岁。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一直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十多所中学任教，还当过华北大学等高等学校的讲师。他还是名医汪逢春、赵树屏的弟子，兼任过华北国医学院教授。1953年经作家老舍介绍，调入北京市文联工作，直至病逝。20世纪30年代起，以“北京通”(或“北平通”)专栏在《立言画刊》《一四七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介绍北京生活的文章，计有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其中有《北平的俗曲》《北平俗曲录》《北平风俗曲》《风俗曲谭》《岔曲萃存》《岔曲笺注》《北平的评书》《瞽人的艺术》等大量有关北京曲艺的文字，所记见闻都来自实地考察，是研究北京历史和曲艺民俗弥足珍贵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北京的传说》(初集、第2集)、《老北京的生活》等著作。
注67齐如山：《北平的饭庄子》，为金受申著、杨良志编：《口福老北京》的代序一，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68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51—252页。
注69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注70这里讲得不够准确。1951年铁道部投资200余亿元(旧币)，为北方交通大学在西直门外购地千亩另建校舍，将学校从李阁老胡同迁址于此，并在当年即投入使用。1952年，北方交通大学校部撤销，改组为独立的铁道学院。1971年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2003年恢复北京交通大学校名。
注71西直门城楼拆除于1969年5月。
注72张本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厨师，参见下文。
注73白家疃是北京西郊半山区的一个村落，位于海淀区温泉镇。
注74罐儿后头，可能是指水罐儿胡同，今改名为水章胡同，位于德胜门内大街西侧。
注75旧时海淀镇有不止一个冰窖，这里说的是位于娘娘庙胡同西北隅的一个。
注76出生时胎儿裹在肉球里，肉球被划破后才真正出来，民间一般称此种现象为“西瓜胎”。
注77玄烨：《御制畅春园记》，载《日下旧闻考》卷76。
注78司文琴口述中提到的三旗，应当就是雍正十年设置的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所谓“坐落陈府村东、水磨前边”就是今天清华大学所在地。水磨之名，至今仍在。
注79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卷7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214—1215页。并见本书图2所示。
注80《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220页。
注81銮仪卫，为宫廷服务的机构，掌管帝、后车驾仪仗。
注82司女士这里说的三个旗，又说三个旗都是一个旗，指的就是清代内务府的上三旗。按清制，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镶黄、正黄和正白)由皇上统领，上三旗的包衣组成的机构，就是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所以内务府只有上三旗而无下五旗人员。内务府与外八旗是互不相干，互不统属的两个系统。司女士说“三旗都是一个旗”，这只有对清代内务府的体制有一定了解的人才能听懂，她的意思就是这三旗是属于同一系统而与外八旗不同的，这很准确。在下文中，司女士不仅对旗分甚至对顺序都说得分毫不差，这是非常少见的。她所讲内三旗与外八旗的隔阂也非常有趣，是在文献中很难见到的。
注83司女士这里说的，其实是清代八旗挑取马甲的做法。清代八旗男丁年满十六岁(或身高达到标准)即成丁，但成丁必须通过考试，才可挑取马甲，挑取了马甲才可以食粮饷并得到住房，否则便是无粮无差的旗下平民。挑取马甲的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箭三项。司女士的父亲很有可能是通过了这三项考试获取了马甲资格，才可以分到住房。
注84立水桥地区是北京市昌平、朝阳、海淀三区交界处，离亚运村核心区5公里，距离北五环3公里，现在是地铁13号线与5号线的换乘站。
注85司女士这里说得很准确，八旗的人指的是外八旗，镶黄正黄正白是内务府三旗，是两个互不统属的系统。
注86蓝靛厂的蒙古族，是指驻扎于蓝靛厂的外火器营，是京师外三营之一。外火器营八旗中包括有八旗蒙古，司女士指的就是这些蒙古旗人。
注87七间房是地名，今昌平区南口镇有七间房村，不知是否就是司女士提到的七间房。
注88西三旗是地名，位于今清河小营以北，地铁13号线在此有一站。按西三旗系明代军屯遗存的地名，与前面司女士所说三旗(即内务府上三旗)毫无关系，今多有将其混淆者。参见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191页。
注89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二：“京语有极刻薄者……呼浙绍人曰‘臭豆腐’，讥所嗜也。久则并南人皆呼曰‘豆腐皮’。”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46页。
注90这里说的年龄是司女士自己算的，显然不对。
注91《实报》俗名小实报，因其是四开小版。20世纪30年代中叶，不少学人、文士都订阅三种报：天津《大公报》，北京《世界报》，还有就是《实报》。《实报》还附赠半月刊。
注92在晶体管发明前，人们习惯于将那些不使用电源、电路里只有一个半导体元件的收音机统称为矿石收音机，是所有无线电接收设备中最简单的一种。20世纪50年代为百姓家庭普遍使用。
注93即今国际关系学院所在地。
注94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70页。
注95加点的字要重读。大爷指大伯(父亲的哥哥)，大爷则指的是爷爷的哥哥。
注96打横是满族的一种礼节，也叫退步打横，多用于告辞时，主人送出，客人返身退步，两手贴身横行一两步，表示施礼。
注97地名，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西北，今为上地信息产业开发区。
注98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乡的苏三四村，位于海淀区西北部。按苏家坨乡的苏家坨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分为四个生产队，村东的第一、第二两个生产队为一个大队，简称苏一二；村西的第三、第四两个生产队为一个大队，简称苏三四，此称即相沿至今。
注99如果赵女士的奶奶确实是李莲英的姐姐，那么他们应该是汉人而不是旗人，因为清代太监一般都是汉人。
注100这里所谓旗人不扎耳朵眼儿之说，不知出处。史称旗人妇女是扎耳朵眼儿的，但汉族妇女是一耳一钳，旗装则是一耳戴三钳，嘉庆朝选秀女时曾因一些秀女效法汉人的一耳一钳，而受到嘉庆帝严饬。参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17页。
注101老家儿，北京土语，指长辈、父母。
注102温朴即榅桲，是一种果品，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称：“温朴形如樱桃而坚实，以蜜渍之，既酸且甜，颇能下酒。”
注103合婚是民间的一种婚俗，婚前男女双方要交换庚帖，以卜八字是否相配，称为“八字合婚”，民间认为只有夫妻双方的八字五行都能和谐，才能使得婚姻美满幸福。
注104北京旧有“红马上床，家败人亡”之谚，认为姑娘结婚时正当行经是一大忌，极不吉祥。参见王永斌：《杂谈老北京》，333页，但该书所讲不如这篇访谈具体详细。
注105住对月，满族婚嫁习俗，自结婚之日算起满一个月，新妇要回娘家住一个月或数日，届时女家派车来接，新妇返回时要带一些食品及做的鞋袜等赠送婆家尊长。
注106勤是赵女士的乳名。
注107普度寺，也称玛哈噶拉庙，在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多有涉及。最初为清多尔衮时期的摄政王府，位于南池子东侧南宫旧址，南宫在明代时为皇城东苑，明景泰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曾囚禁在此，多尔衮利用了重华宫旧址，摄政王府宏伟壮丽，甚至超过了皇宫。多尔衮被定罪削爵后，该府邸随废。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下令将旧睿亲王府改建成玛哈噶拉庙。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重新修葺扩建。1775年，乾隆将该寺赐名“普度寺”。
注108民国时期呼和浩特曾设立有7所国民小学，有5所位于新城，白女士所上的学校全名为归绥县第二高等小学。
注109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七四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49页。
注110《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3页。
注111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注112哈德门即崇文门，元称文明门，俗称“哈德门”“海岱门”。
注113八角鼓，既是乐器名，也是曲种名，因演唱者手执八角形的小鼓弹奏演唱而得名，其由来说法不一，相传脱胎于八旗军鼓，开始流行于八旗军中，后来传至北京内城，是鼓书、单弦等曲艺的伴奏乐器，广泛用于满洲宫廷与民间。八角鼓也是一门有说有唱，擅长打趣逗哏的曲种，有许多曲牌，唱词一般七至八字一句，内容以传统故事为主，也有的反映了下层旗人的悲欢离合。清朝末年，八角鼓不但深为普通旗人所喜爱，也引起了王公贵族的浓厚兴趣，有人甚至亲自登台演出。
注114亦即摔丧盆，满汉都有的一种丧葬礼俗。丧盆为黄泥烧制，形如浅碟，中有一孔。出殡之日棺木上杠时，由死者之子跪于地上，前置砖一块，将丧盆向砖掷去将其击碎。如死者无子，则由本家后辈找一人代替。
注115按清制，京师八旗马甲的全饷是每月银三两，每年米24斛。
注116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政府与清朝皇室在签订《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等几个优待条件的同时，还签订了一份《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的文件，其中第五条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宣统政记》卷43，民国二十三年奉天辽海书社印行，叶35上)，所以清朝虽亡，八旗兵丁仍然领取了一段时期的旗饷。但往往不能足数，有些地方已是有名无实。
注1171924年(民国十三年)11月，冯玉祥命鹿钟麟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北京故宫，北京旗人的旗饷从此停止发放。此年正是鼠年，胡女士的记忆是准确的。
注118尺牍，本指长一尺左右的木简，后来成为书信的代名词并且出现了收录尺牍的专集，被视为人们撰写书信格式的教科书而被大量刊印，如民国年间面世的《万象文书大全》等，就是实用的尺牍教科书。《万象文书大全》分为30类：喜庆、贺寿、慰藉、唁丧、学界、女界家庭、女界亲友、家书、亲戚、通候、馈赠、叙约、荐举、延聘、劝勉、规诫、信贷、还偿、请托、感谢、允诺、辞却、催索、商业、汇兑、装运、押款、保险、讼事、对联。每类之下列举若干范文，几乎涵括了现实生活的所有内容。至今仍具参考价值。胡女士母亲给她买的尺牍很可能就是这一类，她就是从这里学习给父亲写信的。
注119民国时期在北京各处兴办了一批新式小学，仅在蓝靛厂外火器营就有8所，是在八旗旧有的八处官学基础上改立的，地址均在蓝靛厂西门外，依次称为外火器营第一初等小学堂、外火器营第二初等小学堂……余类推。按当时学制，小学六年，分初等、高等二种，初小四年，结业后入高小，为二年。外火器营也有一所高等小学堂，设于1931年，应该就是胡女士所说的“母校”，而初小应当就是“分校”了。详见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15章第2节，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193—194页。
注120挑活，即北京挑花，俗称“十字挑花”，是以十字形的针法，依据布料的经、纬纹路，绣成各种图案。构图严谨，用色浑厚。北京海淀一带的妇女，素以擅长挑花知名，而尤以蓝靛厂的满族妇女为最。1920年就有外国教会在这里开设燕京工厂从事挑补绣花生产，产品直销国外。北京旗人白友义曾在蓝靛厂设挑补花绣花厂，所创制的北京细工挑花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被誉为“京西工”。除雇用固定工人外，还组织妇女领活计回家生产，按期交活，胡女士所做的“挑活”就是这类。1949年后北京市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最多时曾达20余万人。(参见沙之源、富丽等主编《北京的少数民族》，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143页)
注121这里说的是始建于1906年8月的农事试验场，是中国第一个部属科学研究机构。位于北京西郊今北京动物园所在地，占地一千余亩。内设农林、蚕桑、动物、畜物等科学以及气象观测所。主要工作内容为土壤化学分析，肥料分析与化验，谷类与饲料化验，农作物栽培试验，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气象观测与天气预报等。
注122活泛，北京土语，即灵活、机变之意。
注123横是，北京土语，即“也许是”之意。
注124指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国家发给居民的副食补贴。按规定，每人每月补助人民币7.5元，食牛羊肉的民族为9元。满族因习惯食猪肉，所以与汉族的标准一样，蒙古族则为9元。该项补贴已于1998年取消。
注125这里指的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识别工作重新开启，在全国兴起的一场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浪潮。1981年11月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据[81]民政字第601号的颁布，更使这个浪潮达到沸点。据当时官方报道，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数已达500万之多，并有260万人得到了恢复和更改，其中从汉族改报满族的，所占比例尤高。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民委和公安部于1989年11月15日联合发出《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1990年国家民委又发出《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民委政)字[1990]217号通知，对公民确定民族成分问题做出若干条规定，其中第二条为“个人的民族成分，只能依据父或母的民族成分确定。”第六条：“原来已确定为某一少数民族成分的，不得随意变更为其他民族成分。”第七条：“凡依照本规定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需经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报经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审批后，方可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手续。”更改民族成分的浪潮方告终止。胡女士这里指的就是此事，唯时间不尽准确。
注126据现在规定，居民年满18岁就不得再更改民族成分，18岁以下的，可以根据父母的民族选择民族成分。又按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公室规定，凡少数民族学生，高校可降低10分录取。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办公室规定，高中可降低6分录取，这便成为很多家长将子女改成少数民族的原因。
注127八旗兵饷分两种，一种是银，一种是米，详见前注。月食三两饷银的是甲兵，也称马甲，食一两五钱粮的则是步甲或养育兵。
注128旧时当铺有两种，一种是领了当帖的正式当铺，一种是未奉官的小押当。小押当由于没有官府开具的“当帖”，正式当铺的当票是有信用的，小押当最近似于借高利贷、放阎王账的人，在当时也不算规矩生意。正式当铺不敢收的东西，小押当利钱重，敢收。由于小押当本钱少，当利重，常把三分半、四分利押在它那里的东西，再转送大当铺中当出去，它利用别人的东西，当铺的本钱，从中倒手之间，稳赚一笔干利，这在当时就叫作“转当局”。参见邓云乡：《红楼识小录》“死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所以如果略贵重些的物件，胡女士的母亲都会自己直接到海淀的当铺去当，为的就是免受这种非正式的转当局盘剥。
注129北京地区供奉碧霞元君的庙宇主要有五顶，位于蓝靛厂的这座是西顶。旧址为明正德朝创建的嘉祥观，明朝曾几次重修。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再次重葺，五十一年(1712年)改名广仁宫。庙坐北朝南，有山门、前殿、工字殿、后殿及藏经楼，殿宇多为硬山调大脊式，绿琉璃瓦顶，黄琉璃瓦剪边，富丽堂皇，壮丽恢宏。西顶以庙会而闻名。相传农历四月十八为碧霞元君诞辰，西顶庙在每年旧历四月初一至十八，办有庙会。自明代起，北京人即有赴西顶进土的风俗。清代每届庙会朝廷还特派大臣拈香，为各顶所无。清朝光绪初年西顶庙毁于火灾，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皇帝重修行宫。西顶至民国时仍基本保存完整，但已甚为衰败。1949年后庙址曾被疗养院和福利工厂占用。改革开放后原本偏远的蓝靛厂也逐渐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关注的焦点。世纪金源购物中心落户蓝靛厂以后，曾规划在这里修建一个地下停车场，西顶面临被拆，后因海淀区人大代表和有关人士的呼吁而幸得修复保全。
注130合婚是满汉都有的议婚习俗，按旧俗，男女需“命相”相合才能成婚，所以在结婚以前，要由男女两家与媒人请占卜者根据男女二人的“八字”推算其是否“犯相”“相克”以及对双方父母是否有碍，以定吉凶。如吉即可成婚，不吉即作罢或经破凶化吉之后再成婚。
注131订婚习俗，也为满汉兼有，议婚双方若经“相看”“合婚”之后均无异议，男方长辈就要宴请亲友或携少量定礼送至女家。如女家收纳并对来人以礼款待，就表示允婚。
注132关慧英插话：“我妈也是十九结婚的。我家还剩一张我妈19岁结婚的照片，我真拿它当宝贝。‘文革’时照片都烧了，就这张我搁到米坛子里，上面是米，底下就是这张照片，包好了，折了，后来我妹妹都给对上了。”
注133关于旗民不通婚的问题，胡女士的说法与清代文献的记载相符。据清道光二年(1822年)《户部则例》：“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若民人之女与旗人联姻者，该族长佐领详查呈报，一体给予恩赏银两。如有谎报冒领，查出从重治罪”(卷一，道光二年刊本，27页)，该项规定亦可见于《清宣宗实录》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之中。这一规定到同治朝以后开始放宽，据同治十三年(1874年)《户部则例》：“在京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卷一，29页)，比此前多了“在京”二字，但具体到蓝靛厂外火器营，由于属京旗，不准嫁与民人的规定还是不变的。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42—344页。
注134“老营房”指的是圆明园护军营的镶蓝旗营房，位于颐和园南的长河西畔，所谓“老营房”是与后置的外火器营营房的设置年代相比较而言。胡女士这里说“先盖的老营房，后盖的火器营。老营房是健锐营的”，在营房建立的时间上是对的，但老营房并不是健锐营的营房。胡女士提到老营房也就是圆明园护军营的营房要好过火器营的营房，是很有意思的。
注135关慧英插话：“她说的这些东西我都见过，过去硬木八仙，硬木条案我家全有。1945年我母亲死时穿的那花盆鞋有一拃高，我妈的花盆鞋，有高底的，圆底的，还有齐头的。”
注136夸栏，系满语kūwaran，在这里指圈、圈子。
注137家生子儿。清代旗人家内的奴婢，成分颇为复杂。有的是早年跟随主人进关的“陈人”的后代，也有的是用“红契”(经过官衙注册加盖印章的卖身契约)买得的奴仆。他们不仅自己终生为奴，而且按清廷的规定，家生奴婢，世世子孙皆当永远服役，子女也不得赎身，称为“家生子儿”。
注138关慧英插话：“我家也有看坟的，坟地在现在的亚运村，就是安定门外，一个人五棵树，坟地正好到我六哥那儿，我六哥要死了就有五棵树，都种好了那树，老远看去啊特别好。”
注139北京旧俗，某人病故停在床上，就请阴阳先生来批“殃榜”，上写故者生卒年月，何时入殓，何日出殡等。
注140赵书，满族，亦系蓝靛厂外火器营旗人后裔，现为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撰有《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2辑，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等文章。
注14120世纪50年代初曾将所有民办私立的各种办学形式全部取消。参见拙著《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页。
注142蓝靛厂清真寺也是一座古寺，见1987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叶哈亚·林松：《重修京西蓝靛厂碑记》：“蓝靛厂古寺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清嘉庆中暴雨成灾，殿宇坍塌，有丁、马、张、杨、李五姓教民倡捐募化，于壬申年修复，道光庚寅、光绪乙酉，民国戊辰暨丁丑诸年，邨中乡老或献房，或捐地，或资助，又迭。经修缮扩充，既有实物做证，更有碑文可稽。”(转引自佟洵：《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第四部分“北京清真寺碑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52页)
注143山东回族的农业经济，据有关专家研究，是从明代常遇春在山东建立军屯开始的。常遇春部下较多回族，从此，济宁、泰安、德州、聊城、惠民等地，形成了许多回族营，即回族农业村落。现今的五营、六营、大营、小营、前营、后营、刘家营、马家营等都是当时军屯的军盘(参见杨珍《历史上的山东回族经济》，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从中可窥见金家祖上的由来。但该文称“为安排‘达子兵’(即长期过着军屯生活的回民)的家眷，在德州卫(今平原)专设了回民村——达官营，以供农耕”则值得商榷，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外城编”满恒亮口述中有关“达官营”的注释。
注144蓝靛厂镇的德源成米面油盐店开业于清末光绪年间，自制的酱菜和干黄酱在北京西郊一带非常有名。上篇附录《我这一辈子(我的幼年时代)》初稿之八“‘外火’的商业区”中对这家店铺也有叙述。
注145金女士将该村称为“馒村”。按该村今称门头村，馒头村是明代的称呼。村中居住有满、回、苗等族，是京郊一个著名的少数民族村落。
注146西贯市位于北京昌平区阳坊镇，历史上就是回民村，村民多为李姓。据民国时夏仁虎《旧京琐记》记：“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颇驰名于北方。两宫过，迎而进食，甚具备。命其子侄随扈以西，各予五品官。殆亦等于滹沱麦饭矣。”(卷七“时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2页)标局即镖局，清朝时北京号称有八大镖局，其中西贯市就占了两个，即东光裕和西光裕。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8月14日京城陷落，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所到第一站就是西贯市，这就是上述夏仁虎所记之事由来。关于这段历史，西贯市村民中流传着诸多版本，金女士所讲只是其中一种。详见下面“京北回族第一村”中专门对西贯市村民所做的访谈。
注147这话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完全是按音记下来的。《三字经》里有“周辙东，王纲堕，逞干戈，尚游说”之句，讲的是周室衰微后诸侯并起互争雄长的那段历史，金女士之父很可能引用这段话来形容儿子反抗老子之事，所以应该是“逞干戈，尚游说”而不是“尚游父”。
注148“粮食过关”指的是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因政府将“以农业为基础和尽快争取粮食过关”作为当时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口号，所以人们将这一时期简称为“粮食过关”。
注149金女士的父亲这里引用的，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故事：“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注150金女士这里所述属实。1957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本市在店员和手工业社员中不再划右派分子，金女士之父因此而逃过一劫。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11页。
注151“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政策，主要精神是放宽国家对经济的统制。
注152压腰钱，一说就是长辈送给晚辈的压岁钱。
注153清朝巡抚是从二品。
注154板井，村名，位于西郊四季青乡东部。
注155一贯道起源于明清时期，属于五教合一的多神教。
注156蓝靛厂有清真寺，见上文。但金女士这里指的不是清真寺，而是位于蓝靛厂的道观广仁宫，亦即西顶碧霞元君庙。
注157色俩目：意为“和平”“平安”“安宁”。伊斯兰教徒相互祝安和问候的用语。
注158俩一俩海：这是清真言的头一句，即al-Kalimahal-Tayibah的音译，汉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
注159出散(Sadaka)：即施舍。指伊斯兰教徒以自己财物的一部分自愿捐助贫穷和有需要的穆斯林。
注160《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68，叶9下。
注161周家楣等纂：《光绪顺天府志》卷8《兵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44页。
注162吴女士这里所说的八旗顺序有误。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是由皇帝亲统的旗分，为正黄、镶黄和正白，下五旗是由亲王、贝勒分统的旗分，依次为镶白、正红、镶红、正蓝和镶蓝。
注163“顶子”是区别清朝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四品官的顶子是青金石的，俗称暗蓝顶。
注164吴女士这里提到的祖父与父亲不同姓，其实是旗人取名的特殊习俗，即以名为姓。旗人所属的氏族，满语称hala(哈拉)，亦称老姓，但通常不带在名字中，叫作“称名不举姓”，譬如某人的哈拉是钮祜禄氏，名常连，则人们都称他为“常连”，而不是“钮祜禄·常连”。辛亥革命后旗人纷纷改汉姓，常连的后人有些就会以常为姓，而不再姓钮祜禄，如果常连的儿子名常寿生的话，他的儿子又以名为姓，就姓寿，所以有一代一姓之说。吴女士家的情况就是如此。
注165典史，为清朝地方州、县的属官，未入流。有的县不设县丞、主簿，典史也可兼行县丞、主簿事。
注166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伯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省长、山西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等职。从辛亥革命开始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中国台湾，1960年病逝于台北。
注167吴女士之女插话：“我的继奶奶对父亲并不好，所以她那几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只有我父亲上的是财贸专科。我小时唱‘小白菜’，我母亲就不让唱。”
注168停战，指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注169妇女联谊会：1945年7月15日，以李德全为首的重庆各界100多名妇女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参加的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妇女300多人。联谊会共有理事26人，理事长为李德全，刘清扬、倪斐君、张启凡分别任正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这个团体的骨干分子分赴各地，先后建立了北平、上海、南京、重庆、香港5个分会。
注170杨钟健，古地质和古人类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西四兵马司9号即该所所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辞编译局局长，专任该院所直属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79年病逝于北京。夫人名王国桢，1930年为北师大历史系学生时与杨钟健结婚。
注171指清朝特有的选秀女制度。选秀女的目的，是为皇室子弟挑选配偶，其具体做法：“顺治年间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行文八旗二十四都统、直隶各省八旗驻防及外任官员，将应阅女子年岁，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都统，汇咨户部，户部奏准日期，行文到旗，各具请册，委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母兄弟之妻，送至神武门，依次序列，候户部交内监引阅，有记名者，再行选阅，不记名者，听本家自行聘嫁，如有事故不及与选者，下次补行送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叶11上—12下)秀女只限于在八旗中拣选而不涉及汉人。由于最初所有的八旗女子必须经过选取秀女之后才可嫁人，所以清代旗人中有未出嫁的女儿不磕头之俗。
注172宋会强先生与下面周桂芳口述中提到的李富强先生一样，都曾是我丈夫的学生，所以都称我为师娘。宋先生本人就是福缘门村人，而且从他父亲起就是这村的老住户。这里也对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注173赵珩先生有一篇文章：《圆明园被焚烧劫掠之后》，也关注到圆明园被烧之后的问题。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整理清宫太监信修明所著《清宫琐记》手稿时，发现里边有一些关于圆明园的记录。其中提到当时负责圆明园废墟看管的总管太监名叫殷福寿，粗通文字，面貌滑稽，但却忠于职守，对园中守护看管尚能尽责。又提到：“庚子之前，圆明园的守卫其实形同虚设，加上四周垣墙多有颓败之处，根本无法阻挡各色人等入内。当时除了守军、太监等监守自盗外，还有大量盗匪、不良游民和附近百姓来此挖掘哄抢，就连建筑周围的荒土都不放过。专有来此盗掘的，被称为‘筛土贼’，并有谚语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能从荒土中发掘园中文物者也或有之……据宣统时清宫档案记载，每天装运出园的石材木料就有二三十车之多，更有甚者是在园中开办炭厂，将不值得运走的木料和树木烧成木炭出售。民国以后徐世昌、王怀庆等人都曾大规模地运走园中石材，移作它用。”又称：“自庚子以后的大规模破坏又持续了二十余年，但凡园中的地砖、屋瓦、墙砖乃至于椽材木料甚至金属附件，只要是可以利用之物，皆荡然无存。周边百姓的建材原料都能就地取之，俯拾皆是。1940年日本占领时期，圆明园内被大量开垦，农民平山填湖，种植水稻。”“我想，在永远铭记外国侵略者带给我们的历史伤痛之时，圆明园被焚烧后这近百年的持续性毁灭，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可惜赵文篇幅太短。但可作为本篇口述的背景和参照来看。(载赵珩：《旧时风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78—281页)
注174这里提到的殷总管很可能就是前注中赵珩先生引《清宫琐记》中所说的总管太监殷福寿，可见这些传说确有一些依据。
注175这句话出自毛泽东之口，是由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的。
注176这里指的，是从2004年开始的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在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中铺防水膜一事。此举曾遭到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质疑，问题集中于这种做法是否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等方面。最终结果不详。
注177北京大学西门内教学楼前的一对华表，原坐落于圆明园西北角上的安佑宫(即乾隆圆明园四十景中“鸿慈永祜”)前。1925年年初，燕京大学翟牧师私拆华表，守园太监和当地警察劝阻无效。目前仍耸立在北大校园。
注178都是圆明园内外的村落名。其中一亩园位于圆明园正大光明门东南侧，清代曾是皇帝亲耕的“籍田”。每年春天帝后出园来此举行亲耕之礼，至嘉庆道光年间帝籍之礼渐废。树村原为圆明园八旗中正白旗的兵营。北宫门是颐和园北门，后渐成村落，与上地村一样属于汉人的聚落。
注179鸿慈永祜又称安佑宫，是皇家祖祠。位于圆明园西北隅。仿景山寿皇殿建造，为圆明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殿内中为康熙帝神像，东为雍正帝，西为乾隆帝。殿门前为两道琉璃牌坊，各有华表一对。北为紫碧山房。
注180选自刘阳：《三山五园旧影》，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注181王懿荣(1845—1900)，字正儒，一字廉生，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中国近代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爱国志士。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泛涉书史，尚经世之务，嗜金石，为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投井死。
注182鹿传霖(1836—1910)，字润万，又字滋(芝)轩，号迂叟。直隶(今河北)定兴人。清朝末年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鹿曾募兵三营赴山西随护慈禧、光绪帝到西安，被授两广总督，旋升军机大臣。二十七年(1901年)回京后兼督办政务大臣。宣统嗣立，鹿与摄政醇亲王同受遗诏，加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历任体仁阁、东阁大学士，兼经筵讲官、德宗实录总纂。
注183“廓然大公”亦叫双鹤斋，在福海西北隅，平湖秋月之西。占地3公顷，是福海景区中一处最大的独立园林。
注184南皮、献县和高阳三处都位于河北省，三地距离不远。其中，南皮、献县今都属于沧州市。
注185王怀庆(1875—1953)，字懋宣，河北省宁晋县凤凰镇南塔庄人，北洋直系老将。1922年到1926年期间任过京畿卫戍总司令。民国成立后，清皇家园林颐和园被北洋政府收回，王怀庆却私下将颐和园又还给了清室。
注186东阿属山东省聊城，南皮属河北省沧州，聊城和沧州虽然接壤，但东阿和南皮并不毗邻。
注187这里说得不够清楚，圆明园护军营中的正黄旗驻肖家河，肖家河南的河是清河，清廷于清河的南北两侧所建的河南新营、河北新营都属于正黄旗。
注188五营是明朝军队的编制。据《明史》，明迁都北京后，京营有72卫，并建立五军营、三千营及火器部队——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总称京军三大营，由皇帝派内臣提督各营。平时，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负责巡逻，神机营专掌火器，战时则随驾亲征。明代京营制度，后来经过多次改革，到嘉靖年间仍恢复三大营建制，只将三千营改称神枢营，设总督京营戎政(武臣)和协理京营戎政(文臣)统辖。至于清朝在圆明园设立的，是八旗护军营，清雍正二年(1724年)于圆明园周围建营房8所，选在京八旗护军3000名、养育兵96人别组成营，八旗各设营总1人、副护军参领2人、署护军参领4人、护军校10人领之，本书司文琴口述中有详述。八旗制度是清朝从辽东带入关内的一项集军事、行政和生产于一体的独特的制度，圆明园八旗护军营是八旗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从明朝兵制衍化而来，当地旗民虽然将其称为“营子”，也不过是兵营之谓，与明朝的京营毫无关系。
注189关于骚子营(哨子营)，当地人与对此地感兴趣的文化人等，众说不一，兹引白鹤群先生在《老北京网》(www.obj.cc海外版)上发表的《香山脚下话旗营——圆明园护军营》一文为参考：“与圆明园护卫有关的还有一哨子营，哨子营属正黄旗旗营管辖，哨子营全部由蒙古籍骑兵组成，昼夜巡视圆明园园垣。其马圈在今国际关系学院处。由于蒙古八旗的食宿与地域与当时的汉人有一定的差别，时居大有庄、坡上村的汉人习称这些哨子骑兵为‘鞑子’，所以此营汉人称之为鞑子营。对于在昔日飞扬跋扈的朝廷兵丁，平民的恶感仍不得发泄而称之为‘骚鞑子’。今日仍有地图、标志牌及世间口语称‘哨子营’为‘骚子营’或‘鞑子营’……现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清兵部左侍郎禧恩的奏折，就说明了哨子营的性质和维持当地治安的作用。”
注190关于东北义园，可参见2011年11月21日海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东北义园”有关情况的报告》(海政报〔2011〕31号)：“东北义园”(又名西静园公墓)位于清华西路以北，圆明园公园南侧，占地面积约90亩，隶属市民政局。九一八事变后，经张学良先生等人倡议，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拨款购地筹建“东北义园”，用于安葬客死他乡的东北籍人士。原有土地384亩，由办公区及四个墓区组成。“东北义园”始建于1935年。新中国成立后设东北义园管理委员会，1993年更名为北京市西静园管理处。1960年，经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划归市民政局管理至今。由于历史变迁，现分为东、西两园，相距1公里左右。东墓区有老墓2600余座；西墓区除850座老墓外，后建骨灰墓2000余座，骨灰墙安置骨灰250余份。“东北义园”先期安葬了于凤楼(张学良前妻于凤至胞兄)、王家桢(原国民党外务次长、张学良对日关系顾问)等当时的著名人士，后中国科学院院士邢其毅、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等20余位科技界、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何鲁丽、万国权等领导同志的亲属相继安葬于此。亡人家属身份复杂，涉及全国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等。与王佟生先生这里谈到的基本一致。
注191“东北义园”原来分成东、西两个园子，达园在两个园子之间，位于海淀镇北1公里，原是北洋军阀王怀庆(见本篇访谈前注)的私家花园，故俗称王怀庆花园，始建于民国初年，是京郊私家园林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注192《海淀区志》第二章“境内驻军”，342页。
注193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王春茂口述。
注194周桂芳女士是由李富强先生推荐给我的。李先生的父亲与周女士是多年的邻居与同事，所以李先生喊她姑姑。此次访谈，李先生与他父亲也在周女士家坐了一会儿，旋即离开，这段插话是在他们离去之前讲的。李先生的父亲也是当年从山东顺运河来到北京，但时间较晚，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了。
注195周女士这里说的，与蒋效愚、李凤玲主编的《京畿丛书·朝阳》(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81页)一书所说完全相合，按该书称：“高碑店第一代蓄养小金鱼儿的是周家。其实，早在漕运时，周家便养起了小金鱼……当时一条小金鱼可卖一二串钱，也就是一二十外小铜子……当时整个三闸南岸小金鱼池一溜溜好几十个，到60年代还有30多家小金鱼养殖户。”
注196窝棚并不是固定的，随处有鱼，随处挖坑捕鱼卖，就随处搭起窝棚。
注197东坝在朝阳区东北部，现在是东坝乡所辖的一个自然村。
注198老妈作坊，也称老妈店，旧日称保姆为“老妈子”，老妈店是给人介绍保姆的地方。
注199这里说的是我国旧时表示数目的一种方式，称“苏州码”，也叫“草码”。多用于中药方子、裁缝店、五金店铺、屠宰场等的经商场合，和苏州并没有直接关系。与123456789相对的是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ㄆ。
注200放定是旧日婚礼程序，有放小定和放大定。放大定意味着男女双方联姻已成定局，男方要向女方送彩礼。
注201这里的意思是说西苑街道一带流行天花，所以周的父亲让孩子们留在窝棚，不让他们到西苑这边来，但他们还是来了，结果真的就被传染了。
注202海淀西苑有一座集中营，由日军宪兵苏生队(代号为1417)把守，四周围墙高筑，电网密布，戒备森严。据当时人回忆，到日本投降时，这里关押的2600多人，只剩下240多人，活下来的不足十分之一。载《海淀区志》，352页。
注203关于肖家河、大有庄、骚子营，可参见前面赵颐口述。
注204这里所说的阅武楼原在西苑内大校场，1958年公社化时将楼基城墙砖拆走，修建生产队食堂。
注205李墨林在“文革”前是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副主任，北京市有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文革”期间受残酷迫害，于1975年去世。
注206有关西苑的史料很少而且大多并不可靠。据王彬、徐秀珊编《北京地名典》称，“西苑则说法颇多，一、明清朝称中南海为西苑，同字不同地。二、康熙时称畅春园为西苑。查慎行曾多次在此供职，曾有《赴西苑马上》《西苑值庐》《西苑送春》等诗词。三、畅春园西侧村镇也称西苑。即此地。”民国八年(1919年)一份公文标题是《西苑俘虏收容所收容德奥俘虏情况》，“前门车站一车至清华园下，分驾汽车。其后，兵等列队步行到西苑收容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六日在海淀西苑竖立《西苑驻军公墓碑》，“万福麟撰，张伯英正书，李月庭刻。1937年被侵华日军占据，并建兵营。”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后，利用西苑原兵营作军营，驻以重兵，同时把其中东北角一处营院作为关押战俘的集中营。1949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这座兵营里开办。西苑今为中直机关所在。
注207据《海淀区志》，当年西苑的三道街、阅武楼一带买卖尤盛，有“营市街”之称。慈禧六十寿辰时，将路南街巷赐名为同庆街。(502页)
注208福缘门原是圆明园的一个门，后来形成一个村落，详见上篇李中信、陈克明口述“圆明园变成废墟之后”。
注209高女士这里的记忆很准确。史载，七七事变后，7月28日清晨，16架日本飞机在西苑29军兵营投下32颗炸弹。
注210玛哈噶拉庙，即普度寺，详见本书中赵颐口述的附录。
注211寒山，即圆明园的紫碧山房，位于圆明园西北隅，此处地势较高，又广叠山石，是圆明园最高的地方。一说是西部昆仑山的象征。1860年圆明园被烧后改称寒山。参见本书王佟生口述。
注212所谓“圆明园被占”一事：2000年8月1日北京第81次市长办公会议曾做出一个将圆明园建成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9月国家文物局对此规划做出批复与修改。决定于2000年分两期对分布在圆明园遗址范围内的近30个居民点共615户居民进行拆迁。到2000年年底，全部住户均已迁出。
注213这里指的是放小定，男方要送女方首饰四样：戒指一个或一对，镯子一对，耳环一对，项圈一个和衣物等。
注214装裹，死者所穿殓衣的俗称。
注215一贯道于1937年传入海淀地区，1937年汪伪政府外交部参事、一贯道创始人张光璧先后派姜毓德、张五福从山东来北平办道，在香山德贵菜园设立佛堂，称贯一坛。1948年先后在香山煤厂街、买卖街、四王府、普安店、南辛村、牛录坟、正白旗、佟峪村、海淀黄庄、北安河、青龙桥、六郎庄等组建分坛78个，发展中小道首1635人，道徒2万多人。1950年12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布告，海淀处决道首23名，逮捕82名，管制97名。取缔工作从1950年12月18日开始，到1951年2月结束。(《海淀文史选编》第七辑，政协海淀文史)又按，北京市取缔一贯道的工作是1951年3月宣告基本结束的，据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自1950年10月以来，共逮捕首恶分子381人，登记点传师、坛主、三才6158人，声明退道的道徒178074人，封闭道坛1283处，但未公布处死人的数目。见《当代北京大事记》40页。
注216所谓“不吃闲饭”的说法出自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讲甘肃会宁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之事，企图在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进而将城市居民也动员到农村去。高女士这里所说的凑钱办厂之事在这之前，不过是借用这一说法而已。
注217阳坊镇辖10个行政村，西贯市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名东贯市，就是汉民村了。
注218在西贯市清真寺内的文物陈列展中，列有“阳坊西贯市村清末庚子护驾获封赏人名录”，共计26人获得封赏。
注219黄先生这里讲的白羊沟，在明代建有白羊城，此城与位于它西南的长峪城，还有黄先生这里提到的河北怀来县的镇边城，均属长城的关城，并称为北京的“边关三城”，是明代京师防御的重要隘口，战略位置十分险要。白羊城到阳坊，是当时的进京要道，所以确如黄先生所说，阳坊是兵家必争之地。
注220据乾隆二年(1737年〖DK〗)《重修礼拜寺碑记》称，西贯市清真寺始建于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当时名为“灌石村清正礼拜寺”。
注221这里说的鹰嘴山，位于今解放军防化学院院内。黄炳成先生所说的村约内容如下：“此志书(即《昌平县志》)所载驻跸山也。其石如垒，其色如墨，迥异于群山，为千古之神岭，万载之奇观。故从古至今，无不景仰，殊不闻有破坏此山者矣。前因石匠崔均私行开打，唯利是图，经两村人知觉，公同理阻，悔过受罚，焚香祈祷，勒碑晓众，永远禁止，并令崔均看守。嗣后如再有故违者，两村公同送官究处，特为之志。以垂永久不朽。云尔。西贯市村、羊坊镇公立。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一日立。”可知此公告立于清光绪朝而非民国时。
注222海里凡，指清真寺内的学员。
注223明朝推翻元朝的过程中，回族将领做出了突出贡献。明初一直流传着十大回民保国的佳话。在回族将领中当首推常遇春，至今在北京穆斯林中仍然传诵着他带兵北伐蒙元、平定中原的事迹。明朝的建立有赖于常遇春、胡大海、华云、丁德兴、沐英等回族将领的奋战。“因为明和西域各国关系的密切，明廷对于伊斯兰不能没有相当的知识。同时，又因为太祖开国、成祖定位的时候，都得到回族很大的助力，所以对于回族也不能不表示一些好感。于是，回族有了敕建的寺，并且有了某帝某帝暗中信教的传说。但是一方面待遇甚优，另一方面限制得也严……”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66页。所谓“某帝某帝暗中信教的传说”可能便与朱元璋有关。
注224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张。
注225按述者这里有误，“忠输亲上”匾额是光绪写的，慈禧写的是“灵感昭著”。参见本篇访谈者按。
注226李恩涛(1876—1936)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很多传说都称，当年慈禧西逃至西贯市时，村中出面接待她的那位族长，就叫李恩涛。杨巨川也是由他举荐来给慈禧当保镖的。但在这里李守勋与黄炳成二人均未提及此事。又按，该村清真寺内的展览中有对李恩涛的详细介绍，应该是出自知情人之手，除谈到他在慈禧西逃时的作为之外，还称他是新西光裕的创始人。并说他善使八尺白蜡杆大枪，所以也被称为“大枪李恩涛”，可与这里李先生的描述参照来看。
注227伊斯兰教教法对穆斯林的婚姻问题有许多详细的说明与规定，在《古兰经》里也有明确的阐述。伊斯兰教教法认为男女结为夫妻不仅是他们的个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家庭、社会以及人类延续的重大问题。因此，伊斯兰教反对独身主义，主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主张具有婚姻能力的穆斯林都要结婚，禁止具备条件者不娶不嫁。穆罕默德曾经说过：“青年人哪，你们当中谁有能力结婚就当结婚。”为了家庭与社会的稳定，伊斯兰教教法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可以自由选择，而且要在自愿的原则下结婚，即使家长或监护人也不能干涉与强迫。穆罕默德对此也有具体的论述：“未获姑娘同意，不能娶她。未获寡妇同意，也不能娶她……无论寡妇与处女，没其许可，别人不得做主缔结婚约。”伊斯兰教主张婚权由穆斯林男女双方自己决定，父母有选择之责，无包办之理。(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宗教文化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435页)
注228岔道，即今延庆县岔道村，位于八达岭长城西北1.5公里处。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此建城，是八达岭第一道关隘。民国以后岔道城演变成为村落。
注229马鸿逵(1892—1970)，清末明初著名回族将领马福祥(1876—1932)之子。马福祥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曾率军担任两宫侍卫，随慈禧西逃西安有功。马鸿逵1933年任宁夏省主席，有“宁夏王”之称。1949年赴中国台湾，后来长期居留美国，1970年病逝于洛杉矶。
注230成达师范的建立，是一种改革回族的经堂教育、开创伊斯兰现代师范教育的尝试。创办者为马松亭阿訇。该校1925年于山东济南成立。1929年迁到北平，抗战时期一度流散，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北京。地点在东城区东四清真寺后院。
注231应为西北公学，创办者为孔绳武、马松亭、马福祥、白崇禧等人。成立于1928年，名北平清真中学。1931年改为西北公学。
注232豁的意思，就是把地开成垄，然后将种子播在垄中，庄稼长出来后便于锄草施肥管理，而黄先生的父亲因不会种地，把种子撒得到处都是，日后庄稼长成，人便无法进去。
注233这里指的是“文革”即将结束前夕的1976年，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等人在辽宁农村推广所谓“哈尔套大集”经验，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指取消农民自留地，禁止农民养鸡、养猪、卖鸡蛋等措施。
注234“文革”期间邓小平被当作“走资派”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1973年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实行了一系列纠正“文革”错误的措施，这里指的就是这一段。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7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打倒。
注235北京各个清真寺的管理机构由寺务和教务两个部分组成。清真寺产权归集体所有，寺里的财政和一切日常事务都由民管会管理。民管会主任和成员由穆斯林推举产生，主任一般由德高望重的乡老担任，并且按照一定的年限进行改选。清真寺内经济收支、物品的保管、清真寺建筑的维护与修缮，以及教长聘任等项事务皆由清真寺民管会负责与管理。
注236沙河镇位于北京昌平区。从八达岭高速公路经过沙河时即可看到这座清真寺。
注237 西贯市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也几经反复曲折。据1957年北京市委的报告称，“昌平区曾经发生过不尊重回族自治权利的事情。该区西贯市村有420户，1600多人，其中回民350户，1309人。1953年普选时建立了自治乡。1956年2月并乡工作中，昌平区人民委员会没有与回民代表人物充分协商，也没有在回民群众中进行解释工作，就把这个自治乡与阳坊等5个乡合并。合并后对原有自治乡干部的安置也不够妥当。最近昌平区委对这一错误已经做了检讨。”但1958年“大跃进”，又出现反复。见《中共北京市委对市委统战部关于昌平区西贯市村回民工作问题调查报告的批示，1957年1月10日》，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45—49页。
注238查拳是回族人最喜爱的拳种，创始人名查密尔。查拳以弹腿和其他腿法为主要内容，弹腿是查拳的基本功，故有“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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